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张嘉琦，编辑：赵普通，原文标题：《“好演员是不需要演技的。”》，题图来自：《秋菊打官司》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兰心大剧院》划上句号。这部电影由娄烨导演，巩俐、张颂文和赵又廷等一同参演。

在拍摄过程中，四人很少在片场以外的地方见面，也不会打电话相约一起吃饭，更多的是各自独处。有一天，巩俐给张颂文发微信，说她正在看一只鸽子，然后发了很多张照片，那只鸽子一动没动，前面的所有照片都一样，直到最后一张照片时，那只鸽子飞走了。

这是巩俐观察生活的方式，留意周围的花和草，把自己的私生活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也使得她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

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师班上，巩俐和导演娄烨、演员张颂文和赵又廷一起，以“电影与我们”为主题，讲述了他们与电影之间的故事。

以下是毒眸的内容整理：

1. 和电影的“第一次”

巩俐：我家姐妹五个，我是老小，她们都比我大十几岁，没人带我玩，我都是自己跟其他小朋友玩。小时候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动画片，比如《西游记》什么的。因为我爸我妈都是大学老师，我们以前住在学校大院里，里面有个猪圈，我们经常一块儿去那边看猪，边看边想《西游记》。

大院里有个礼堂，每个星期都会放电影。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电影票，数量有限制。电影票是有颜色的，比如这个星期是粉色的，下个星期是绿色，再是黄色，我就会去找别人看过的票，把那些电影票都弄到我这里来，很仔细地看。

有一天我哥跟我说礼堂在放电影，但是咱没票，我就说我有票，你帮我把作业写完，我就给你。他很好奇我去哪弄电影票，其实是我画的，我画得特别像，因为那个纸很好找，我知道每个星期是什么颜色。而且门口检票的地方很黑，检票员也看不清是画的。

当时家里没有这么多钱，让孩子们天天去看电影，我就画了好多好多张，看了好多电影。这是我对电影最早的印象，但我当时没觉得自己会成为电影演员。因为我妈妈一直说，你看这些电影演员，眼睛都这么大，皮肤这么白，很漂亮。我问她，我以后能当演员吗？我妈就说，你以后还是当老师吧，你当演员可能不行，因为你眼睛不够大，也不够白。

上学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就考了曲阜师范学院，没考上，考山东师范学院也没考上，说我声音太低了，不能教别人唱歌。后来我认识了尹大为老师，他说你考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试试吧，看看有没有这个天赋。

我当时是一张白纸，但我很喜欢模仿很多东西和人，我就尝试去考。但我没有想要考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拍不了电影，我会唱歌会跳舞，可能我会成为一个话剧演员，我就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班是第一期的影视班，要招形象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不仅舞台上能看到你的形象，可能还会出现在荧幕上。我妈妈就问我，影视班是不是有些困难？她很怕我考不上，受打击。后来她就鼓励我说，你喜欢就去吧。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完全不懂表演。第一学期就是学小品，一些片段，没什么负担，我觉得小品就是人物观察嘛，就用我真实的感受去做就好了。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个实习，就是大家看看放假的时候有没有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可以拍。学校里有个新闻系的学姐，就跟我说有个电视剧，可以尝试一下，反正也没有钱，可以去成都先见见导演。

我就跟这个学姐坐了一晚上火车到成都见导演，我记得那个导演当时戴了一个鸭舌帽，四五十岁吧，就聊了几句，也没有让我试一段戏，或者念念台词什么的，就说可以了。学姐就把我带出来，让我回去等消息。我问她在哪儿等，她说剧组没有给你准备放假，我给你买张票，你回去吧。

回来之后，第二天见到我老师，老师问我，你不是去面试了吗？我说让我等通知呢。老师就开玩笑跟我说，是不是人家把你退回来了？我说不可能吧，导演还没让我试戏呢。他就说，你就在家好好练台词吧。因为我说话一直有点山东味儿，他就让我赶紧把我的山东腔去一下。

当时觉得有点受打击，因为导演一点机会都没给我，也没看上我。当时我在家练台词，心里一直记得这件事儿，自己被退回来了。被退回来没多久，我就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去拍《红高粱》了。我现在想想，得亏把我退回来了，要不我就去成都了，拍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电视剧。

