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一篇报道就是一场战役

“生活骨感，理想与妄想可以丰满。”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度训练营（ID：shenduxunlianying），作者：杨楠、曹嘉轩、訾奕然，编辑：杜锐峰、张馨尹、唐卓雅，原文标题：《调查记者邓全伦：不奢谈理想，但也不能忘记理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半酣时，议及众多调查记者的离职，叹然。我突然想起那年他从云南鲁甸，花800元雇黑车沿金沙江崖道去调查违规水电站，一路山高水险，几次差点坠江，不禁笑：“如果那年你掉江里了，可能会少很多烦恼。”

他亦半醉，说，“他们离开他们的，老子，永远不会离开调查岗位！”——刀口（邓全伦前同事）

“去茶楼喝茶，如果要上厕所，一定要把包随身带着，不然等你回来，可能会发现包里被装了一大袋子钱，然后下一秒，就会有人破门而入，把你敲诈的罪名彻底坐实。”

“被调查对象知道我在调查他们，一边不断给我和我的单位发律师函，一边又好声好气通过电话对我嘘寒问暖，问我要不要去他们所在的城市谈谈庭外调解，还要帮我订酒店。但我知道，一旦去了就是万劫不复，一定会被他们反扑。”

这些听起来像电影一样戏剧化的情节，却是调查记者邓全伦职业生涯中的真实经历。根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截至2017年，中国在册调查记者仅剩175人，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

外界对他们的工作充满想象，而在邓全伦看来，调查记者也只是一份工作，只不过“人身安全不稳定性更大一点，威胁刁难更狠一点，遇到的障碍更多一点罢了。”

邓全伦

一篇调查报道就是一场战役

什么是调查新闻？在从事调查新闻工作二十余年的邓全伦看来，不外乎三点：“首先它一定是为了公共利益；第二，一定是真相被掩盖，需要我们通过调查手段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第三，一定要有记者的独立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是由官方发布的，而不是记者独立完成，那就不算调查到的。”

完成一篇调查报道需要十八般武艺，强大的信源便是其一。“当记者的经验足够丰富，人脉足够宽广，自身便可以形成一个‘题材洼地’。”2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邓全伦与来自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上访者、举报者等相关人士建立了联系，和这些人的交流往往会成为他意想不到的信息来源。偶尔，也会有陌生人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他，向他提供案件线索。邓全伦通常会根据题材的类型、证据的丰富度和个人的兴趣，对众多线索进行甄别和判断。

关注新闻消息是调查记者的必备功课，也是扩大信源的途径之一。2010年，一篇有关“道长李一”的文章吸引了邓全伦的注意。文中，李一的弟子超过三万，其中不乏马云、王菲这样的企业大腕和娱乐明星。但奇怪的是，同样位于重庆的邓全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出于职业敏感，他对李一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奇”，在问过朋友是否了解此人，但都得到否定回答后，邓全伦对李一的好奇变成了疑惑。于是他开始着手报道李一，并逐步揭穿这位“大师”的假面。

调查报道往往题材重大，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操作起来需要慎之又慎。对邓全伦而言，一篇调查报道无异于一场战役。

从第一个环节——报题开始，每一步都有严格细致的操作流程。为什么要去操作这一选题？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否摸排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点？能否形成一篇有力的调查报道？记者本人是否就这一选题达到某种认识的高度？在邓全伦报题的环节，这一连串问题都需要得到基本的回答。完备的案头工作、复杂的批准程序……只有经过这些流程，这场战役才算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正式进入采访环节前，邓全伦很看重前期案头和外围调查的工作：“我们要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一些合法调查渠道，比如网络上的公开报道、工商登记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中国庭审公开网等等。”

2000年7月大学毕业，邓全伦走上了记者的道路。他先后在《重庆经济报》《重庆晚报》《重庆日报》《时代周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现如今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调查记者。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做过不少重磅调查报道，令他声名鹊起的是2020年轰动全国的“200亿身价法官案”。作为机构媒体的记者，邓全伦奔赴海南等多地，通过数篇报道最终将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拉下马。

刚接触张家慧案件时，邓全伦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张家慧家族里面有哪些产业？那些产业是什么状况？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跟张家慧的职务升迁有没有直接联系？随后，他通过多种渠道反复进行案头工作，梳理相关资料，找出核心的破局点。

打蛇打七寸，真正能够拿捏住调查对象的致命问题，往往需要从前期案头工作和中期多方采访共同推演得出。面对纷繁复杂的潜在采访对象，邓全伦会采用“从外围到内围”的方式，既采访目标人物的举报者、竞争对手，也去接近他的朋友、利益相关方、身边人，保证采访的平衡性。当真话与假话并行，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同一个事实的说法和认定有矛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信源多元化，去交叉印证，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确定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真正直面目标调查对象的时刻到来以前，邓全伦往往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只有我们前期各方面调查都做得特别扎实，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出稿了，最后我才会正面与他交锋。这时候提出一些闭合式采访问题，采访对象回答与否对于整个调查报道的主旨方向、基本事实没有任何影响。直接将证据甩出来，让他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证据，是邓全伦“相信文章能立住”的信心来源。

