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中，美国是如何借助大众传媒操纵舆论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作者：诺姆·乔姆斯基，编辑：艾珊珊，原文标题：《战争中的国家如何借助大众传媒操纵舆论：以越战中的美国为例》，头图来自：Unsplash

“国内思想控制的操纵通常都紧随着战争或其他危机进行。”在《必要的幻觉》一书中，乔姆斯基描述了战争发起国的媒体如何为民众制造“必要的幻觉”，控制舆论方向：以保护弱者、维护人权之名为发起战争辩护，同时在报道中对本国军队在战争中对弱者的欺凌、对人权的践踏选择性忽略；帮助政府建立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同时将罪责的重担转嫁给真正的受害者。

——乔姆斯基分析的是越战当中的美国，而实际上，每一场战争的发起方都有着看似正义的理由，各国主流媒体对战争的报道都体现着本国政府的利益。因此，除了前线真枪实弹的战争，在大众媒体上——现在又加上社交网络——还存在一场信息或舆论的战争。战争以这样的方式波及每一个人。而要在信息的战争中自我防卫、分辨真相，需要的不仅是甄别信息、进行事实核查的能力，还有作为一个人的常识与良知。

——三辉图书

国内思想控制的操纵通常都紧随着战争或其他危机进行。这种混乱状态容易激发特权精英们始终惧怕的“民主危机”，需要一些措施来调转对现有权力造成威胁的大众民主的矛头。“一战”后，威尔逊的“红色恐慌”就是效力于这个目的，当“二战”结束时这种模式被再次启用。不仅要压制发生在大萧条时期的民众躁动，而且要“使人民意识到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1947年杜鲁门主义发表时，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评论的那样：“（这场）战役打响了。”

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和民众运动引发了同样的关注。在国内“敌占区”的居民已经被控制和镇压，目的是通过降低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削弱工人阶级的组织，恢复美国集团公司在复杂的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尤其要让年轻人信服，在一个“自恋主义文化”中，他们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事。在内心，也许每个人都知道，对他们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个体身份和社会位置都不确定的年龄段，很容易接纳宣传制度所宣扬的那些准则。其他“特殊利益”群体新近动员起来的组织也必须受到限制或瓦解。

这是一项有时需要一定程度的武力来达成的任务，就像联邦调查局利用煽动暴乱或直接武力参与，以及恐吓和骚扰等手段，对民族运动及不断出现的持有异见的文化分子所做的那些破坏工作。另一项任务是克服令人心悸的“越南综合征”，其阻碍了采用武力手段来控制附庸国。

就像《评论》（Commentary）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解释的那样，这项任务是压制“那些让人生厌的对动用武力的阻挠”，那些阻挠已发展成为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突起力量，成为一个他希望在格林纳达的光荣征服中获得解决的问题，当时6000人的精英部队战胜了数十人的古巴和格林纳达民兵，并因其英勇行为荣获了8000枚荣誉奖章。

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我们有必要把美国展现为受害方，而越南是侵略者——对那些不熟悉控制公共思想，或至少控制其相关的关键因素的有效手段的人来讲，这看上去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到战争后期，就如民意调查所显示，普通大众已不受控制，其中大多数人认为战争是“完全错误和不道德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误”。相反，知识分子精英们却没有提出什么重大质疑。与那些现在强调自己是“最初的战争反对者”们塑造的必要的幻觉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这些圈子里，除了对于成功的前景和日益增长的费用的关注，只有一些非常零散的反对战争的声音。即便是主流中最严厉的对战争的批评，也只是痛惜良好的意图出了点岔子。甚至在美国集团企业认定应该终止这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后，这些批评依然没有上升到反对的高度，这是一个我在其他地方已经用文件证明了的事实。

这些手法创建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历史版本，其他地方对它们已有论述，但是这里我再赘言几句，让我们看看其卓越的成功。到1977年，卡特得以在一次新闻会议上解释，美国人没有必要“道歉或严厉自我批评或采取赔罪的立场”，也并不“欠债”，因为我们的意图是“保卫南越人民的自由”（通过摧毁他们的国家和屠杀他们的人民），也因为“破坏是双向的”——就我所知，这是一个未受到任何指摘、明显被认为相当合理的声明。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和谐观点并不局限于对人权充满激情的呼吁。它们经常出现，且没有引起任何指责。

