技术变革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陈维宣（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王海宁（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绪亮（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原文标题：《技术变革与收入分配的实证考察：我们正迈入库兹涅茨曲线右半段？｜企鹅经济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底，中国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如图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即2010年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到2020年下降至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人民币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1]。

全面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充分不均衡的基本特征，以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为代表的三大差距对共同富裕形成重大挑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得不高度重视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一、中国收入分配三大差距的经验考察

1. 收入差距维持高位但稳中有降

在评估社会的收入差距大小时，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以基尼系数进行衡量。如果基尼系数越趋近于0，表明收入差距越小或收入分配越平等；如果基尼系数越趋近于1，则表明收入差距越大或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虽然目前仍然没有基尼系数的最优标准，但是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建议，通常以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当基尼系数在0.3—0.39之间时表明收入分配相对合理，0.4—0.59则表明差距较大，而当基尼系数大于0.6时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由于样本选择和测度方法的差异，不同机构对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通常存在一定的差异。图2列示了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和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

根据WID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明显的两个阶段，分别是从1978—2004年和2005—2019年。在第一阶段，中国基尼系数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中，从1978年的0.380上升到2004年的0.546，1985年时跨越国际警戒线；在第二阶段，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55—0.57的区间内波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时间序列相对较短，2003—2019年间基本维持在0.47—0.49的区间内波动，并且近几年来从2008年的0.491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0.465。

综合来看，WID的测算结果相对国家统计局的较高，这可能是因为WID是以税前收入为基础；无论是基于WID或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都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阶段，但是近几年来略有好转。

除了对基尼系数进行分析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考察来检验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

如图3所示，中国的劳动报酬随GDP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从1978年的1723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402439亿元，同期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三阶段特征。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的上升时期，劳动报酬份额从49.76%上升到53.77%；第二阶段是1985—2007年的下降时期，劳动报酬份额从52.98%下降到39.74%；第三阶段是2008—2017年的再度上升时期，劳动报酬份额从43.18%再次回升至47.51%。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先经历了短暂的优化时期，但是此后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恶化阶段，直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恶化现象才开始逐渐得到扭转。

比较印证图2—图3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而升高，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而降低。绘制基尼系数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的关系图，如图4所示，中国基尼系数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反向关系，这就说明，在收入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将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2.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我们以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和城乡收入消费比三个指标来考察城乡差距的变化。公式如下：

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之间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城乡收入比越高，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城乡消费比衡量城乡之间人均消费的相对差距，城乡消费比越高，说明城乡消费差距越大。

城乡收入消费比衡量城乡之间单位收入的消费意愿的相对差异，城乡收入消费比越高，说明城乡消费意愿差距越小。

三个指标均以1为分界线。当城乡收入比或城乡消费比大于1时，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或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反之，则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或消费水平低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消费比则略有差异，虽然该指标也以1位分界线，但是当城乡收入消费比大于1时，说明农村居民的单位收入的消费意愿高于城镇居民；反之，则说明城镇居民的单位收入的消费意愿高于农村居民。

如图5所示，中国城乡差距经历了波动起伏的变化。从消费差距的角度来看，中国城乡差距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变化。第一个周期是1952—1977年，中国城乡消费比先是从1952年的3.29倍扩大到1959年的4.32倍，随后又下降到1971年的2.38倍，此后又逐步扩大到1977年的2.90倍。第二个周期是1978—2020年，城乡收入比先是从1978年的2.83倍下降到1983年的2.17倍，此后又扩大到2000年的3.64倍，随后下降到2020年的2.12倍。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收入对比也都经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城乡收入比先是从1978年的2.56倍下降到1983年1.82倍，此后又逐步上升至2003年的3.12倍，然后下降到2020年的2.56倍；城乡收入消费对比也从1978年的0.91下降到1984年的0.83，随后短暂上升至1989年的1.00，然后又逐步下降至1999年的0.75，此后逐渐上升至2020年的1.21。

