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到明尼苏达：周期之外的“良知”与“常识”

来源｜培风客（ID：peifengke）

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

头图｜视觉中国

原题｜《经济周期之外的故事，每个人都置身事内——从长沙到明尼苏达》

之前有次写一篇关于财政的文章的时候，有朋友安利了《置身事内》这本书，当时我其实还没读，之后感谢一位出版社的朋友，送了我一本。

那本书前半部分从政府工作的细节和激励方面，微观入手解释了很多经济现象的微观来源。然后后半部分把这些微观现象串联成了宏观数据。这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是我非常羡慕的写作方法，没有微观现象做支持，宏观的数据犹如纸上谈兵。比方说去年年初，如果简单思考通胀会起来就不去买国债，就忽视了微观层面国债市场供需失衡。没有宏观的总结去谈微观，就有点像脱离剂量谈毒性，比方说你明明觉得出口非常重要，但出口对于GDP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增速上因为它体量不大。

所以那是本好书，最好的致敬方法从来不是去再吹一次书有多好，而是学习这种方法写自己的文章。之前有位读者留言表示说，想了解一下经济周期长度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它是怎么变化的。当时我觉得那是个好问题，但一时没有很好的回答，等到我想好怎么回答的时候，又已经过了48个小时没法回复留言。所以今天的文章，是我想学习兰教授的写作方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经济周期之外的一些影响因素，是如何让经济周期变长；以及，这些经济周期之外的因素，是不是比周期本身更重要。

第一部分的文章我会用长沙的例子，从微观角度解释一个城市的产业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部分的文章我会用明尼苏达的例子，从宏观数据上解释，这样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经济数据。

长沙，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

首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长沙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大概是这样的，在2007年之后，由于四万亿的基建刺激以及长沙在工程机械领域的领先，长沙的工业有过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长沙的骄傲是全国三家著名的工程机械厂都在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

等到2016年之后，长沙的第三产业尤其是零售开始崛起，现在大家提到长沙，想到的都是茶颜悦色。

上面这个是长沙发展的大背景。但既然说了要微观，我们从两位市长的故事谈起，一位是张明泰市长，他在1990年代初期出任长沙市长，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专业技术非常过硬，设计系统出来的市长；一位是谭仲池市长，他在2000年代初期出任长沙市长，也是一名诗人。这两位背景迥异的市长，在长沙的施政都犹如草蛇灰线伏笔很长，给今天的长沙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影响。

兰教授在书里面说，大部分官员在地方遇到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细节问题，每天睁开眼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钱从哪里来，钱去哪里。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故事，要从张明泰市长当时的财政问题说起。

首先明泰市长虽然是机械专业的学生，但绝不是一个刻板的人，曾经在某次向干部讲话的时候，用三句话表明了他对于大家的期许：

不要站错队伍；

不要装错口袋；

不要睡错床铺。

但不管言语多么灵活，财政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麻烦。90年代初期的长沙市，面对有两个问题：

财政依靠工业；

工业自己也出问题。

在95年的时候，长沙的工业占GDP比重达到了40%。今天的长沙市，长望浏宁四个县都是有钱的主，但在那个时候，各个县的财政官员可谓捉襟见肘。当时每年分钱的时候，县级的官员们总是看着长沙南郊和北郊的工厂垂涎三尺，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重工业的增值税大部分留在地方，长沙当时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系统。

为什么长沙拥有这么完备的工业系统？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是毛主席的功劳。在1955年之后，一五计划设定了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湖南作为一个矿产比较丰富的中部省份，加上作为毛主席的家乡，有大量的国有重型冶金项目落地在湖南，或者说尝试落地在湖南。株洲的火车头厂现在变成了南车，在最开始的时候，株洲除了生产火车头很有名，还有个拳头产品是自卸矿石敞车，所以湖南最开始的拳头工业，是挖矿。

湘潭钢铁厂至今依然在运行中，曾经冶金工业部也在长沙多个地方设立分公司，目的是建立铁合金，铝合金的冶炼基地。在后续的岁月里面，这些一五计划开始留下的痕迹慢慢被时间冲刷，有一些工厂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由上海援助建设的浦沅机械厂（浦江和沅江，上海和常德）最后孵化了中国最牛X的工程机械公司，有一些则被岁月淘汰。

“领导，我们生产出了可以用于桑塔纳后箱的那个支撑杆，但有个小小问题。”

“有什么困难么？”

“困难倒是没困难，但这两个支撑杆的成本顶半台桑塔纳。”

但即便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重工业利润留存在地方，长沙的财政依然谈不上富足。1993年长沙财政收入应该是30亿左右，上交完国家之后留存的10个亿里面，超过一半要发工资。真正给长沙留下来自己发展的就几个亿。

我知道会有人说那个年代几个亿很值钱，但其实不是的。当时长沙的工业产值大概是300亿左右，如果你想改组工业体系，你用每年几个亿，是没法撬动300亿的总盘子的。所以改革就很慢，当时没有很好的金融体系，内陆省份比起沿海差在这点。然后大家看着一些曾经的好工厂，在市场化浪潮下被冲刷，但没有钱去进行再投资和改造。这点非常遗憾。

（长沙市工业结构调整研究）

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加灵活的村以及村以下工业在1995年增速非常快，而国有工业的增速非常迟缓。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一次商务谈判中，长沙轻工院的同志非常自信地对客户说“我们的自备电站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省钱，我们自备电站树皮都可以用来做燃料，节省你们的开支。”

当时对方很不解，问“这技术是怎么想出来的？”

“曾经穷过，被逼的。”

