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贾森·斯特恩斯，摘编/排版：九筒，题图来自：《血钻》

前不久推出第三季的《爱，死亡与机器人》中的第九集《吉巴罗》，因其惊艳的美术设计和直指拉丁美洲血腥殖民史的深刻内涵，将整部剧的口碑推向新的高峰。短片中象征丰饶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是一位浑身镶嵌金银珠宝的女性，她以塞壬般的歌声抵抗外界入侵，却因为错误地信任一位入侵者而遭到谋害与掠夺。

这部短片所具有的反思殖民主义的意涵，延续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当代著名文化批评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走上民族独立之路才是六十年代的真正起点，印度、南非、古巴等国家的反殖民运动也为我们所熟知。似乎在那个年代，第三世界终于迎来了独立与幸福的曙光。

然而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即便摆脱了殖民主义，这缕曙光却远未降临。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矿产丰富的宝藏国家，其面积大略相当于整个西欧。自六十年代比利时殖民者离开后，刚果不仅没有走上幸福之路，反而接连爆发了两次刚果战争。开始于1998年的第二次刚果战争，更是有9个非洲国家，约20个武装组织卷入，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其最终的伤亡人数超过500万——几乎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约600万的伤亡人数——2003年签署停战协议后，冲突和暴力仍在继续。

一位女子正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这片地区冲突一浪接一浪，妇女往往是最脆弱的群体。© UNHCR/M.Sibiloni

弗朗茨·法农曾说：“非洲的形状像一把手枪，而刚果是它的扳机。”切·格瓦拉曾在刚果参战，最后不得不放弃，并留下一句刚果人“并未做好革命的准备”。这样一场惨烈的大规模战争，却鲜少为人所知。即便是新闻媒体，都不知道如何报道，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起因。

正如《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作者，美国政治学者贾森·斯特恩斯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刚果战争“似乎没有什么首要的叙事或者意识形态可以解释”，发动战争的也并非纳粹德国式的残暴官僚机器，参与战争的甚至可能只是普通人，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黑暗森林”，不同族群互相残害的原因，则不得不上溯到比利时殖民统治的历史。

借用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概念，贾森·斯特恩斯结合自己扎根刚果十年，走访各国政要、军阀与平民所作的调查，质问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催生了暴力冲突，让普通人变成杀人狂；为什么对于战争参与者来说，和平似乎永远不是选项之一。

理解暴力

（选自《刚果战争》）

[美]贾森·斯特恩斯

权力就是赢家通吃。

——刚果谚语

1. 刻板印象之外的刚果战争

事情通常是这样的：我会照着笔记本上的名单，给其中的一个人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刚果战争的书，想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多数人都喜欢谈论自己的生活，而且几乎所有人——刚果政府的部长们、军队指挥官们、以前的娃娃兵们、外交官们——都会接受我的采访请求。

我们通常会选一个公共场所见面（因为他们不习惯在家中或办公室里谈论一些敏感话题），他们会把我打量一番：一个三十岁的美国白人。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我告诉他们，我想了解这场自1966年爆发以来已经吞噬了整个国家的暴力，它的根源是什么，他们通常会反问我：“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理解我要跟你讲述的东西？”

被采访者经常会流露出迷惑的眼神。一位军队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问我怎么看待刚果，似乎想在讲述他的故事之前，先窥探我内心深处的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问我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还采访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地方军阀，他脖子上戴着一条贝壳、殖民时期的硬币和猴子头骨做成的避邪项链，当我给他拍照时，他朝我摇了摇头，要求我把照片删掉：“你会把我的照片拿到欧洲去给别的白人看。他们对我的生活又知道什么？”他告诉我说他害怕那些白人会嘲笑他，把他当作丛林里的猴子看待。

他有充分的理由心存疑虑。脱离现实情景断章取义地理解非洲的故事和照片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1904 年，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将刚果中部一个名叫奥塔·本加（Ota Benga）的俾格米（pygmy） 小矮人带到了美国。奥塔·本加被关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猴山里，凭着一嘴坏牙、比例异常的四肢和滑稽的行为，每天能吸引超过四万名游客来看热闹。

人们把他跟红毛猩猩放在一起展览，让他跟猩猩一起做游戏表演，为的就是要突出表现非洲人和猿猴的相似之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反驳要求将他释放的诉求，文章说：“俾格米人是一种低等人类…… 那种认为人类大多相同，只是有些人有机会接受书本教育，有些人没有的观点，早就已经过时了。”