综合城乡差距的三个指标来看，第一，城乡消费比和城乡收入比仍然高于临界值1，表明城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高于农村。第二，城乡消费比和城乡收入比分别在2001年和2008年开始逐步下降，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逐步减小，尤其是城乡消费比在2020年下降到2.12的历史最低水平。第三，城乡收入消费对比从2011开始逐步回升，并且在2016年超过临界值1，表明农村居民单位收入的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再次验证了城乡之间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同步缩小。

3. 区域差距呈缩小态势

衡量区域差距通常采用区域经济占比和泰尔指数的指标。我们通过将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四大地区^[2]，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考察中国经济的区域差距演变情况。

其中，TL表示泰尔指数，y表示产值，以GDP衡量；p表示人口，以年末总人口衡量；i表示第i地区。当泰尔指数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区域差距最小；如果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区域经济偏离了均衡状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差距。因此，泰尔指数是一个反向指标，数值越低表明区域经济差距越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多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各大地区经济总量不断攀升。1952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仅分别为257亿元、146亿元、127亿元和84亿元。经过70多年的发展，到2020年时分别增加至525752亿元、222246亿元、213292亿元、51125亿元。图6展示了四大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GDP所占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GDP所占比重则先下降后上升，时间拐点出现在2006年左右。东北地区相对特殊一点，虽然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时间拐点较早地出现在1974年左右。

对泰尔指数的考察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其中，第一阶段为1952—1961年，泰尔指数整体上呈波动下降的特征，从1952年的0.0432下降到1961年的0.0214，表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逐步缩小。第二阶段为1962—2003年，这一时期的泰尔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1962年的0.0309上升至2003年的0.0826，表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逐步扩大。第三阶段为2004—2020年，泰尔指数从2004年的0.0806稳定下降至2020年的0.0298，表明区域经济差距再度缩小。

二、收入差距与区域差距的国际比较

1. 世界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呈分化特征

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图7展示了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提供的1980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成人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从中可以发现：

第一，虽然世界平均水平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74下降到2019年的0.67，但是应当注意到，无论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上还是从各主要国家来看，基尼系数均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以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比如欧盟从0.41上升到0.46，美国从0.47上升到0.58，日本从0.45上升到0.52，韩国从0.41上升到0.53，中国也从0.38上升到0.56。

第三，近十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如欧盟和中国等。

第四，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欧盟、日本和韩国，但是低于美国和印度，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五，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一定的分化特征，两者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

美国劳动报酬及其占GDP比重（即劳动报酬份额）在相同的时期内呈现出与中国相似的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在1987—1997年间，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从56.10%下降到54.95%，基尼系数则从0.51上升到0.55；中国同期的劳动报酬份额则是从52.10%下降到51.03%，基尼系数从0.42上升到0.47。在2012—2019年间，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特征，从52.94%上升到53.40%，基尼系数维持在0.58—0.59之间；中国同期的劳动报酬份额则是从45.59%上升到47.51%（2017年数据），基尼系数则维持在0.55—0.56之间。

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劳动报酬份额在考察年份高于中国，表明美国的GDP分配给劳动力要素的份额要高于中国；但同时也发现，美国的税前基尼系数同样高于中国，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劳动报酬分配时更集中的原因所致。如图9所示，绘制了1978—2019年间中美两国顶层10%人口税前收入所占份额的演变趋势，由此可见美国的税前劳动收入分配给顶层10%人口的份额远高于中国，这表明美国的劳动收入分配更加集中于富人群体，这可能就是虽然美国劳动分配份额高于中国，但同时其基尼系数也高于中国的原因。

2. 世界区域不平等程度正在逐渐降低

延续对中国四大地区经济差距的分析方法，同样利用泰尔指数考察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将世界各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四大类型，如图10所示，展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和泰尔指数。世界区域不平等发展经历了先持续扩大后维持基本稳定再逐渐下降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60—1992年差距扩大时期，高收入国家的GDP所占比重持续扩大，从1960年的76.53%上升到84.97%；而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GDP所占比重则不断降低，分别从1960年的17.08%和6.38%下降到1992年的10.62%和4.04%。在这一时期，泰尔指数也随着高收入国家GDP比重的上升以及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GDP比重的下降而持续上升，从1960年的0.57增长到1992年的1.05。

