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奴隶制问题为何重要？

凭借《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美国自由的故事》等重要作品，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成为“新美国史”的领军人物。就研究旨趣而言，他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关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如何推动了自由的实现，确实符合新史学潮流。但与“新美国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倾向不同，方纳的研究始终有宏观视野和政治性特征。本文从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抱负出发，将其写作视为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担当，即借着“对历史的公正欣赏”，为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作出贡献，由此来整体把握方纳的史学。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2年第3期，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杜华，原文标题：《杜华：方纳的史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二〇一七年三月，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应北京大学“大讲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就奴隶制、废奴运动、内战与重建等主题做了四场学术讲座。王希教授将其译为中文，并收录数篇相关文章，辑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一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方纳一直站在美国史学的前沿，凭借多部高水平著作构建了一个恢弘的史学体系，影响乃至重塑了诸多重要的学术领域。这部新作虽然看起来不算“厚重”，却能帮助我们理解方纳史学的基本特征。

“霍夫斯塔特问题”

一九七〇年，方纳凭借《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一书在美国史学界崭露头角。在此后五十年里，他出版了二十六种学术专著和编著，发表二百零九篇专业论文，并获得班克罗夫特奖（两次）、普利策奖、林肯奖等学术大奖。

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趋新求变的冲动，每一代年轻学者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作为起点，试图在视野、路径、方法、解释等层面上挑战和超越前辈学者。过去的半个世纪，各类“新史学”更是不断涌现，社会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领学术风潮，“语言转向”“跨国转向”“身份转向”等各种新趋势令人目不暇接。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学术语境中，成名学者往往很快就成为“明日黄花”。方纳何以能够长久屹立于学术风潮呢？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 (来源:en.wikipedia.org）

问题是现代史学的核心，是构建史学叙事的组织性因素。法国学者安托万•普罗斯特曾说，“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其问题的价值”。因此，从问题意识入手，或许可以破解方纳学术“神话”之谜。方纳在书中坦承，他深受其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影响，终身都在研究“霍夫斯塔特问题”（Hofstadter Issues）。

这些问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主题较为宏大，二是关注“政治化的社会”和“社会的政治化”过程和问题，尤其是“政治思想、政治行动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方纳独特的治史风格——新旧交融。方纳步入史坛之际，恰逢美国史学新潮澎湃之时。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社会抗争运动的推动下，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逐渐成为时代精神，推动学者重新解释美国历史，形成了“新美国史”的史学潮流。

“新美国史”在诸多方面推动美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变革，比如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待历史，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将种族、性别、阶级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方纳是这一学术潮流公认的领军人物，其代表性著作《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堪称“新美国史”的扛鼎之作。但是，就选题而言，方纳与时代潮流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新美国史”的突出特征是选题越来越专题化，偏重就专门而细小的问题来展开研究。这一研究取向确实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碎片化”问题。学者们只关注自己所研究的狭小领域，缺乏跨领域对话的意识和能力，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对“霍夫斯塔特问题”的关注，使方纳在学术生涯的前期，就成功避开了这些问题。他所关注的问题，比如共和党的兴起与内战起源、托马斯•潘恩与美国早期激进主义、黑人与南部重建，与前辈史家相比，可能稍显中观，但较之同时代学者，已然颇为宏观。在学术生涯的后期，他关注的也是林肯、废奴运动、重建与宪政等在视野和意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并尝试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以“自由的竞争”为线索的整体性叙事。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使方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专题研究的褊狭，为美国历史提供更富洞见性的结构性叙事，这也赋予了他的作品以更为宽广和持久的影响力。

《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Blackstone Publishing）（来源：nypl.overdrive.com）

“新美国史”的另一大特点是“去政治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异军突起，政治史急剧衰落和边缘化，“政治史死亡”的论调不绝于耳。方纳却反其道而行之，始终将政治作为研究的中心。早在一九八一年，他就明确指出，政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因素，新社会史因有意“去政治化”而失去了更大的语境，无法赋予其研究对象以更广阔的内涵。在其学术生涯中，方纳始终对被新史学“抛弃”的政治精英抱以极大的兴趣，并密切关注民族国家、政治事件、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经典政治史的核心考察对象。