美军空袭时仍在农田劳作的越南农民©Bruno Barbey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Vincennes）在伊朗水域击落一艘伊朗客机后，《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杜克大学和布鲁金斯研究院政治社会学家杰瑞·霍夫（Jerry Hough）的一个专栏，在其中霍夫解释说：

如果伊朗客机坠落这一灾难能够使这个国家摆脱对于象征性的核武器控制的执念，让它关注战争、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以及对常规武器（当然包括舰队）的限制等问题，那么这290条生命就没有枉死。

——这个评论与KAL007客机被击落后媒体的炮轰似乎不大相同。几个月后，文森尼斯号返回母港，受到“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欢迎……伴有气球和演奏着欢快乐曲的海军乐队”，同时，军舰的“喇叭震耳欲聋地播放着电影《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的主题曲”，“附近的海军舰艇则鸣炮致敬”。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海军官员们不想让这艘战舰“悄悄溜回港口”。290条伊朗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闪烁其词地表达了对卡特总统有趣的道德观的反对。以“挥之不去的印度支那债务”为题，编辑们评论说，“我们不能任由谁亏欠谁多少的争论掩盖……我们所卷入的东南亚最恶劣的恐惧”，他们在这里指的是“那些众多”从共产主义猛兽的统治下“逃亡的人们所经历的恐惧”——

而在当时，几十万人中的一小部分逃离了他们在亚洲的家园，其中包括1977年十多万逃出菲律宾的船民、成千上万逃离美国支持的帝汶岛恐怖活动的人，这还不算从美国支持的拉丁美洲恐怖国家逃亡的数万人，这些人当中没有谁受到媒体如此的关注，哪怕是在新闻专栏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其他在印度支那的废墟中的恐惧压根不被提起，当然也不构成任何挥之不去的债务。

几年之后，用《时报》一个新闻标题的话说，担忧上升到了“印度支那之债正掏空我们的国库”，这里指的是因我们“在印度支那站在了失败的一方”而带来的“道德债务”。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俄国人打赢了阿富汗战争，他们就没有任何道德债务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债务已完全“偿清了”，一位国务院官员如是解释。

通过接收那些逃离了被我们蹂躏的土地的越南难民，我们已经解决了道德债务的问题。用美国难民委员会（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主席罗杰·温特（Roger Winter）的话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壮观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但是“尽管我们很自豪”，《时报》外交记者伯纳德·格沃茨曼（Bernard Gwertzman）继续说，“里根政府和国会的一些声音还在问战争的债务是否已偿还完毕”。

难以想象当权者会承认我们可能对大屠杀和破坏负有责任，或愧对上百万的伤残者、孤儿，和那些死于美军遗留下来的爆炸武器的农民。而在被问到是否有办法清除老挝石缸平原上仍在不断炸死儿童的几十万破片杀伤小型炸弹时，五角大楼极具建设性地回答：“人们不应该居住在那些地方，他们了解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将它的埋雷地图交给印度支那半岛的民间排雷组织。1989年前往越南帮助排除他们当年所布下的地雷的前海军陆战队报告说，许多地雷位于当地人打算耕种和植树的区域。他们了解到，直到1989年1月仍然有人因此受伤和死亡。这些事件没有一个得到过评论或关注。

当我们转向谈论阿富汗时，情形自然大不相同——顺便提一下，在那里，苏联建立的政权已经公开了它的排雷地图。在报道阿富汗时，新闻头条说，“苏联人留给阿富汗致命馈赠”，“地雷置返回的阿富汗人于险地”，“美国就阿富汗排雷问题谴责苏联”，“美国协助培训难民清除阿富汗地雷”，“苏联遗留地雷重残阿富汗人民”，等等。

与上文中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是苏联的地雷，因此美国理所应当呼吁“国际努力为难民提供培训和装备来排除或销毁”它们，并谴责苏联在这项高尚的事业中不予合作。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不无遗憾地评论：“苏联人不会承认他们制造的问题或积极解决问题，我们对此非常失望。”新闻界则对此回应以一贯的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热情。

媒体对于将重大的战争罪责一笔抹杀的“相互破坏”的说法并不满意。相反，罪责的重担必须被转嫁给受害者。以“力图友善的越南，任重道远”为题，《时报》亚洲记者芭芭拉·克劳塞特（Barbara Crossette）引用国际人权拥护组织（Human Rights Advocates International）查尔斯·普林茨（Charles Printz）的话说，“现在是越南表示善意的时候了”。