第二阶段是1993—2003年的差距稳定时期，高收入国家GDP所占比重从1993年的84.24%轻微下降至2003年82.23%，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GDP所占比重则分别从11.39%和4.01%略微上升至12.56%和4.85，但是仍低于1960年时的水平。同期内，泰尔指数也基本维持在1.00—1.04的区间范围内波动，世界经济差距保持基本稳定。

第三阶段是2004年至今，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崛起，中高收入国家的GDP所占比重大幅提升，中低收入国家GDP所占比重也略有上升，分别从2004年的13.37%和4.99%上升至2020年的27.43%和8.70%，而高收入国家的GDP所占比重则从81.27%下降至63.22%。伴随着世界经济分配份额的变化，泰尔指数也开始出现同步下降，从2004年的1.02下降至2020年的0.68，世界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泰尔指数通过将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联起来建立了衡量世界区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简明指标，除此之外，Gwartney et al（2018）^[3]从经济增长与人口变化的角度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解释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变化。他们将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马尔萨斯阶段、初始增长阶段、生产率提高阶段和增长衰退阶段。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整个世界都处于马尔萨斯阶段。工业革命爆发后，尤其是在1820—1950年期间，大约有20个国家（主要位于西欧、北美和大洋洲）走出第一阶段并开始更快地增长；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继续停滞不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在工业革命之后至少持续了150年。20世纪中期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达到或高于高收入国家，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并进入第二阶段，从而减缓了不平等的加剧。到2000—2015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正进入第四阶段，从而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急剧减少。同时，他们认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中更有利的人口变化仍在继续，近期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下去（Gwartney et al，2018）^[4]。1960年以来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数量及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如图11—图12所示。

世界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世界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如图13所示，采用世界银行的贫困人口比例（按2011年国际价格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明，虽然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但是与高收入和中高等收入甚至中低等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所遭受的贫困程度要高出很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

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贫困人口比重已经从1981年的42.7%下降到2017年的9.3%。分不同国家类型来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贫困人口比重越低，而且除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变化不大之外，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均出现大幅下降。具体来看，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55.4%下降至2019年的1.4%，中低等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51.5%下降至2018年的12.8%，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则从1995年的65.5%下降至2017年的46.8%，至于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则长期维持在1%的水平以下。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或贫困程度等指标衡量的全球不平等程度都显著的缩小了，这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下降；但是同时各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逐渐扩大，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并不能掩盖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只有各国的平均收入继续趋同，而且已经很高的国内不平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不平等的下降才能持续下去。这也正是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2012）^[5]和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所重点强调的内容。

三、库兹涅茨曲线与恩格斯停滞

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库兹涅茨（1955）^[6]开启了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先河，并提出了后来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理论观点，该观点认为不平等与工业化（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不平等程度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会随着经济增长进程而逐步加剧，在达到顶峰后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渐下降。

库兹涅茨曲线一经提出，便引发众多学者对其进行验证或批驳，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两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1）现代经济增长会不可避免地加剧不平等吗？（2）不平等对增长有利还是不利？（Lindert，Williamson，2016）^[7]。如果我们把目光推向更深一层，现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那么首先，该如何看待技术变革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其次，数字技术将会对不平等产生什么影响？再次，不平等是否有机会在数字时代得到缓解？

