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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2 13:04

被关系标记的金钱:丈夫给妻子的钱,到底算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原文标题:《被关系标记的金钱:丈夫给妻子的钱,是报酬、补贴还是零用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现在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亲密关系破灭之后关于经济和金钱方面的争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说,“看到过一张图,有点玩笑的性质,讲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各自都有律师,提示应时时注意界定金钱转移的性质——男方的律师提醒男方转钱时加一句什么话,女方律师提醒女方约会或收钱时加一句什么话,把钱界定为特殊关系的表征,而不只是钱。”


在日前举办的《金钱的社会意义》新书分享活动上,姚泽麟以现实案例阐明了这部作品的主要观点,即金钱并不是所向披靡的、冷冰冰的、腐蚀一切关系的东西,金钱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道德观念的约束。


《金钱的社会意义》著于1990年,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教授,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


时隔二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引进了中文版,姚泽麟是这本书的主译者。这不是泽利泽作品第一次被译介为中文,中文世界的读者或许已经很熟悉她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道德与市场》《亲密关系的购买》等著作。 


《金钱的社会意义》[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姚泽麟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姚泽麟在活动上表示,长期以来,普通大众以及社会学界都认为文化和经济两者不能融合起来——中国人会批评商人没有道德,一个商人挣了钱就被认为是反道德的,西方也有类似的论述;经济领域强调效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而文化和道德领域不能夹杂效率的考量。


然而,真实世界确实如此吗?他以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举例称,我们也会遇到不适合电子支付转账的场合,比如在慰问受伤同事时,应当用红包包装现金,而非在病床前扫码转账,“因为虽然电子支付非常便捷,但是这样的支付会伤害同事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作为《金钱的社会意义》的现实注脚。


一、被标记的金钱背后,是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泽利泽的研究聚焦于金钱与社会的关系,她对金钱的看法与以往的经典社会学家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金钱将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扯掉,以金钱为代表的理性化的力量,大大破坏了我们原来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金钱使冰炭化为胶漆”,使得仇人互相亲吻,是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所有东西拉平,却是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别。


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朝着理性化的发展,大家追求效率,金钱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开路者和急先锋。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谈到,金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术问题,把质化约为量,认为金钱所向披靡,不可能受到道德和社会的约束。当代的社会学家也普遍认为,钱越来越侵蚀我们的社会关系,损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 


泽利泽进行这项研究的时间段是美国经济急速腾飞的1840~1930年,这时人们收入增加,金钱急剧增多,与此同时货币化以及货币标准化的趋势也在增加,当金钱进入家庭内部时,就呈现出了更多的矛盾和张力。


所谓货币化,不仅在美国发生,事实上,整个近代世界都是如此——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货币交换想要的东西,所有的生存需求都要通过钱的来购买满足。货币不断地标准化,每个国家都有央行来发行和管理货币,这是否意味着金钱扫平了一切呢?


泽利泽观察到,人们在处理钱时会做出标记,“标记”是她阐释金钱与社会关系的重点,对金钱的“标记”包括物理的、空间的以及使用方式、使用者的区别。


在最早写作关于人寿保险的博士论文时,泽利泽就提出钱有两重性:一重是工具性,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另一重是象征性,经过包装之后钱可以变成红包,跟赤裸裸的金钱有所区别。


姚泽麟曾研究过医疗领域的红包现象,没有病人会傻到直接把钱塞给医生,总要包装一下,要么变成红包要么变成卡片,才能送得出去。被标记装饰的金钱具有象征意义,其背后是道德和社会规范对金钱的约束。


送钱和送红包表面上看是相似的货币转移,都属于金钱的流动,但意义和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社会关系到底如何。以医疗领域为例,姚泽麟说,红包送错了其实会伤害与医生的关系,“你不送还好,送了以后医生会改变他原有的做法,这是我们有时候对关系的误判。实际上如果医生和病人是完全的陌生人,红包也是送不出去的。”


此外,术前和术后的红包也有差别,这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都很明白。对有些医生来说,术前的红包是一种压迫,术后的红包才是病人的感激。


另外一个例子是青年人“啃老”。姚泽麟举例道,有学者曾研究过,人们原先认为啃老是年轻人躺平,问父母要钱买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庭是父母主动想被啃,在买房时主动介入,是为了进一步加固与子女的关系,以共同参与买房的方式维系亲子关系。


这种现象也与泽利泽的研究有关系,启示我们虽然金钱货币标准化势不可挡,但是社会中的金钱有着多元的表现方式,也与社会交往关系的维系有关。


二、家庭内部的金钱与关系:女性距离金钱有多远?


《金钱的社会意义》的关注重点之一,是1830-1940年在美国家庭内部女性对金钱的支配。当时,美国消费经济兴起,工资收入不断货币化,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丈夫的收入,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妻子有没有权利获得补贴、丈夫给妻子钱是否要规定钱的性质、妻子能否自主决定钱的用途等等。


妻子扮演的角色往往十分“诡异”,她通常要负责采买购物和维持家庭运转,但她手里没有钱,很多女性去店里买东西,再由店里划账给丈夫,女性并不直接与钱发生关系。


在对上层及工薪阶层女性的研究中,泽利泽发现,家庭中的金钱也有许多标记,补贴和零用钱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在中上层家庭中,丈夫会不定期地给妻子赏钱——“赏钱”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特别好的词,意味着关系的不平等,但也正是这个称呼维系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女性有很多方式获得“赏钱”,有些人会以请求、哄骗或性勒索的方式获得,或者与店家串通,虚报价格,从中获取回扣。


我们在看待家庭内部的丈夫给予妻子的金钱时,也要区分某一笔钱是礼物、报酬还是权益性质。姚泽麟说,今天我们更多把这种金钱认为是权益,如果是报酬的话,就好像女性是家庭的佣人,因为做了很多工作才得到钱。


而如果丈夫偶然兴起的赏钱慢慢变成了固定的补贴,又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补贴是定时的还是不定时的?是固定比例还是每次都要协商?如果丈夫不给补贴,妻子有没有权利追诉?钱到手之后能够拿来做什么?


今天的女性可以购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比如化妆品、护肤品等,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用补贴给自己买小物件是不被允许的。此外,当时的道德家认为,妻子获得报酬性质的补贴会使得女性放松对家庭的责任,把妻子的道德责任商品化了,丈夫不甘心从收入里划出一部分作为补贴。


一方面担心女性对家庭财务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就不听话了,一方面还担心女性在财务方面不称职,因此以这些理由抵制女性拥有自己的钱。


后来,女性即使拥有了零花钱也好像可以自由支配,却仍也面对着实际用途上的限定,比方说可以捐给教堂、给孩子报辅导班,如果家庭钱不够了可以补贴家用,但一定要用于家庭的消遣而不能给自己,她自己去看电影出去玩是不被允许的。


在工薪阶层家庭里,许多孩子会去工作,这笔钱不用交给家庭,女性也很难当家。因此,对家庭金钱的支配能力可以折射出女性的家庭地位,也正是这种地位限定了家庭内部金钱的标记形态。


姚泽麟指出,一百年前的美国发生的事情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原先人们觉得这些领域金钱不应该介入,而事实上家庭内部金钱的使用有着非常多的争论,我们也应该思考金钱对于家庭关系变化的影响。


“思考金钱真的使得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了吗?像中国家庭好像不太讲亲密关系,会说男耕女织像经济合作社一样,奔着合作有效率的目标去,但实际上应该比这个复杂,”他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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