然而战斗并不会在稿件发出的那一刻就彻底结束，事前合理有效的风控（风险控制）是为了规避可能潜伏着的种种明枪暗箭。风控包含很多层面，从写作手法上，邓全伦会注意采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克制自己的情绪，少用形容词，多用中性词，多用动词，避免让暗处的对手抓住把柄。

而在发稿时间的选择上，同样也要与调查目标斗智斗勇。为避免被势力强大的张家慧等人干预，邓全伦选择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即周五，发布自己的调查报道。这时候放出，可以最大程度争取稿件的有效发布时间。“这是一个新闻干预问题，为了防止稿子被秒删，在发稿时间设置方面你必须要考虑地精细一些，完备一些。”邓全伦表示。

调查进程中如何排兵布阵、谋篇布局，处处都是讲究。邓全伦待过的好几家媒体，每逢他操作重磅选题，只有分管他的副总编辑或总编辑知悉选题内容，其他部门领导很可能毫不知情。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证题材被安全顺利地开发，更多是出于对记者的保护。操作调查报道时，有经验的媒体都会十分重视保护记者的身份和题材不被泄露。一旦被调查对象得知身份，记者本人很有可能会受到打击报复。

调查新闻场处处是如临深渊的险局，记者在调查他人的时候，也会被以最严格的新闻规范来衡量。邓全伦说：“调查新闻会触犯到很多人的利益，如果你有什么硬伤，别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你？一定会把你的软肋放大了十倍摆出来。”

鉴于调查记者这一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邓全伦并不主张新人一入行便从事调查报道工作。新人记者往往有很高的热情，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或心理素质不够好，可能经受不住利诱或威胁，抑或面对突发事件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从而使自己陷入致命的境地。邓全伦认为，新人记者最好先从最基本的条口做起，有了扎实的基础和深厚的积淀再去做调查报道，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锋芒锐利，触角柔软

接触过邓全伦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个“敢与魔鬼争高低”的硬汉子。

邓全伦在《重庆晚报》的同事刀口（化名）回忆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情形：邓全伦坐公共格子前排，把采访本摔得啪啪响，还一脚把椅子踢得骨碌碌滚出七八米。刀口后来才知，彼时的邓全伦确实窝了一肚子火，原因是晚报“欺生”，原是资深记者的他在这里不被重视，只能每日发些豆腐块文章，还是署名见习记者。

不久后的川渝合作采访之行，刀口发现，“脾气挺大”的邓全伦，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川渝合作是场新闻硬仗，会议现场记者云集，但作为地方都市媒体，邓全伦他们很难进入主会场。谁料，邓全伦竟混了进去，绘声绘色写出若干连续报道。被问及原因，他笑着搬出了刀口曾说过的话：“你不是说搞新闻要有大门撵出来，窗子翻进去的勇气吗？我是翻进去的！”

有胆识，不怕事，再加上不一般的采访突破力，同事们都信了：大稿交给邓全伦做，能出彩！

后来，邓全伦去了「时代周报」和上海广电，做出了不少影响广泛的深度调查，同时创下了许多个第一：

国内调查报道重庆薄王时代“打黑唱红”及所谓“重庆模式”最持久最深入的记者；

首揭重庆缙云山李一道长的“假面”；

首次到现场调查“华润宋林案”；

首次深度报道南充党代会贿选案黑幕；

首发四川访民之死案；

第一个报道海南高院副院长腐败……

邓全伦

这些报道，每一篇读来都触目惊心。而这背后的不易，只有邓全伦自己知道。他不止一次被抹黑、攻讦，稿子无法刊登的情形对他来说并不稀奇。但压力愈大，他愈固执。“当你遭到来自外部强大的力量，他们企图遮蔽真相。但不行，这个时候记者必须‘固执’。我要反抗！我就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2015年9月，副部级官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因严重渎职、包养情妇、涉嫌巨额贪腐被中共中央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华润宋林案得以披露，离不开一位位调查记者的接力传火，而第一位点火的人，是邓全伦。

2013年的春节，邓全伦去到山西做现场调查。一个星期过后，他把文章做了出来，但出于各种因素，被拒绝刊发。邓全伦不肯放弃，他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联系同行，把辛苦得到的资料全部附上，还一遍遍问对方“你们能不能再去一趟？”

最终，邓全伦撰写的《华润电力百亿收购黑幕》被顺利发出，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主页上，但可惜的是这次报道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尽管会有沮丧和无奈，但“同行间的抱团取暖”还是让邓全伦深深感动。