1. 增长的引擎与失落的地主

经济理论已经毫无争议地承认，技术变革是增长的引擎，而技术变革带来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为所有群体所共享，还是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财富增长？在众多试图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研究来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的学者中，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Allen，2018）^[8]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Allen（2018）对英国工业革命前后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的研究成果如下表1所示，工业革命爆发在1960年前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持续展开，劳动和土地的报酬份额不断下降，而资本的报酬份额持续上升；进一步比较收入分配在各要素之间的变化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份额仅从1759年工业革命爆发伊始的59.1%下降至55.1%，而土地报酬份额则从26.6%下降至6.3%，因此可以认为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的增长主要来自土地要素，少量来自劳动要素。

要素报酬份额的这种转变表明，工业革命使财富收入由地主转向资本家。统一增长模型为工业革命前后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人口增长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通常被学者们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人口的增长快于收入的增长，这降低了劳动相对于土地的边际报酬，从而使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根据统一增长理论，马尔萨斯陷阱阶段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土地产权制度和技术进步方向造成的。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土地所有权是由地主掌握的，而且土地所有权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保持相对的稳定（Chu，Peretto，2019）^[9]。在技术进步方向方面，前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变革是一种土地偏向性技术进步，不仅通过偏向于土地生产而使地主直接受益，而且还通过增加人口密度的方式使地主间接受益，而劳动工人则不会享受到这种技术变革的好处（Madsena，Strulik，2020）^[10]。

然而，工业革命最终引发了生育转型。一方面，市场规模因人口增长而扩大，技术创新开始在经济中涌现，产出增长率随之上升，经济增长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不平等也随之加剧。另一方面，生育率随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开始逐渐下降，这种反向响应使得劳动力和土地的替代弹性大于1，打破了地主工人之间的不平等路径，地主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性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Madsena，Strulik，2020）。

2. 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

工业革命不仅将资本要素引入生产函数，而且还推动了技术变革的方向由土地偏向性技术进步转向技能偏向性或其他类型的技术进步，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多与此有关。Goos（2018）^[11]总结了不同类型技术变革影响劳动工资收入的主流理论，包括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资本-技能互补性技术变革、常规偏向性技术变革等三种理论。

其一，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提供了一个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竞争性框架，这一理论认为技能变革对熟练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于对非熟练工人，从而使对熟练工人的劳动需求扩张大于非熟练工人，导致的结果就是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更高的技能溢价；但是，当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供给速度加快时，技能溢价也会随之下降。Goldin and Katz（2009）^[12]利用美国1890—2005年的长期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对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的长期强劲增长，以及相对技能供给增长的波动，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工资差异的长期演变；Haines（2019）^[13]也利用美国和欧洲五国9个行业的调查数据证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显著低于半熟练工人、熟练工人与工匠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提供了证据。

其二，资本—技能互补性技术进步理论同样使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供求框架，但是放弃了技术变革对不同类型工人劳动生产率影响差异的假设，而是把资本投入视作除了两类工人之外的第三种生产要素。该理论认为，资本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小于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资本价格下降则是技术进步的最佳体现，因此当资本价格下降引致资本深化时，资本积累过程将倾向于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技能溢价。

其三，常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则将工作类型为简单、常规和复杂三种类型，而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的工人（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则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对工作类型进行选择。在均衡情况下，低技能工人与最简单的任务匹配，中等技能工人与常规任务匹配，高技能工人则与最复杂的任务匹配。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在常规任务方面更具比较优势，可以用软件语言编码，因此数字技术变革更多地取代了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结果就是导致就业岗位的两级分化。职业极化的过程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职业类型的就业份额与按受教育程度排列的技能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U型关系。Acemoglu and Autor（2011）^[14]利用美国数据证实了这一理论观察，即高技能高收入工作和低技能低收入工作的就业份额都在上升，而中等技能常规工作的就业份额却在下降。Alderson and Doran（2010）^[15]也证实了家庭财富正在向收入分配的两极移动，而且还发现这种职业极化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美国、英国、捷克、波兰和俄罗斯等国家，更倾向于向高技能侧移动，而在斯洛伐克、瑞典和德国，向低技能侧移动则占主导地位。

