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比“保6”更重要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ID：SuningWealthInsights），作者：付一夫，题图来自：图虫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序幕，正伴随着2020年的到来而缓缓拉开。

这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首次火星探测任务、5G全面商用、东京奥运等重大事件之外，2020年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正因为这样，2020年的经济增速对于能否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来说意义重大。

为此，在2019年年末，经济学界掀起了一波经济增速“保6”的大讨论，业内权威人士各抒己见，有人力挺，也有人看淡。

客观地讲，“保6”这件事，除了完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之外，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带动就业、稳定市场预期，并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更大空间，这也侧面印证了其价值所在。然而在我看来，“保6”虽然重要，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关注。

只因GDP并不代表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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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具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这是可以用于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的通用指标。

GDP的问世，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

彼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举世闻名的“大萧条”时代随之降临，美国本土百业凋敝、民生艰辛，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然而，美国主政者对经济萧条程度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大概有几百万人失业、铁路运输骤减、钢产量下降等零碎信息，至于国民经济全貌的详尽态势，根本无从考究，以至于在制定宏观经济相关调控决策时，宛若没有灯塔指引的航船。

到了1932年，为了帮助罗斯福总统应对经济危机，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研究；直到1934年1月4日，一份名为《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的文件被呈递给美国国会金融委员会，其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民收入（NI）”——这便是GDP的雏形。此后的数十年里，经过凯恩斯、理查德·斯通等经济学大师的不断改进，这套国民经济核算理念和体系日趋完善，并逐渐推广普及至世界各国。

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实践上看，GDP规模较高且增速较快的国家，往往都是发达富裕且前景可期。因此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在我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快速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成了当务之急。也正因为GDP这一统计指标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一系列数值变化中，领略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历程。

从经济规模上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体量接连迈上新台阶，GDP由1978年的3678.7亿元暴涨至2018年的91.93万亿元，按照可比价计算，40年的平均增速逼近10%，高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7个百分点（参见图1）。

与此同时，我国GDP居世界位次不断攀升，2008年超过德国挺进世界三甲，2010年更是一举甩开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我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至15%左右。

从人均GDP上看，成就同样令人欣喜。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5元，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变为64644元；若是折合成美元来计算，我国人均GDP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5年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和8000美元，2018年更是直逼100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000美元）越来越近，而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指日可待（参见图2）。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像我国这样连续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可谓独一无二，“中国奇迹”的美誉也因此响彻全球。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带来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强大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而今，新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某种意义上，GDP的一路狂飙，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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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绝不是GDP总量越大、增速越快，综合国力就一定越强，因为除了经济的维度之外，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仅从GDP这一统计指标而言，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其一，GDP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

亮眼的GDP数字背后，往往是大量的社会成本投入与所付出的代价，如因过度消耗而导致的资源供给日趋紧张、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正急剧恶化，等等，而这些成本并没有纳入到GDP的统计范围内。例如，过度砍伐树木、随意排放工业“三废”等行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出的增加与GDP的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森林资源减少、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却无法得到体现，它们不仅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削减，还会掣肘未来的经济发展。

其二，GDP无法体现经济效益。

GDP统计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是一种“量”的测度，至于当中的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等“质”的内涵却无法体现，尤其是那些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GDP是体现不出来的。例如，更新换代很快的笔记本电脑，品质性能一代强过一代，但技术的快速进步减少了生产成本，使得电脑价格变得便宜，反映在GDP上却很可能是数值的降低。

其三，GDP无法衡量实际国民财富变化。

按照经济学中的收入法核算公式，GDP表现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总和，其中关系到国民财富的决定项只有“劳动者报酬”一个，这就注定了GDP的数值要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实际总量。

试想，许多厂房、道路、桥梁、码头的重复翻新建设，虽然会让GDP一再增加，但国民财富却不会有明显变化；再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物质和生命财产上的损失都没有计入GDP，但用于重建灾区的大量投资却能拉动GDP增长。此外，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从历年人均GDP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势来看，前者始终高于后者，并且差距有逐渐加大之势（参见图3）。

其四，GDP无法测度居民的幸福感。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终极目的必然是让老百姓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可是有研究表明，人均GDP的增加与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关系；换言之，收入较高的个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但在国家层面，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却不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改善。

这个有意思的论述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中，故被学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此悖论恰恰进一步揭示了GDP统计的缺陷，即没能将国民幸福和满足感包含进来。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关乎到居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包括婚姻、健康、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生活目标、气候、环境等一系列内容。GDP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全面测度居民福利的指标，诸如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否、居民闲暇时间长短等均无法覆盖。对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直言道：

“GDP既不能衡量幸福水平，又不是幸福指数，因为GDP体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是为了表明消费与投资行为无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现象。”

此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使下，GDP的至上地位被一再强化，而在各地政绩考核过程中，GDP长期占据着极大的权重。地方主政者为了能在这场晋升“锦标赛”中胜出，都倾向于在有限的任期里想方设法地推动辖区内的经济增长，除了制定相应政策之外，还会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公共产品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提升当地的GDP。

该模式虽然很好地助力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却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面对着政绩考核压力，各地不自觉地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却在一定程度上无视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进而间接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至此，GDP的局限之处尽显无遗：这是一个既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又不能反映居民福利的统计指标，只能片面地表征经济规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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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上述种种，世人也开始了更多的探索，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统计指标来刻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1）巴基斯坦前总统哈克提出的“22个家庭”说法，特别关注到了社会分配的不均衡；

（2）成功组织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斯特朗，关注到了监管不力的科学发展对气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经济学家团队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主要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国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该指数更关注国民福祉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4）不丹王国年轻的旺楚克国王整合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国民福祉，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倡导人们在不牺牲幸福的生活方式与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5）近些年，学界对于“绿色GDP”颇为倡导，即关注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将资源、环境等发展成本纳入考虑，以此避免对真实情况的过高估计并科学决策……

不仅如此，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GDP的局限所在，而随着“新常态”的到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在发生着转变。

在2011年3月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段话，标志着GDP地位的历史性淡化：

“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基础上，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对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强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对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

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最高领导人提出“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论断：

“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此外，在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突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在新阶段中的重要地位；而“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字样，更是令人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

种种变化充分表明，“GDP崇拜”的岁月正在远去，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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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GDP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一文不值，否则就不会有本文开篇提到的经济学界“保6”大讨论。

那么在2020年，究竟能不能成功“保6”？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认清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放眼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GDP增速的放缓几乎是必然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更应该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未来增速继续放缓的局面。

不过，考虑到我国经济整体的韧性十足与基本盘稳定，即便是真的跌破6%也没什么大不了——要知道，美国GDP增速也只有2.5%左右，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其实，“保6”的剧情并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多年以前，国内就曾掀起过一轮“保8”的讨论。

那是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我国也受到波及。业内普遍认为，即将到来的2009年将会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而保住8%的增速也成为了业内能够接受的增长底线。而后，国家果断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如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新增4万亿投资计划、家电摩托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事实证明，2009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了9.4%，不仅超额完成“保8”的目标，还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最先回暖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看，眼下的“保6”理应不是问题，即便再困难，只要想保，总会有办法。

可是，我们的目标就仅限于此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从长远来看，有质量的发展，要比单纯的GDP增长数字重要得多，就像当年的“保8”目标虽然达成，却也遗留下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退一万步讲，哪怕2020年终交出的成绩单是5.9%或5.8%，但在这一年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很多深层次问题的破解与改善，更由此而预见到了国民经济未来的健康优质可持续发展，这难道不是一件更值得庆祝的事情吗？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很多时候，适当的放弃，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