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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0 18:39
从长沙到明尼苏达:周期之外的“良知”与“常识”

来源|培风客(ID:peifengke)

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

头图|视觉中国

原题|《经济周期之外的故事,每个人都置身事内——从长沙到明尼苏达》


之前有次写一篇关于财政的文章的时候,有朋友安利了《置身事内》这本书,当时我其实还没读,之后感谢一位出版社的朋友,送了我一本。


那本书前半部分从政府工作的细节和激励方面,微观入手解释了很多经济现象的微观来源。然后后半部分把这些微观现象串联成了宏观数据。这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是我非常羡慕的写作方法,没有微观现象做支持,宏观的数据犹如纸上谈兵。比方说去年年初,如果简单思考通胀会起来就不去买国债,就忽视了微观层面国债市场供需失衡。没有宏观的总结去谈微观,就有点像脱离剂量谈毒性,比方说你明明觉得出口非常重要,但出口对于GDP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增速上因为它体量不大。


所以那是本好书,最好的致敬方法从来不是去再吹一次书有多好,而是学习这种方法写自己的文章。之前有位读者留言表示说,想了解一下经济周期长度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它是怎么变化的。当时我觉得那是个好问题,但一时没有很好的回答,等到我想好怎么回答的时候,又已经过了48个小时没法回复留言。所以今天的文章,是我想学习兰教授的写作方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经济周期之外的一些影响因素,是如何让经济周期变长;以及,这些经济周期之外的因素,是不是比周期本身更重要。


第一部分的文章我会用长沙的例子,从微观角度解释一个城市的产业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部分的文章我会用明尼苏达的例子,从宏观数据上解释,这样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经济数据。


长沙,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



首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长沙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大概是这样的,在2007年之后,由于四万亿的基建刺激以及长沙在工程机械领域的领先,长沙的工业有过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长沙的骄傲是全国三家著名的工程机械厂都在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


等到2016年之后,长沙的第三产业尤其是零售开始崛起,现在大家提到长沙,想到的都是茶颜悦色。


上面这个是长沙发展的大背景。但既然说了要微观,我们从两位市长的故事谈起,一位是张明泰市长,他在1990年代初期出任长沙市长,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专业技术非常过硬,设计系统出来的市长;一位是谭仲池市长,他在2000年代初期出任长沙市长,也是一名诗人。这两位背景迥异的市长,在长沙的施政都犹如草蛇灰线伏笔很长,给今天的长沙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影响。


兰教授在书里面说,大部分官员在地方遇到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细节问题,每天睁开眼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钱从哪里来,钱去哪里。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故事,要从张明泰市长当时的财政问题说起。


首先明泰市长虽然是机械专业的学生,但绝不是一个刻板的人,曾经在某次向干部讲话的时候,用三句话表明了他对于大家的期许:


不要站错队伍;

不要装错口袋;

不要睡错床铺。


但不管言语多么灵活,财政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麻烦。90年代初期的长沙市,面对有两个问题:


财政依靠工业;

工业自己也出问题。


在95年的时候,长沙的工业占GDP比重达到了40%。今天的长沙市,长望浏宁四个县都是有钱的主,但在那个时候,各个县的财政官员可谓捉襟见肘。当时每年分钱的时候,县级的官员们总是看着长沙南郊和北郊的工厂垂涎三尺,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重工业的增值税大部分留在地方,长沙当时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系统。


为什么长沙拥有这么完备的工业系统?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是毛主席的功劳。在1955年之后,一五计划设定了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湖南作为一个矿产比较丰富的中部省份,加上作为毛主席的家乡,有大量的国有重型冶金项目落地在湖南,或者说尝试落地在湖南。株洲的火车头厂现在变成了南车,在最开始的时候,株洲除了生产火车头很有名,还有个拳头产品是自卸矿石敞车,所以湖南最开始的拳头工业,是挖矿。


湘潭钢铁厂至今依然在运行中,曾经冶金工业部也在长沙多个地方设立分公司,目的是建立铁合金,铝合金的冶炼基地。在后续的岁月里面,这些一五计划开始留下的痕迹慢慢被时间冲刷,有一些工厂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由上海援助建设的浦沅机械厂(浦江和沅江,上海和常德)最后孵化了中国最牛X的工程机械公司,有一些则被岁月淘汰。


“领导,我们生产出了可以用于桑塔纳后箱的那个支撑杆,但有个小小问题。”

“有什么困难么?”

“困难倒是没困难,但这两个支撑杆的成本顶半台桑塔纳。”


但即便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重工业利润留存在地方,长沙的财政依然谈不上富足。1993年长沙财政收入应该是30亿左右,上交完国家之后留存的10个亿里面,超过一半要发工资。真正给长沙留下来自己发展的就几个亿。


我知道会有人说那个年代几个亿很值钱,但其实不是的。当时长沙的工业产值大概是300亿左右,如果你想改组工业体系,你用每年几个亿,是没法撬动300亿的总盘子的。所以改革就很慢,当时没有很好的金融体系,内陆省份比起沿海差在这点。然后大家看着一些曾经的好工厂,在市场化浪潮下被冲刷,但没有钱去进行再投资和改造。这点非常遗憾。


(长沙市工业结构调整研究)


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加灵活的村以及村以下工业在1995年增速非常快,而国有工业的增速非常迟缓。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一次商务谈判中,长沙轻工院的同志非常自信地对客户说“我们的自备电站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省钱,我们自备电站树皮都可以用来做燃料,节省你们的开支。”


当时对方很不解,问“这技术是怎么想出来的?”