正是这种具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使得机器替代劳动，导致特定类型的产业工人的失业增加，这也是很多人担心新兴的数字技术变革将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凯恩斯（1930）^[16]将这种因技术变革导致的失业称之为“技术性失业”，他写道：“我们正在遭受一种新疾病的折磨，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里，他们将听到很多关于它的消息，即技术性失业。这意味着，我们发现了节省使用劳动力的方法，但是发现劳动力新用途的速度却跟不上，因此出现了失业。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不适应阶段……如果一个人相信生活的真正价值，那么这种前景至少打开了获益的可能性。”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技术性失业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收入的增加将会通过收入效应使人们增加休闲时间等“真正的生活价值”，劳动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初始的失业率上升将因劳动力供给下降而得到缓解（Goos，2018）。

纵观历史，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一方面，新技术的使用允许更大程度的自动化，导致部分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的消失，在短期内对就业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新技术创造了新的产品和市场，在长期内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扩大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如Mokyr et al（2015）^[17]指出，在使用机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就业增长得最快；Stewart et al（2015）^[18]也发现，在过去的144年里，技术变革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它摧毁的就业机会；在经过技术的就业破坏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之后，总是会出现大规模就业创造机会的时期，因此不必对因技术创新导致大规模失业而过度焦虑。（Bruckner et al，2017）^[19]

3.恩格斯停滞

认为技术变革是加剧不平等的动力来源的观点，都存在一个暗含的意思，即技术变革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提升，但是同时导致了收入不平等，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最初讨论。在近期的文献中，经济学家发现英国和美国的不平等都存在两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人均产出持续增加或劳动生产率稳定上升而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阶段，被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Allen（2009）^[20]称之为“恩格斯停滞”。Allen（2009）利用英国1760—1913年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发现，英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处于恩格斯停滞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扩大是以牺牲劳动和土地报酬为代价，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世纪工资开始与生产率同步增长，利润和要素份额趋于稳定，不平等程度降低。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对美国1948—2019年间劳动生产率与工人薪酬的研究也发现，战后美国经济中同样存在恩格斯停滞阶段。具体而言，如图14所示，美国在1948—1979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08.1%，工人实际每小时薪酬增长了95.0%，两者基本同步；但是情况在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在1979—2019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2.2%，而典型工人的时薪基本上停滞不前，40年的时间里仅增长了17.2%，生产率增长是工资的4倍。这意味着，尽管美国工人的工作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他们的劳动成果主要归于企业高管和企业利润（EPI，2021）^[21]。结合前文图7可以发现，美国的恩格斯停滞阶段与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基本是同步发生的，但是同期内美国劳动生产率与人均产出稳定上升，收入不平等不仅未能随经济增长而缓解，反而不断扩大。因此皮凯蒂（2013）^[22]批评库兹涅茨误将1930—1950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视为终点，类似的趋势在欧洲也有发生。

如果我们将时间窗口进一步延长至19世纪中后期，观察历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国家——英国、德国、美国，以顶层10%人口的税前收入所占份额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如图15所示，可以发现不平等与技术变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百年周期。德国具有最长的时间序列数据，1871年时顶层10%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额为32.99%，此时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期，核心国家由英国、德国和美国共同构成，在1917年时达到41.42%的最高点，此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到中期，此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演进，顶层10%人口收入所占份额逐渐下降，到1971年时下降到27.93%，已低于一百年前的水平。英国和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比德国的要短一些，美国在1913时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是43.30%，此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演进以及美国对德国经济的追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1940年时达到49.18%的最大值，并在此后的30年里迅速下降，到1971年时已下降到34.33%的历史低位。