邓全伦

“敢与魔鬼争高低”的邓全伦，不怕和社会暗疾硬碰硬，却有些害怕报道灾难题材。

2011年，在《时代周报》工作的邓全伦被派去参与地震后再生育的专题报道。对他来说，“那是一次很痛苦的报道”。采访再生育的父母，总无法避免提及他们在震中离世的子女。邓全伦不想让采访对象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怎样才能更具同理心和悲悯情怀，是邓全伦自接手报道直至交稿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挣扎过后，他决定通过倾听、理解和沉浸式体验来完成这项工作。现在回想起那次报道，邓全伦感慨道：“那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为了使得报道更加平衡，邓全伦和同事约访了一位计生干部，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位干部同时也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为了缓解采访氛围的沉重，邓全伦和同事带她去了一家餐馆。

嘈杂的环境里，邓全伦被这位母亲讲述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她的女儿生前有一个习惯，睡前和起床后都要喝水。女儿去世好几年之后，她每日都会在女儿床前放一杯凉白开，数年如一日。过去无可挽回，失去孩子的母亲只能继续往前走，一切似乎都改变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悲伤从未减轻，爱也一直都在。

灾难报道里有逝去的生命，更有割舍不断的情。面对泪流满面的采访对象，邓全伦会把锐利的锋芒化作柔软的触角，用陪伴来安抚悲伤。

不奢谈理想，但也不能放弃理想

“都说，移动互联时代，人人都是记者，都是监督者；都说，记者是社会的观察员，是时代的记录者；都说，寻找真相、说出真相、传播真相，是记者的使命与职责。问题的关键是，在官员‘互不监督’的利益交换所，在权力的颟顸任性里，我们的记录和监督还有多少自由与空间？在重重迷雾中，在流量和大数据的蛊惑下，我们还有没有追问与批判的勇气和力量？”

这是今年的记者节，邓全伦应《传媒江湖荟》­­­邀约写下的致辞。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里，盘旋在邓全伦脑海中的这两个疑问，也是所有传媒人共同面对的考验。

调查记者为何日渐式微，在邓全伦看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自媒体的发展，让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的收入断崖式下降。平台经营越来越困难，记者的薪酬自然也无法让人满意。外加新闻管理机构对舆论监督报道的管控，记者们开展调查活动并不那么自由。

但这不是最开始的样子。

2009年，邓全伦进入《时代周报》，开启了他真正的调查记者之路。那时国内的调查环境相对宽松，有很多钟情于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媒体，每个部门的调查记者也很多，同行之间抱团取暖、良性竞争，整个行业欣欣向荣。“出现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大家就一窝蜂扑过去，一起竞争，不断挖掘，从不同角度呈现事件。”

如今，当年与邓全伦一同战斗的同行们都已人到中年，多事他业。年龄为调查记者这一职业带来的，不全是阅历的厚度，还有需要转型的尴尬处境。没有物质生活时，可以用理想来宽慰自己，但连理想都难以实现时，他们该如何自处？

“想过放弃吗？”

邓全伦沉吟几秒，开口道：“当然有。”

从业20余年，邓全伦在记者这重身份下，听过许多，见过许多，感触也有许多。对于这一职业，他持一种冷峻的态度。

“这是一个奢谈理想的时代，特别是调查记者行业。一个个题材、一篇篇报道，扎实稳健地做下来，我觉得这就够了，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了。”人到中年的邓全伦，谈及理想，显出些难为情：“有些理想只能是在心里的，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青葱年少的时候对待事物可能会去拼搏，但现在我更希望能运用已有的社会、职业经验去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在邓全伦看来，记者只是一个职业，不应被赋予太多的理想。“扎根于现实，基础才牢靠。新闻理想不是建在沙地上的。它的最终实现，也是要靠一个个题材、一篇篇报道累积而成的。”

“不奢谈理想，但也不能忘记理想。”尽管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做新闻，但邓全伦从来也相信，“理想”二字在新闻行业不会缺席。“如果我们这一行业缺少了理想，你觉得它还能走得远吗？新闻行业是个人文职业，它一定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的。调查记者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要面对的题材不那么干净纯洁，如果没有一点情怀在里面，是很难克服困难一路走过来的，新闻理想多少会有一些。记者这个职业不可能使人飞黄腾达，除非利用职业之便敲诈勒索，而一旦没有守住初心，受到利益诱惑，便离身陷囹圄不远了。”

邓全伦无意于飞黄腾达，家人对他的收入也没有过高的要求。“生活骨感，理想与妄想可以丰满。” 虽然也曾在意兴阑珊之时想过放弃，但那一点点“理想”和“妄想”还是如脐带一般，始终联结着他和调查记者这个职业。

良善、正直是调查记者的人格底色，这是邓全伦对这一职业的理解。而调查报道于他而言，“它是我读懂中国的一个窗口，不断逼近真相的那个过程，更让我觉得刺激与快乐。”

邓全伦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调查记者

因报道轰动全国的“200亿身价法官案”获“金丝楠奖”2020～2021年度记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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