巩俐在《红高粱》里的剧照

现在很多年轻的学生肯定也会有这种经历，其实没关系，被退回来的话，你就好好练台词吧，跟我一样。

张颂文：我应该是在四岁那年，就知道我将来会做演员。当时我父亲在部队，我妈妈在乡下的一个医院里当医生，我是邻居卢伯伯带大的，卢伯伯是那个镇上的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觉得每天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跟他上班，到晚上七八点，放完最后一场电影，下班后他骑自行车带我回家。

虽然我整个白天和晚上都在电影院呆着，但我其实没看过多少电影。因为大概在8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院半年都只放一部电影。我大概看到第十场左右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看电影的人就发现，有个小孩会跟着电影里的人背台词，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会买甘蔗给我吃。电影院有卖甘蔗的，两分钱一根，每天散场的时候，地上都是瓜子皮、花生皮和甘蔗皮。

其他小孩子都很羡慕我，每天可以看电影，我自己也觉得电影很好。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长大能像卢伯伯一样放电影就好了。后来直到我工作了六七年之后，我才想到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24岁时才考上，毕业都快30了，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觉得做电影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

赵又廷：我是受我爸爸的影响比较多。其实我妈从小就严禁我踏入演艺圈，她经常跟我说，演艺圈太现实、太残忍了，你看你爸多累，天天不在家，压力又大，你随便干什么，安稳地过生活就可以了。

后来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拍了一支广告，当时就很喜欢，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艺术性的、自我表达的渠道。因为我不会写东西，不会画画，也不会唱歌，什么都不会，但我知道我自己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表演里，我获得了一种二十多年来都没有过的满足感，很开心。所以我就去跟我妈商量，她就说，我给你两年时间吧，你出去闯一闯，闯不出来就回来工作。结果我就很幸运地出来了。

最开始大家把我当偶像派，我其实有点排斥，我觉得我也不会唱歌跳舞，而且我演技也还不错，就想让大家更肯定我的实力。后来黄渤老师跟我说，“你就别在那儿抱怨了，我巴不得长成像你这样呢。长什么样的脸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这样挺好的。”这句话让我踏实了，不管外界怎么看我，反正我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就可以了。

2. 真正进入电影

巩俐：感觉自己真正进入电影，应该是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因为我是话剧演员，也喜欢舞台剧，觉得一站上舞台，就没人管了，导演也管不了我们了，可以自由地演，下来之后受批评再说吧。

第一次拍电影，《红高粱》的第一场戏，拍的是在桥上追人的那场。我就问导演，为什么从中间开始拍？导演说，因为场景的关系，只能这么拍。当时才上大一，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需要不断跟导演和演员沟通。

后来拍《秋菊打官司》，跟我说是一个“偷拍”性质的戏，它是一个伪纪实的感觉，演员都不知道摄像机在哪里。我们有耳麦，会告诉你路线，从这里走到那里，但是摄像机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基本上80%的戏都是这么拍的。所以你愿意怎么演就怎么演，也没有给你提示什么。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进入到角色的时候，你就可以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自由度很高。只能听到耳麦里导演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巩俐在《秋菊打官司》

拍完这部之后，我对电影影像的感觉，我和摄影机之间的关系都不一样了。《兰心大剧院》也有这种拍摄方式，导演不管我们，反正场景就是这样，只要这些台词说了就行，你们随便走，随便演，他也不说停。

可能在第一条、第二条的时候，还比较拘谨，因为头两条导演肯定是不要的，他也会让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等我们拍累了，放松下来了，那个感觉就是他要的。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头两条是给我们锻炼的，练习一下，走走位，他真正要的是我们拍累了之后的那个自然状态。所以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一次感受到了做演员的自由度，导演给了我们最大的空间。

3. 如何理解“演技”？

娄烨：好的演员是能够按照他的逻辑来说话、做事情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在现场的时候，一个演员既是自己，同时也是那个角色，他前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给自己很多暗示，所以他在现场的行为，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每个演员都会有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我们需要记录这个时刻。我认为记录这些时刻是制作团队的工作，也是帮助演员进入角色和塑造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每个导演对“演技”的要求都不一样，对表演的理解和评判也不一样。对我来说，好的演技就是“忘了演技”。

