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作者：李永萍，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笔者在浙江店口农村调研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地很多老年夫妻都是分开管钱，年轻夫妻分开管钱的则极少，普遍是妇女管钱。来看以下两个案例。

店口镇祝村的冯仕灿生于1946年，有一个儿子在办厂，家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家庭条件在村庄中属于上层。年轻时，家里是冯仕灿管钱，而从60岁开始，他和妻子就各管各的钱。冯仕灿的个人收入包括：包工生意一年五六万元、店口镇门市一年两三万元、儿子每个月给4000元零花钱，以及每个月2000元的养老金。其妻子的个人收入包括：每个月2000元的养老金、儿子厂里卖废品的钱每月2000元左右。夫妻两人现在和儿子、媳妇一起吃饭，家庭开支基本都是儿子出，夫妻两人自己的人情开支是由冯仕灿出，此外，个人开支由各自负责。冯仕灿说分开管钱更自由。

冯仕灿的堂弟生于1960年，有一个儿子，已婚，现在外面开店，家庭条件属中等偏上。其堂弟夫妻俩也是分开管钱。堂弟的收入主要来自在包装厂打工，一个月3300元；堂弟媳的收入主要来自在厂里做手工（拧螺丝），一个月2000元。家庭开支两个人共同负责，堂弟每个月拿出1300元作为家庭开支，堂弟媳每个月拿出800元。人情开支方面，男方的亲戚归堂弟出，女方的亲戚归堂弟媳出。夫妻俩在经济上分得比较彻底。

那么，为何店口农村的老年夫妻具有分开管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老年夫妻基本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子代已经成家立业，老年夫妻也不需要再办什么大事，因此在经济上具有分开管理的可能性。而年轻夫妻还有很多人生大事需要完成，如建房（或买房）、子代教育、子代结婚等，这些大事都需要花费很多钱，因此需要对家庭经济进行统筹管理，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成家庭再生产。

正如冯仕灿自己所言：“（年轻）夫妻的钱要是各归各，大事是办不好的。我年轻时，家里的钱都是我管。以前家里要建房子、讨媳妇、买车，钱都在我一个人这里。60岁以后，不会再去创业了，什么大事也不用做了，没有大的开支，分开管，用得自由一些。”随着家庭人生任务的逐渐完成和家庭再生产的逐渐展开，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经历了从“合力”到“分开”的过程。

其次，当地老年人的现金收入较多，有分开管钱的必要性。浙江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这为老年人提供了很多非正规就业机会，如在家里做手工（拧螺丝），一天至少可以挣三四十元。并且，老年人的收入基本都是来自市场，谁挣了多少钱很好区分。这一点与中西部农村很不相同，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的现金收入极少，大部分老年人是通过务农维持生活，而农业收入是夫妻两人的共同劳动成果，很难据夫妻两人的贡献在量上进行区分。

再次，当地老年人，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需求，因此分开管钱在消费上比较自由。实际上，笔者调研发现，当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老年夫妻更倾向于分开管钱，其一是因为夫妻两人的收入来源都比较多，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小，其二则是因为上层老年人交往需求更大，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都有自己的交往圈，因此其消费需求也更大。而下层家庭由于面临的压力比较大，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要服从于家庭的整体利益，因此老年夫妻分开管钱的现象相对不是那么普遍。

此外，当地的老年夫妻之所以可以分开管钱，其基本前提是父代家庭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并且具有独立支配自己财产收入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衍生出老年夫妻分开管钱的现象。而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压力更大，必须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动员和整合以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

在子代成家之后，子代掌控了当家权，父代家庭依附于子代家庭。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时要不断为子代家庭付出，其经济收入也要支援给子代家庭，父代家庭在经济上不具有独立性，更不具有独立支配家庭经济的合法性，因而较少出现夫妻分开管钱的现象。

本文摘自《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作者：李永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