从刚果发回来的报道尽管并没有这样惊人的种族歧视色彩，但通常还是将那里的冲突简化成脸谱化的戏剧。故事中的角色通常都是这样的：腐败分子、残暴的非洲军阀和野蛮的士兵，他们在这个国家胡作非为、烧杀抢掠。吸食安非他命和大麻的士兵的照片——有些人来自离刚果一千英里以外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可怜的黑人难民——孩子们脸上粘着一条条风干的鼻涕，身边苍蝇飞舞，他们通常是在难民营或者国内的安置所容身。在这些杀人凶手和受害者的形象之间，并没有留下什么空间可以挑战这种老掉牙的刻板印象，更不用说合理地解释一场实际上错综复杂的暴力冲突了。

刚果战争不是通过这些刻板印象就可以解释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一段深邃的历史造就的产物，这段历史往往鲜为外界的观察者们知晓。故事的主角绝不仅仅是野蛮人，不是无脑地杀人就是被杀，而是会思考、会呼吸的人类，他们的行为无论有多么可憎，背后都有着政治上的考量和动机。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和西欧相当，有六千万人口。几十年来，这里以丰富的地貌闻名，有储量巨大的钴矿、铜矿和钻石矿，同样著名的还有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穷奢极欲的个人生活，但它并不因暴力和堕落而知名。

之后，1996年，一场冲突爆发了，总共有超过五百万人丧生。

刚果战争得和我们这个时代中几场重大的人类灾难放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卢旺达和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然而，尽管这场战争规模巨大，却没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引起持续的关注。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庞大到了荒谬的地步，几乎失去了意义。在外界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首要的叙事或者意识形态可以解释这场战争，没有简单的部落冲突或者意识形态革命可供新闻抓住做文章。

在柬埔寨，有残暴的红色高棉；在卢旺达，人们可以给实施种族灭绝的胡图族武装扣上邪恶的帽子。而在刚果，这些角色很难找到对应的人。这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它是一场普通人的战争，许多参战人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战斗的原因很复杂，没法用一两句话说清——对国际媒体而言就更是头疼了。你如何报道一场至少有二十个不同的叛军集团和来自九个国家的军队参与，却似乎连明确的原因或者目的都没有的混战？你怎么给“四百万”——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死得并不轰动，他们是病死的，没有出现在电视上的镜头里——这样的数字安上一张脸谱？

关于这场战争的概念十分混乱，不可能简单地给它下定义，众多叙述相互交织，千头万绪。《纽约时报》是为数不多的对这场战争进行广泛报道的美国媒体之一，但在报道达尔富尔（Darfur）冲突时，它使用的篇幅是2006 年报道刚果战争时的四倍，而因战争死亡的刚果人是达尔富尔的近十倍。就连为人道主义危机努力奔走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一开始也用刚果的混乱作为借口来为关于它的报道数量偏少辩解——由于它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因此不是那么邪恶。他这样写道：

达尔富尔是一场种族灭绝，而刚果是一场战争和贫穷的悲剧……武装分子们互相残杀，但这里的情况并非是政府里的某个族群利用它的军队屠杀其他的族群。这是达尔富尔发生的事：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阿拉伯政府把阿拉伯人武装起来屠杀当地的非洲黑人部落。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根道德准绳，这根准绳为人类遭受苦难的程度所左右。我承认刚果经历的苦难要更深重。但我们的道德准绳也受人性的恶所左右，而这种恶在达尔富尔要更严重。没有比种族灭绝更加严重的罪行， 这就是苏丹的特殊之处。

2. 刚果战争背后的“平庸之恶”

那么，刚果的恶又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场有数百万人遇难的惨剧呢？

1961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审判，艾希曼被指控谋杀了数十万犹太人。阿伦特自己就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最为关心的是恶的本质。在她看来，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之所以能够实施，原因在于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它并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同时通过行政机器使责任得到了稀释。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变态杀人狂，而是一个随大溜的人。“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这样说道。阿伦特将其称作“恶的平庸”。