“曾经穷过,被逼的。”


所以在1990~1995年,长沙历史上留下辉煌印记的工业系统遇到了市场化带来的阵痛,叠加分税制改革的干扰。既然说到轻工院,以前长沙有两个轻工业设计院,一个是湖南省轻工业设计院,一个是长沙轻工院,但长沙轻工院反而是属于轻工业部的设计院,南宁制糖,长沙造纸。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湖南省轻工业设计院要更吃香,因为湖南省愿意去投资发展本省的工业。在分税制改革之后,长沙轻工院更吃香,因为湖南省没有意愿去增加投资。(投资的75%的回报从地方上转给了中央)


长沙的工业人不是没有想办法,穷则思变,无论是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技术改造,这些方法都做过,但最后的结果是,长沙曾经引以为豪的机械工业,慢慢开始衰落。



上图可以看到,机械的产出从1985年的第一名,滑落到了2000年的第八名,而烟草,白沙烟,从1985年的第12名,上升到了2000年的第一名。


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了。长沙在经历一个从二产业向三产业的转型。我们在读宏观经济的时候,都知道长期来看,二产业要慢慢让位于三产业。但如果你去亲身经历,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


张明泰市长的故事我们用一个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事做结,在后面你会发现,历史的魅力在于,趋势你无法阻挡,但一些小事情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是什么让你在一些小事情上做对选择呢?一方面是运气,另一方面是你自己的道德和良知。或者说,是文化。


长沙曾经有想过老城改造,在财政非常捉襟见肘的时候,据说张明泰市长曾经召开过一次讨论,到底要不要把老城区拆了。最后没有拆的原因是,没钱拆。事情也由此作罢,很多老城区由此保留了下来。当时有些其他的地方借钱拆了或者强拆了也能把事情做了,但长沙当时没有这样做。


由于没钱拆老城区,等到谭仲池市长上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长沙的老城区,或者说背街小巷,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当时很多城市流行修建双向六车道四车道的公路,但当时谭仲池市长做了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叫做背街小巷的改造,把以前很多青石板路变成了沥青路和水泥路,然后在很多小巷子里面设立了公共厕所,同时给一些巷子建立起了牌坊,确定了名字。同时框画了社区。


是的,当你今天去解放西,去坡子街,去看对面的太平街,或者去天心阁下面的县正街,或者去天马山,你可以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老城区,而且拥有比较不错的基础设施。以及很多在街边的零售摊贩,有些说自己从1993年开始下米粉(这是工业改造开始的时候,当时他们的第一代开山师傅很有可能就是从工厂下岗的员工),有些说自己在这里经营已经十年了,这是2005年背街小巷改造之后的故事。


你会发现长沙之所以可以有肆姐面粉馆,有茶颜悦色,有天宝兄弟,有坡子街,并不是偶然的。从张市长的努力改造工业企业但没有选择强拆老市区,到谭市长对背街小巷进行改造,然后在巷子环境变好之后自然孵化了很多零售摊贩;继而形成消费习惯,形成文化。它是一个逻辑的连续过程。


但无论是张明泰市长,还是谭仲池市长,他肯定都想不到未来有一天长沙会有一个茶颜悦色,会有一个比黄兴路步行街有名一万倍的坡子街。支持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因素,并不是高瞻远瞩的经济知识,而反而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同理心和责任感。


所以经济周期一轮一轮,跨周期逆周期一轮一轮,但最后决定你未来的,很有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你从大的角度会说,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自然会发生,但从微观角度去看,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程,而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在宏大叙事里面看不到的文化,反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真正让你跨越周期的,反而是一些经济周期之外的东西。


明尼苏达如何跑赢了全美


然后我们用明尼苏达的例子,你会发现上面这个结论依然成立。明尼阿波利斯联储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分析了从1929年开始到2000年,这70年时间里面,是什么让明尼苏达的增速,比美国全国要更快。那篇文章的名字本身就很有趣:Business Cycle and Long-term Growth: Lessons from Minnesota.


那篇文章想解释的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从1930~2000,明尼苏达的人均GDP增速是2.56%每年,而美国是2.23%。与此同时,明尼苏达的经济周期和美国长期保持一致。



所以两个类似的东西最后跑出了不同,说明有一些经济周期之外的因素,让明州跑赢了美国。


是因为地理环境么?并非如此,他们对比了五大湖区域和平原地区,明州(又在五大湖又是个平的),发现明州还是更快一点。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明州的教育发展比美国更快。


在1950年的时候,明州25岁以上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数是5.6%,美国全国也是5.6%;在2000年的时候,明州这个数字变成了31.2%,美国是25.6%。


1950年的时候,明州高中学历人数是34.7%,美国全国是33.4%;2000年的时候,明州这个数字变成了90.8%,美国全国是84.1%。


所以让明尼苏达跑赢的,不是沃尔克在1980年抗击通胀,不是克林顿在1993年财政改革,不是尼克松和中国修复关系,也不是1960年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些都是周期内的故事。


让明州跑赢的,是一个周期之外的东西,也是一个常识,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经济。


在教育的发展中,明州的农业经济占比从1960年的10%下降到了2000年的1%,美国的数据是从5%下降到1%,周期性行业占比的下降,消费的提升带来了更长的周期。


我没有兰教授那么好的妙笔,所以我把我想说的中心思想放在最后。


研究经济周期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或者说更难的,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周期里面,保持自己的常识,坚守自己的良知并且做对其他人有帮助的事情。很多年后你会忘记掉所有的周期,而你在一个个周期里面沉淀的文化,形成的良知和道德,会决定你最后走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事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ID:peifengke),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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