英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1918时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是35.16%，然后从30年代末的历史高位开始迅速下降，到1971年时已下降到27.93%。此外，虽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顶层10%人口的税前收入所占份额数据无法获得，但是Allen（2018）提供了英国1688—1867年间的基尼系数数据。根据他的测算结果，英国在前工业革命的马尔萨斯陷阱时期1688年的基尼系数为0.54，到1759年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后，基尼系数为0.53，此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基尼系数跃升至0.60，到1846年时仍然维持在0.58的高位，但是到1867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基尼系数下降至0.48。20世纪70年代后，以信息技术变革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核心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也随之而同步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再次加剧，各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恩格斯停滞与不平等加剧主要发生在以百年为周期的产业变革的左半段，而在产业变革的右半段中则会随之下降。以此看来，恩格斯停滞的交替出现与不平等程度的周期性变化，似乎与产业变革的演进规律相一致。在产业变革爆发的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是技术变革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引领产业变革的核心产业的利润率上升并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同时利润的增加通过资本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随着产业变革的持续演进，引发产业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变革逐渐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中，利润率逐渐下降，资本积累已逐步满足技术变革的需求，劳动报酬也随着生产率提升而上涨，不平等程度开始逐渐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完整的产业变革百年周期内，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条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而恩格斯停滞则可以看做是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

四、数字经济与收入分配差距

数字技术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焦虑，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数字变革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数字技术变革实际上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变革的继承，数字技术（即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信息通信技术引发的第三次产业变革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严谨地说，应该是信息技术变革与数字技术变革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第三次产业变革，如此，便可将1970年以后世界范围内观察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视作产业变革前半段时期内不平等加剧的历程；同时可以预测，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扩散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不平等程度继续加剧的空间有限，当前可能正处在由不平等加剧转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节点上。因此，刘诚和夏杰长（2021）^[23]撰文指出，中国努力进入共同富裕的时代正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吻合，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1. 数字经济与收入差距

有学者担心，数字经济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机器人的分配效应的研究发现，机器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并不会均等地惠及所有要素，机器人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远大于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幅度，即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未能实现同步，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余玲铮等，2019^[24]，程虹等，2021^[25]），而且程虹等（2021）^[26]发现企业使用机器导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为4%。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钞小静和周文慧（2021）发现，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乐观地认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普惠金融等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降低不平等。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如申广军和刘超（2018）^[27]发现，信息技术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更快地提高了企业的平均劳动报酬，与不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相比，使用信息技术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0.5—0.9个百分点，使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金陈飞等（2020）[28]也指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劳动增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平均而言可以提高1.4—1.7个百分点。温湖炜等（2021）^[29]也认为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减贫脱贫等具有显著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显著缩小了中国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城乡居民的贫困可能性（孙一平，徐英博，2021）^[30]；而且当高—中技能劳动替代弹性大于高—低技能劳动替代弹性时，产业智能化的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益贫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杨飞，范从来，2020）^[31]。

此外，还有大量文献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业态方面，研究数字技术发展对减贫脱贫影响的文献。研究表明，无论是以日人均消费支出1.9美元（3.1美元）的静态贫困指标还是贫困脆弱性这一动态指标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显著降低居民贫困的发生（周利等，2021）^[32]。刘魏等（2021）^[33]则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数字普惠金融的这种减贫脱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信贷可得性（周利等，2021），降低信贷成本（刘魏等，2021），促进居民创业（张勋等，2019^[34]，张呈磊等，2021^[35]）机制实现的。

2. 数字经济与城乡差距

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作为城乡消费差距的比较，结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历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公布的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数据，可以直观地观察互联网发展与城乡差距演变的关系。

如图16—图17所示，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消费差距，都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互联网普及率与城乡差距之间的这一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实证检验，例如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36]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互联网普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2009年左右已经越过拐点，表明互联网技术给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其直接原因在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城镇居民。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扩散，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一种新型的数字经济业态，其对城乡差距的作用也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碧琼，吴琬婷，2021）^[37]。不过也有学者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这种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即在高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在低经济水平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在低水平时，其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高水平时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赵丙奇，2020）^[38]。李牧辰和封思贤（2020）^[39]则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路径与机制，在路径方面，主要体现在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在机制方面，则主要包括数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让金融更容易走进农村地区，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对称，进而通过刺激消费、促进就业、缓解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等机制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3. 数字经济与区域差距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是否能缩小区域差距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整体上能够显著且稳健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却在省级层面表现为对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对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杨文溥，2021）^[40]；在城市层面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这类中心城市从数字化当中获益更大（柳卸林等，2021）^[41]；上述结论意味着数字经济扩大了区域差距。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虽然中西部地区的融合程度仍远低于东部地区的融合程度，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惠宁，陈锦强，2020）^[42]。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杨慧梅，江璐，2021^[43]；邱子迅，周亚虹，2021^[44]）；这些结论都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缩小区域差距。