本书将以阿伦特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刚果显然没有第三帝国那样毫无人性的政府机器。大多数杀戮和强奸都是在肉搏战中发生的，凶手使用的往往是斧头、刀子和砍刀。我们很难不追究杀人者和战争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然而，把这种恶视作一种个人行为，认为那些参与战争的人多少都有常人所没有的邪恶本性，对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更有帮助的是质问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催生了这样的暴力冲突。本书试图通过战争参与者的视角来观察这场冲突，理解为什么战争比和平更说得通，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们看起来如此热衷于投机取巧，如此缺乏德行。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埋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深处。但刚果的历史并非是一台残暴官僚机器的故事；事实恰恰相反，它的政府在数百年间一直遭到削弱，一旦发生战争，每个族群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为发动残暴的起义和镇压起义而互相残杀。它更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三十年战争，而不是像纳粹德国。

几百年来，外界都对刚果痴迷不已。它位于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境内有整片大陆上最难穿越的热带雨林，长期与战争和不公相关。1885年，当殖民势力阴谋瓜分非洲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宣布刚果是他的个人领地。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刚果自由邦”的私人企业，在19 世纪90 年代橡胶贸易的高速增长期，刚果成了汽车和自行车轮胎生产所需的乳胶的最关键产区之一。殖民政府官员们建立了一套强迫劳动的残酷系统，其间致使数十万劳工死亡或伤残，并间接造成另外数百万人忍饥挨饿或死于疾病。

这一暴行推动了第一波国际人权运动，运动由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牵头，其中包括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等社会知名人士。迫于巨大的压力，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做出让步，在1908 年将刚果移交给了比利时政府。尽管比利时政府建立了一套更为精细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覆盖面很广的基础教育体系，但殖民政府依然把心思放在掠夺资源上，从不推动国家的发展。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是清一色的白人，他们通过制定法律将刚果人挡在上层社会的居住区外，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刚果人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图

在最终被迫交出统治权时，比利时政府已经将刚果引上了注定失败的道路。小说家阿希尔·恩戈耶（Achille Ngoye）曾经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愤怒地说道：“我不喜欢这些蘸蛋黄酱吃薯条的大叔，因为是他们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灾祸：七十五年的殖民统治；到1917 年才有一个［刚果裔］牧师；到1960 年，在一个满是［刚果人做］中士和下士的军队里，才有五个刚果准尉；到独立时才有五名冒牌的大学毕业生。在可疑的标准下被选出来的少数特权阶层经过仓促的培训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然后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就是这些中士中的一员。他早年受训成为一位实习打字员和随军记者，此后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三十二年，促进了国家统一，培育了民族文化，并在1971年将国家改名为“扎伊尔”（Zaire），但也让政府机构陷入绝境。尽管蒙博托的统治一开始颇得民心，但却为扎伊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到了20世纪80年代，蒙博托（那时他已改名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变得越发疑神疑鬼，不信任他的政府和军队；由于担心遭到来自他的一党制政府内部的反对，他一手摧毁了自己的机构和设施。政治干预和腐败腐蚀了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安全保卫系统，蒙博托只能靠他在冷战时期的盟友和雇佣军来抵御各种军事挑战。随着冷战结束，就连这样的支援力量也越来越难找了。

之后，导火索在1994年被点燃了：邻国卢旺达的内战升级，八十万胡图人（Hutu）和图西人（Tutsi）死于胡图族武装分子和军方主导的种族大屠杀。当权的胡图族政府倒台后，以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为首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登上了权力王座，超过一百万胡图人穿越国境逃到了扎伊尔，一同逃走的还有参与过大屠杀的士兵和武装分子。溃败的卢旺达军队并非唯一一个寻求避难所的群体。不择手段的蒙博托为了成为当地的权力掮客，在他的领土上收留了十多支不同的外国武装力量，此举无端惹恼了几个邻国。到了1996年，安哥拉、乌干达和卢旺达领头建立了一个地区同盟，要推翻蒙博托的统治。

等待越过刚果往卢旺达的难民（2001年)

最后，除了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原因，这场冲突还有地方层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一场可能史无前例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相互敌对的族群和冲突因而得以令腐败溃烂在刚果的土地上蔓延，尤其是与卢旺达和乌干达毗邻、人口稠密的刚果东部地区。在蒙博托当权的最后几年，他和政府的高官们为一己之私故意煽动这些族群相互仇恨，以使国内不再专注于挑战他们的执政合法性， 并为自己招揽支持者。