张颂文：我曾经做过表演老师，所以我绝不会否认表演有教育学这门学科，如果否认的话，那就是我对前面十几年做了推翻。我也不会推翻我的母校设置这门课的重要性。

下面来说演技，观众经常说某某演技好，这是一种褒奖。有些演员不爱听，是因为他觉得演技好就代表我在演戏里用了“技术”，这是到了一定位置的演员才会有的理解。但是年轻演员都认为演技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过程。可能他演了七八年戏之后，他问巩俐老师说，你能教教我演技吗？旁边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演技是教不了的，每个演员都在后天寻找着自己创作的独特方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演员分成职业和非职业两种，职业演员还是有他基本的创作规律。第一是“手眼身法步”，中戏把它称为声、台、形、表，就是声乐、形体、台词、表演；第二是在开拍前的案头工作，和导演沟通人物小传，了解角色的前传；第三是做一些有关这个角色的生活体验的部分，比如刚刚说到的拆枪；第四阶段就是跟导演展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当时拍《兰心大剧院》的时候，我们来自香港的武术指导训练我“中枪”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两天在陪巩俐老师“开枪”。我问他，为什么要学“开枪”呢？他说，因为巩俐老师前两天在开枪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一开枪，火药一出来的时候，她会闭一下眼睛，她想练到让自己的眼睛对子弹没有恐惧。这就是职业演员对自己的规划，这在我们的职业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

2002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刘佩琦老师的小房子，两室一厅，他用很低的价格把房子租给我了。家里有个柜子，里面装满了他在军艺上学的军大衣和棉被，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家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但那个柜子里的东西千万别扔，那不是垃圾，如果冬天你衣服不够穿，你就拿里边的军大衣穿。

有一年冬天，没来暖气的时候，我就去拿军大衣，然后掉出来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我捡它的时候手都在抖，我在想我能不能看呢？后来我还是翻开了，我想着他也没有说是“刘佩琦爱情日记”，既然是拍摄日记，应该是可以看的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蹲在地上看的，一看看了三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一头栽在地上，头都撞肿了。刘佩琦写了他每天在剧组里的生活，第一篇我印象最深刻，“几月几号，火车到了临沂，剧组的同事们来接我，我们在站台上谈天说地，坐大巴车回去。我突然发现刚才接我的同事里有小俐，我居然在车上才发现有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本地农村妇女了，我一点都没认出来。”

后来刘佩琦去问剧组的同志们，说小俐提前一个月就过来了，住在农村一户人家里，跟人家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擦鼻子的时候，袖子上都是鼻涕的印子。当时我刚刚毕业，看完之后，我感觉我功力大增，因为巩俐已经是地位很高的前辈了，她是这样去观察生活和记录人物的。

二十年前，有个老演员跟我说，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人生阅历。当时我不太喜欢这句话，我觉得他没有教我。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如此，拼的是你的人生阅历，你对艺术的见解，和你的三观，这些是一个演员素养的核心部分。

巩俐：我觉得“演技”这个词就不太对，因为演技特别好，就变成技巧了。但我觉得演员其实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当你用技巧去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会很生硬，那种“技”就不好，用心去表现这个人物就好了。

就像娄烨导演说的，你应该在准备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如果角色有特殊的身份或者技能，需要让它们提前“长”到你身上，但这个并不是演技。

演员要把自己塑造的角色所拥有的技能学得很好。比如说我在拍《艺伎回忆录》的时候，导演就说，有一个扇子的动作，是艺妓们经常会做的，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谁能做？我就问导演，重要吗？他说很重要。我心想那我就练一下试试吧，既然他说重要，在戏里面应该有很长的时间去表现，五分钟或十分钟。我就开始练，练了几个月，每天几千次，练得很好，那个技能长在了我的身上。结果在电影里，那个扇子的镜头只有一秒钟。我练了这么久，其实在一秒钟就结束了。

《兰心大剧院》里也有。娄烨导演跟我说，巩俐你要练拆枪。我问，咱们电影里有这个环节吗？他说：“有，你们要撤退的时候，你正好在那个房间里面，你要拿枪，然后往枪里装子弹。但是因为天已经黑了，你是在黑夜里拆枪装子弹。我心想，好吧，不管重要不重要，我先拆吧。

我就很努力地在练，每天在一个很暗的地方拆枪。我练习用的那把枪是真的，已经生锈了，弹簧已经不好用了，拆完之后装不进去，手都破了，一直在练。最后也拍了，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拆枪的镜头被删掉了。

但我非常理解，我觉得没关系。导演让我练习的意思是，这个技能你一定要有，可能不一定会在电影里呈现，但它要长在我身上，因为于堇（《兰心大剧院》中巩俐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都会做。这些就是技巧，它跟演技没关系。

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作为演员，真的应该别走得那么急，要有时间静下来，慢一点，思考一下。因为这个职业是很特殊的，有非常多诱惑，希望大家都能真正想清楚，你是不是热爱这份工作，只有热爱才能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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