所以在1990~1995年，长沙历史上留下辉煌印记的工业系统遇到了市场化带来的阵痛，叠加分税制改革的干扰。既然说到轻工院，以前长沙有两个轻工业设计院，一个是湖南省轻工业设计院，一个是长沙轻工院，但长沙轻工院反而是属于轻工业部的设计院，南宁制糖，长沙造纸。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湖南省轻工业设计院要更吃香，因为湖南省愿意去投资发展本省的工业。在分税制改革之后，长沙轻工院更吃香，因为湖南省没有意愿去增加投资。（投资的75%的回报从地方上转给了中央）

长沙的工业人不是没有想办法，穷则思变，无论是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技术改造，这些方法都做过，但最后的结果是，长沙曾经引以为豪的机械工业，慢慢开始衰落。

上图可以看到，机械的产出从1985年的第一名，滑落到了2000年的第八名，而烟草，白沙烟，从1985年的第12名，上升到了2000年的第一名。

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了。长沙在经历一个从二产业向三产业的转型。我们在读宏观经济的时候，都知道长期来看，二产业要慢慢让位于三产业。但如果你去亲身经历，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

张明泰市长的故事我们用一个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事做结，在后面你会发现，历史的魅力在于，趋势你无法阻挡，但一些小事情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是什么让你在一些小事情上做对选择呢？一方面是运气，另一方面是你自己的道德和良知。或者说，是文化。

长沙曾经有想过老城改造，在财政非常捉襟见肘的时候，据说张明泰市长曾经召开过一次讨论，到底要不要把老城区拆了。最后没有拆的原因是，没钱拆。事情也由此作罢，很多老城区由此保留了下来。当时有些其他的地方借钱拆了或者强拆了也能把事情做了，但长沙当时没有这样做。

由于没钱拆老城区，等到谭仲池市长上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长沙的老城区，或者说背街小巷，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当时很多城市流行修建双向六车道四车道的公路，但当时谭仲池市长做了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叫做背街小巷的改造，把以前很多青石板路变成了沥青路和水泥路，然后在很多小巷子里面设立了公共厕所，同时给一些巷子建立起了牌坊，确定了名字。同时框画了社区。

是的，当你今天去解放西，去坡子街，去看对面的太平街，或者去天心阁下面的县正街，或者去天马山，你可以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老城区，而且拥有比较不错的基础设施。以及很多在街边的零售摊贩，有些说自己从1993年开始下米粉（这是工业改造开始的时候，当时他们的第一代开山师傅很有可能就是从工厂下岗的员工），有些说自己在这里经营已经十年了，这是2005年背街小巷改造之后的故事。

你会发现长沙之所以可以有肆姐面粉馆，有茶颜悦色，有天宝兄弟，有坡子街，并不是偶然的。从张市长的努力改造工业企业但没有选择强拆老市区，到谭市长对背街小巷进行改造，然后在巷子环境变好之后自然孵化了很多零售摊贩；继而形成消费习惯，形成文化。它是一个逻辑的连续过程。

但无论是张明泰市长，还是谭仲池市长，他肯定都想不到未来有一天长沙会有一个茶颜悦色，会有一个比黄兴路步行街有名一万倍的坡子街。支持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因素，并不是高瞻远瞩的经济知识，而反而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同理心和责任感。

所以经济周期一轮一轮，跨周期逆周期一轮一轮，但最后决定你未来的，很有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你从大的角度会说，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自然会发生，但从微观角度去看，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程，而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在宏大叙事里面看不到的文化，反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真正让你跨越周期的，反而是一些经济周期之外的东西。

明尼苏达如何跑赢了全美

然后我们用明尼苏达的例子，你会发现上面这个结论依然成立。明尼阿波利斯联储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分析了从1929年开始到2000年，这70年时间里面，是什么让明尼苏达的增速，比美国全国要更快。那篇文章的名字本身就很有趣：Business Cycle and Long-term Growth: Lessons from Minnesota.

那篇文章想解释的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从1930~2000，明尼苏达的人均GDP增速是2.56%每年，而美国是2.23%。与此同时，明尼苏达的经济周期和美国长期保持一致。

所以两个类似的东西最后跑出了不同，说明有一些经济周期之外的因素，让明州跑赢了美国。

是因为地理环境么？并非如此，他们对比了五大湖区域和平原地区，明州（又在五大湖又是个平的），发现明州还是更快一点。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明州的教育发展比美国更快。

在1950年的时候，明州25岁以上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数是5.6%，美国全国也是5.6%；在2000年的时候，明州这个数字变成了31.2%，美国是25.6%。

1950年的时候，明州高中学历人数是34.7%，美国全国是33.4%；2000年的时候，明州这个数字变成了90.8%，美国全国是84.1%。

所以让明尼苏达跑赢的，不是沃尔克在1980年抗击通胀，不是克林顿在1993年财政改革，不是尼克松和中国修复关系，也不是1960年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些都是周期内的故事。

让明州跑赢的，是一个周期之外的东西，也是一个常识，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经济。

在教育的发展中，明州的农业经济占比从1960年的10%下降到了2000年的1%，美国的数据是从5%下降到1%，周期性行业占比的下降，消费的提升带来了更长的周期。

我没有兰教授那么好的妙笔，所以我把我想说的中心思想放在最后。

研究经济周期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或者说更难的，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周期里面，保持自己的常识，坚守自己的良知并且做对其他人有帮助的事情。很多年后你会忘记掉所有的周期，而你在一个个周期里面沉淀的文化，形成的良知和道德，会决定你最后走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事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ID：peifengke），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