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是否能够缩小区域差距的争议，既有样本选择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的原因。但是，正如图18所示，利用1997年以来互联网普及率与表征区域差距的泰尔指数绘制散点图及其拟合线和置信区间可以发现，泰尔指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逐步提高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数字经济发展将缩小区域差距的结论。

五、再分配政策优化与数字社会创新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收入与财富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是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却呈现出近似的“钟摆运动”，不过钟摆的两端相距约百年的历史。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区间内，重新考虑技术变革、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不是事先确定的。

总体而言，技术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引擎，但也可能是破坏的主要力量，正确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安排可以确保创新收益的广泛分享，这是由国家、区域甚至全球层面的政策决定的（Bruckner et al，2017）^[45]。蔡萌和岳希明（2016）^[46]也证明了制度安排对于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影响，他们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差距并不大，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进一步优化再分配政策对于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至关重要。

1.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创新与治理的关系

历次技术变革浪潮的大推进时期，随着通用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对技术的恐惧，比如1811—1816年在英国爆发的卢德运动，此时距离1770年前后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当时由于纺织机械的广泛被使用，这些机械可以由廉价雇佣而没有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工人操作，从而造成大量有技术的纺织业者失业，因此他们聚集起来捣毁机器并烧毁工厂。后来，这种反对现代技术的思想被称之为“卢德主义”以及随后发展出来的“新卢德主义”。如果是卢德主义是一个极端思潮，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另一个相反的极端，即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收入不平等这样的社会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差别是生存竞争的结果，社会不平等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算法黑箱等技术问题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技术性失业、收入不平等、大数据杀熟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当前距离1970年前后爆发的信息技术变革（数字技术变革的前身）也已经过50年左右的时间。

在当前的时代发展阶段下，我们需要的共同富裕应当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因此，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物质财富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分配，也更有分配调整的回旋余地（张占斌，2021）^[47]。数字技术作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在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技术也有其两面性，数字技术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市场的波动和收入分配的重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突破性技术创新，必然具有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就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即创新与治理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正如前面讲到的，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但是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却不是事先确定的，这就为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又分好“蛋糕”提供了契机。因此，在对待新兴的数字技术与产品时，既不能抱着保守的卢德主义不放，也不能把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圭臬，而是需要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既要正视数字技术变革所引发的社会挑战，又要重视数字技术变革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纠结于“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辩论，无益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共同富裕。美国两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 Williamson，2016）就指出，收入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历史数据并为证实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因此我们需要清除政策无法同时促进增长和平等的陈旧观点。Zia（2019）^[48]也强调，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冲突的陈腐辩论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将会使改革行动陷入瘫痪。

2. 重塑劳动要素的供给模式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对劳动技能类型的需求，并且导致不同技能类型之间的工资溢价。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是利用技术创新促进普遍繁荣的唯一途径（Augustine，Papanyan，2016），因此，长期和短期的教育培训政策框架都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要增加对高科技教育的投资，尤其是需要进行早期教育和学前教育方案改革，以实现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均等化，扩大高技能工人的供给规模，将在整体层面抑制技能溢价和工资不平等性的上升（Goos，2018）。目前来看，智慧教育将在教育均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Liu and Grusky（2013）^[49]发现，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是工作技能回报率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学校学习的教育技能回报率的变化，工资溢价的主要来源是在工作场所中所学习到的技能的差异，收入越来越多地流向具有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演绎推理能力等分析技能和管理技能的人群，并进一步指出，导致技能报酬差异的主要力量并非具有技能偏向性的技术变迁，而是具有技能偏向性的制度变迁。因此，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对数字时代更加重要的分析技能与管理技能等的预防性和救济性培训。