3. 刚果从来都没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土壤

本书讲述了由这些区域、国家和地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自1996 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冲突。这场战争可以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刚果战争，随着蒙博托·塞塞·塞科政权在1997 年5 月倒台而结束。在经过短暂的间歇期之后，新一任总统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与之前的盟友卢旺达和乌干达失和，于1998 年8 月引发了第二次刚果战争，直到2003 年一纸和平协议重新让国家实现统一。然而，基伍地区（Kivu）东部的战火直到今天都没有熄灭，这可以被看作这场战争的第三个阶段。

本书更多的篇幅关注的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更关注政客和军队指挥官而非难民和强奸罪行的幸存者，虽然许多战争参与者的身份会在这些分类间变动。我不会在战争中的各种恐怖罪行上着墨过多，虽然这个话题是绕不开的，但我决定尽可能弄清这个体制的本质，正是这个体制让那些主角得以手握权力，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制造了这样的混乱和苦难。

这是怎样的一个体制呢？在我就要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位刚果议员朋友告诉我：“在刚果，为了生存，我们每个人都得腐败一点，冷酷一点。这就是这里的体制。这就是这里的现实。如果你不行点贿，不利用人们的偏见，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就会取代你。”他眨了眨眼接着说，“即使是你，如果你被扔进这个体制里，你也会这么做的。你要是不这么做，下场会很凄惨。”

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他的这种说法。前总理艾蒂安·齐塞克迪曾顽强地坚持政府必须尊重宪法，甚至为此短暂地退出政坛，尽管后来他又重返政坛参加选举。本书会提到的前叛军领袖万巴·迪亚·万巴（Wamba dia Wamba）对叛军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着非常理想化的想法，致使他本人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

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设想：把年纪尚轻、还没什么名气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丢到刚果，看看奉行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的他能否让这个国家出现什么变化。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1965年花了近一整年时间在刚果东部和叛军作战，最后放弃了斗争。因此营养不良、精神抑郁的他总结说，刚果人“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刚果从来都没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土壤。

即使是洛朗·卡比拉，这位在许多人眼里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家的总统，也尖锐地认识到刚果的社会危机有多么深重。作为一个爱说教的演讲者，卡比拉常常把自己的演讲变成道德讲堂。“你们哪，扎伊尔人……”他会用这句话开头，一根手指指向天空，斥责在场的群众竟然能容忍整个国家的道德在这么长时间内持续滑坡。“这个国家谁以前不是蒙博托党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问道，“我敢说全国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曾跟蒙博托同流合污 ！我看你们都是为虎作伥乐此不疲 ！”

帕皮·卡曼齐（Papy Kamanzi） 就是一个例子，他展示了道德堕落对一个人而言有多么容易。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出身自图西族少数族群，在军队做到了中层指挥官的位置，为四个不同的武装团体效过力。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采访了他十几次，试图理解他的经历。我们成了朋友，他曾邀请我到家里认识他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小孩。

最终，在我们最后几次谈话中，他有一次情绪崩溃了，开始向我讲述他在1997 年时在刚果东部边境城市戈马（Goma）为一个卢旺达敢死队效力的事情。他和另外六十名士兵一起奉命围捕异见分子，这里所说的“异见分子”通常指一切胡图族难民。帕皮每天最多可以杀死一百名这样的“异见分子”，有些还是老妇人和小孩子，通常是用绳子勒断他们的气管，把他们活活勒死。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没办法。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怀疑我，”他回答说， 但随后他看着我说，“你知道，很多时候这种事情是你没办法解释的。对我们士兵来说，杀人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五个家人。你必须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我们家的过去——我们是怎样遭受迫害，然后受惠于蒙博托，我们是怎样被拒绝授予公民身份，在学校里受过怎样的嘲笑，他们是怎样朝我脸上吐唾沫的。然后你才可以指责我。”但很明显，在他心里我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说的这些事。

不管怎样，我写这本书正是想要去理解：去解释让这样一个顾家的男人变成杀人狂的社会、政治和体制力量。卡曼齐，以及所有和他一样的人，并非骨子里就喜欢作恶。我们需要找到其他的合理解释。

理想国译丛M055

《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美]贾森·斯特恩斯 著，郭丹杰 / 吕赛赛 译

*内文部分配图来源：《爱，死亡和机器人》《血钻》《汉娜·阿伦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贾森·斯特恩斯，摘编/排版：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