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6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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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 ，作者：杨弃非
为跨省域协同发展探路
长三角一体化，又有新动向。
几天前，上海市政府官网发布一则批复称，同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命名为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这是自2023年7月成立以来，这个特殊的高新区迎来的又一大动作。
根据公开信息，该高新区规划面积49.16平方公里，已形成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一区三园”格局。目前，三个园区都已获省级园区批复，正在积极争创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高新区。
图片来源：“长三角示范声”微信公众号
争取“国家级”，无疑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突破自身的新尝试。
2019年批复设立的示范区，虽肩负“国家任务”并坐拥长三角雄厚经济基础，但其覆盖区域长期以来被视为两省一市中的经济“洼地”，此次探索也是一次“组团突围”。
以跨省域高新区建设作为协同创新的“切口”，示范区能否实现“以小博大”？又将为全国范围内的跨省域协同发展贡献哪些经验？
01
转向
回顾6年前，设立高新区并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核心议题。
当时，正值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通过审议并印发时，在国新办举行的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上海主要领导对外宣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三个重点区域之一。
示范区诞生之初，就颇显与众不同。
一来，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江苏苏州吴江地区、浙江嘉兴嘉善地区和上海青浦地区，并非两省一市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甚至有专家称其为“洼地”，“三方经济相差不大、大体发展水平相当，发展潜力和空间也很大”。
二来，“生态绿色”作为示范区的鲜明标识，在一开始就被置于关键位置。当时相关负责人曾提到，示范区的建设不会走传统开发区的路线，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示范区中心地带“水乡客厅”的打造规划。有观点称，示范区所处区域并不适合大规模新城新区建设，更适合绿色生态的发展模式。
图片来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以“绿色”开局，示范区渐渐有了开发区的底子。
事实上，早在2019年，大项目就已先行一步落子。当年1月，华为落定青浦，到2024年，练秋湖研发中心以华为全球最大研发中心之名正式面世，与松山湖研发中心滨水而建的思路如出一辙；6月，阿里巴巴花落嘉善，并随后带动移动、电信等头部企业纷纷建设算力项目。
据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示范区产业发展实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绿色生态的发展主线下，三方并未对示范区产业发展做过多行政干预，包括当时设立的基金也主要用于绿色发展。但不断提升的生态优势却吸引了企业主动靠拢，智力密集产业和高端人才对环境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大项目之间还发生链式反应、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一个突出的例子就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上：
青浦的练秋湖研发中心开展华为终端芯片、无线网络和物联网研发等业务，带动当地形成“泛华为产业园”；
吴江的永鼎智慧科技产业园聚焦5G通信传感芯片、5G模组研发和系统集成，推动5G智慧科技与车联网融合；
嘉善的格科微半导体项目则建设多条先进工艺的12英寸晶圆生产线，打造从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销售的垂直整合制造工厂。
在产业带动下，示范区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一定程度调整。据曾刚观察，近年来，有关“水乡客厅”的提法不如最初频繁，而产业则愈加成为关键词。2023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对外发布，将示范区的目标重新定位为长三角“绿色创新产业之心”。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创新组团图片来源：“长三角示范声”微信公众号
02
“补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示范区探索了一条与长三角传统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的道路。
一种业内较为普遍的共识是，相较于珠三角因开放基因而造就的强大市场环境，长三角更倾向于强调政府的力量，通过与市场协同发力，不仅造就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也形成了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三省一市紧密联动的产业体系。
而反观示范区的发展轨迹，如曾刚分析，在政府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市场力量扮演了主导角色，进而推动政府完善配套、跟进服务。他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先上车，后补票”。
其中，设立并推动高新区晋升“国家级”，正是政府发挥“有为之手”作用的关键之举。
2022年，吴江区科技局在一则对区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22年，设立跨省域高新区被列为示范区重点工作安排。高新区包括青浦、吴江和嘉善三个园区，其中作为吴江园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汾湖高新区数年前启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但被科技部多次驳回。
于是，在抱团共建高新区后，汾湖高新区设想“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复的成功经验”，以汾湖高新区作为既有主体，一区多园申报国家级高新区，但科技部其后反馈称：
目前全国“排队”的地区较多，“示范区要‘插队’创建国家高新区，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充分理由和实践经验做支撑，不能‘凭空起高楼’”。
基于此，示范区高新区定下了3年建设方案，目标为“2025年主要评价指标达到全国国家高新区同期较高水平，争取成功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
据曾刚分析，与此前省级高新区相比，国家级高新区将被赋予更高的审批权限，以降低项目落地和规划建设等方面的审批成本、提高发展效率，同时也可能争取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更好赋能产业发展。
而纵观示范区高新区的相关规划，不难发现其服务既有产业发展，进一步释放产业链集群效应的内在逻辑。
比如，高新区定下“一芯引领、两廊带动、三片协同、多点支撑”的战略空间布局，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推动“北斗+”“AI+”“5G+”“大数据+”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又与当地逐渐形成规模的电子信息和智算产业深度呼应。
03
试验
事实上，早在示范区刚落地之时，就有人认为，其与当时刚揭牌的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一道，构成了上海一东一西两个代表未来的新兴增长极。
也不乏有人提及过去“东有大浦东，西有大虹桥”的畅想，当时浦东已然成势，而虹桥似乎还总“差一口气”。
从某种程度上说，示范区正在补上“大虹桥”曾经的遗憾。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4年，示范区人均GDP年均增长6.9%至154512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至9343.9亿元，工业投资年均增长7.2%至492.7亿元，已高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平均水平。
诚然，与示范区相比，临港的表现更为迅猛，几乎可以用“超高速”形容。临港同期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8.4%达4230亿元，其中，工业固投更是连续多年占上海全市比重20%以上。
但示范区的“试验”意味相对更重。
图片来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如曾刚所说，过去上海主要靠国企和外企带动，特别体现在临港身上，通过高标准定位、顶层设计带动，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高能级项目，比如特斯拉、中芯、华虹等重大外资、国资项目。而示范区则一改路径依赖，由高能级民企带动，探索出一条没那么“上海”的发展路径。
在其背后，则是在长三角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下，省际“边缘”地带突围的一种可能。
从示范区高新区的发展来讲，市场带动的特质同样难以忽视。此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曾提到，整个长三角，跟沪宁沿线以及杭州、合肥这些大城市相比，示范区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并不是最突出的。示范区更希望通过产业联动，共同打造一个高新区，塑造招商跟创新发展的新优势。
也不乏问题待解。比如，在缺乏“跨省域管委会”的顶层统筹下，如何真正在市场力量倒逼下实现“共聚战略科技力量、共推产业技术创新”的目标；再比如，在级别存在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如何“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形成多方平等合作、平等对话、平等受益的体制机制，等等。
对于当下的长三角，此种探索已变得格外重要。
江苏“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支持苏州与上海同城化发展；而上个月发布的《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2023—2035年）》则提到，要“加强上海大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空间融合，以及与南京、杭州、合肥、宁波都市圈空间统筹，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示范区落地之初，时任上海主要领导就曾指出，上海对内开放，特别是面向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一直缺少一个核心承载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补上了“缺”，如今，则更需要发挥出“极”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