普林茨指的是关于美亚混血儿童的谈判，他们只是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中的受害群体的一小部分。克劳塞特补充说，在处理美国士兵遗骸的问题上，越南至今仍未给予积极协助，尽管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善：“寻找失踪的美国人一事，纵然缓慢，但有所进步。”但是，越南人仍未偿清他们欠我们的债，因此战争遗留的人道主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回到同样的问题上，克劳塞特解释说，除了这些仍未解决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越南人“自战争结束以来在失踪的美国军人一事上”的消极态度，越南人不明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无足轻重”。

克劳塞特无视越南人对于美国无意改善关系的“哀叹”，并引用一名“亚洲官员”的话说：“如果河内领导人重视国家建设的话，越南人就不得不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她还引述五角大楼一位官员的发言，表示希望河内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在北越被射杀的美国士兵的遗体问题——

显然，当我们谈到致使印度支那几百万人死亡、三个国家沦为废墟的这场战争的遗产时，这是我们唯一在意的人道主义问题。另一份报告则痛惜越南人“在关键的人道主义领域”拒绝合作，并引用了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们的话，谴责河内“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指出河内对于人道主义问题——即“在越南战争中失踪，至今仍无音讯”的美国军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进展负有责任。河内的固执给痛苦的美国人民“带来了越南人仍旧能够唤起的伤心的回忆”。

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越战老兵）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引用了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对“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战争失踪（MIAs）的美国军人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的性质：

法国在印度支那仍然有两万战争失踪人员，越南人的失踪人数则有二十多万。而且，美国在“二战”中有八万战争失踪人员，在朝鲜战争有八千人，分别占这些战争中已证实的死亡人数的20%和15%；而在越战中，这个比例是4%。

安德森评论说，法国已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就像美国与德国和日本那样。他补充说：“当然，我们在1945年打赢了，所以战争失踪人员的问题只有在美国打输的时候才显得重要。对于（里根）政府来说真正‘崇高的事业’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为了找回‘一切能找到的遗骸’而进行的煽情、艰巨的讨伐。”更确切地说，“崇高的事业”就是利用个人悲剧来达到政治目的：治愈国内的越南综合征，以及“敲诈越南”。

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众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写道：“在越战结束近15年后，对美国而言，东南亚依然是一个需要在人道主义、战略和经济等方面加以关注的重要地区。”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自两方面：（1）“在印度支那有将近2400名士兵下落不明”；（2）“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波尔布特（Pol Pot）领导下的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而更多的死于华盛顿残酷入侵的印度支那人和仍然在为此送命的人，则不被提起了。

汉密尔顿继续说，尽管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注，但“应该重新评估与越南的来往”以及寻求一种“新的关系”：“这可能是一个恰当的推行我们政策的时机，在寻找失踪士兵进展方面将持续施压和奖励相结合，并在柬埔寨实行外交让步。”在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一个和平基金会项目——的杂志上，这个运动中的左倾自由派，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位资深会员呼吁与越南和解，他极力主张我们放下“越战的痛苦”和“过去的创伤”，克服越南人带给我们的“憎恨、愤怒和沮丧”，尽管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战争失踪人员、那些有资格移民到美国的人，和那些仍在劳教营的犯人们。

主导这个道德社会的人道主义冲动如此强烈，甚至连右翼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都在呼吁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他说他对于越南“没有憎恨”，尽管他是一个“在河内希尔顿酒店很不情愿地客居了五年半的前海军飞行员”。

《波士顿环球报》编辑戴维·格林韦（David Greenway）补充说：“如果麦凯恩能够放下他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能够。”格林韦非常了解越南，作为随军记者他在那里汇编了大量的记录。但在这个道德感盛行的大气候中，对于敦促我们克服越南的所作所为带来的悲愤的这个呼吁，他的知识分子听众不会引以为奇。

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评论说：“在历史上，穿着荷叶边衬衫、金色蕾丝马甲的人指挥双手污浊的下等人去杀人，而他们自己总能设法远远躲开被谋害者的鲜血。”

这些例子形象地描绘了制度权力如何制造必要的幻觉，至少在那些成为主要宣传对象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宣传的散布者中是这样。人们很难想象谁能成功地脱离这种教化机制的影响，该手段把美国描述为越南的无辜受害者，同时就这个国家过度的自我鞭挞进行深思。

▽ 本文摘自▽ 

作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译者: 王燕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作者：诺姆·乔姆斯基（1928年—，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最富影响力的左翼批评家），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