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是，将技能培训纳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机制中。所谓自动稳定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通过向申报失业登记的工人自动发放失业救济金，以尽量减轻因工人失业导致收入降低从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波动风险；而当失业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时，则停止向其发放失业救济金。现在，我们可以设计一种类似的机制，对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平等，进行跨周期的动态干预。

在预防性技能培训方面，目前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预测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受到失业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与岗位分布。政府当局可以通过向具有高失业风险的特定工作岗位在职人员发放“预防性技能培训券”，在职人员可以通过学习新的分析技能、管理技能、数字技能等，降低失业的风险或提高再就业的概率。

在救济性技能培训方面，当工人向政府当局申报失业登记时，在向其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同时，可以附带发放“救济性技能培训券”，尤其是数字技能培训券，让失业者有能力接受市场需求较高的数字技能和工作的再培训，而非需求较低的常规技能的培训；当失业者通过数字技能学习，重新找到工作回到工作场所后，在停止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同时，也停止向其发放“救济性技能培训券”。

3. 深化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

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不仅体现在以数字普惠金融对个体消费者的影响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扩散与融合，使数字技术更加有效地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刘鹤副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50]，因此，推动数字红利在中小企业间的普惠共享，对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生态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数字产业或传统产业里的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都可以作为互补者加入数字生态系统，通过实施平台镶嵌战略在现有的数字生态中镶嵌一个共生子平台，从而实现与现有生态的互补共生并获得快速成长（王节祥等，2021）^[51]。例如，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繁荣SaaS（软件即服务）生态是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解决数字化产品“用不起”和“不共享”两大现实问题，推动中小企业共享数字红利的关键途径。因此，需要通过鼓励数字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产生、应用与扩散。

一方面，对于数字企业而言，需要鼓励大型数字企业向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独角兽企业等进行市场、金融、技术、品牌、标准、人才等方面的赋能，促进数据要素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流通、共享与交易。

另一方面，对于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通过实施数字生态系统建设的专项行动计划，组织大型企业发布实施数字生态系统建设行动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独角兽企业积极参与，在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文旅、智慧零售等重要场景和重点领域实施数字生态系统建设试点项目，监测数字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遴选数字产业细分领域的典型企业。

4. 推动数字社会创新

共同富裕实际上不只是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公众感受更多的可能还是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关键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效率提升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数字鸿沟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最近十年一个快速兴起并持续受到广泛关注的趋势是用数字解决方案应对社会问题新挑战，学术界将其总结为“数字社会创新（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所谓数字社会创新，是指创新者、用户和社区利用数字技术共同创造知识和解决方案以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的社会协作创新^[52]。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属性和网络效应使其能够广泛适用于应对工业时代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以更低的成本重塑公共服务，以改变人们的合作方式重塑社会，以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方式重塑商业^[53]。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脸书、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都在逐步推动数字社会创新的发展。科技公司需要通过将社会价值深刻嵌入核心业务部门，将社会责任融入数字产品与服务之中，在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等领域提供更多的数字解决方案，助力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也是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热切期待的美好未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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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王节祥，瞿庆云，邱逸翔：《数字生态中创业企业如何实施平台镶嵌战略？》，《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43卷第9期，第24-42页。

[52]Bria F.，“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Interim Report”，2014.

Bria F.，“Growing A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for Europe”，2015.

Certomà C.，“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Urban Space：A Critical Geography Agenda”，Urban Planning，2020, 5（4）：8-19.

[53] Bria F.，“Growing A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for Europe”，2015.

[54]司晓：《数字社会创新：以数字解决方案应对社会问题新挑战》，《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14期，第35-37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陈维宣（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王海宁（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绪亮（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