与此同时，方纳也着力拓展政治史研究的边界和路径，关注权力在公民社会中的运行方式，以及社会权力与制度性权力的互动。通过这一路径，方纳成功地把黑人逃奴、废奴主义者、共和党的激进派、女性改革家等传统政治史上的“失踪者”纳入到全国性政治的叙事之中，发掘出他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理想的深远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精英与民众、社会与国家、激进主义与主流观念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复杂关联。

对“霍夫斯塔特问题”的持续关注，使方纳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史学界过于追逐时尚和标新立异的弊端，以相对“保守”的学术姿态创造了更具生命力和广泛影响的作品。而且，随着综合性叙事的兴起和政治史研究的复兴，宏大视野和政治议题这两个“霍夫斯塔特问题”中的“保守”因素，在近年来又成为美国史学的新潮流。

那么，在美国早期史中，最重要的“霍夫斯塔特问题”是什么？方纳在本书第一章的开篇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奴隶制问题，即“崇尚自由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奴隶制的现实之间呈现出来的矛盾”。这其实是对埃德蒙•摩根所提出的“美利坚悖论”的延续。摩根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美利坚的奴役与自由》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存在一种根本悖论：“一个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献身精神的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劳动体制？”方纳思考的则是，当美利坚民族国家建立之后，自由与奴役的悖论给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带来了哪些影响？美国民众是如何克服这一悖论的？这一过程给美国历史留下了哪些遗产？

《美利坚的奴役与自由》（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W W Norton & Co Inc）（来源:en.wikipedia.org）

方纳认为，奴隶制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奴隶制在美国早期具有无比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十八世纪末以来，奴隶制在美国南部快速发展，并充满活力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到内战前，“奴隶作为财产所含有的经济价值超过了美国人在铁路业、银行业和工厂投资的总和”。奴隶制虽是南部的“特殊体制”，但与北部经济也有密切联系。“北部的商船将南部生产的棉花运到纽约并出口到欧洲，北部的银行家为南部的棉花作物提供金融资本，北部的保险公司为南部棉花的生产和运输提供保险服务，北部的工厂将南部的棉花变成棉纺织品。”

奴隶制对全国政治也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影响。联邦宪法对奴隶制的模糊态度，以及“五分之三条款”等一系列对奴隶制的妥协，增强了奴隶主在全国政治中的权力。奴隶主精英还发展出一套强大的州权主义观念，从法理层面捍卫奴隶制。奴隶制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核心位置，推动和强化了现代种族观点，使其成为白人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虽然奴隶制在内战中被废除，但是所塑造的政治文化和种族观念，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今日的美国。

如果说方纳的史学研究有一个“主导叙事”的话，其核心情节就是激进主义传统如何推进了美国的自由。具体而言，就是废奴主义者、黑人逃奴、在重建时期积极行使公民权的前奴隶等各种社会力量，通过积极的抗争，挑战奴隶制这一强大的政治经济权势，使自由真正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精神。这与霍夫斯塔特的历史叙事其实差异极大。霍氏认为大众易受煽动家的影响，被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偏见、仇恨、恐惧和狂热，使民主政治陷入危机。由此可见，在研究旨趣方面，方纳确实具有“新美国史”的明显特征。

“史学政治”

一九八四年，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霍布斯鲍姆认为，不管时代如何剧烈而快速地变迁，优秀的历史学作品仍然可以为当代生活提供独特的经验和教训，但是要避免两个因素的干扰。一是现代社会过度崇拜科学主义和技术手段，“系统而巧妙地忽略了”历史经验。二是国家权力和政治精英“系统地扭曲历史”，使其成为“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褒扬的神话”。现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史充分证明，后者对历史书写和人类社会的危害尤甚。因此，历史学家在当代社会的最重要责任是“将这块（民族主义）眼罩拿掉”，“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来源：blogs.newschool.edu）

方纳对历史学家的责任的认识，与霍布斯鲍姆是一致的。他的学术研究有个明确的指向，即挑战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纠正那些被其扭曲的历史叙事，复活那些被其主动遗忘的记忆，最终打破美国例外论和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的民族主义神话。

自美国革命以来，经典的辉格主义历史叙事一直认为，自由是美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核心，美利坚民族的历史是一出不断走向自由平等的浪漫剧。方纳则尖锐地指出，在绝大部分时期，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其实是“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结合，前者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认为民族是一个共享政治体制和价值的想象的共同体，其成员资格对领土范围内的所有成员平等开放；后者则具有特殊性和排他性，将民族视为构建在单一族裔和语言传统之上的族裔共同体。这种矛盾的民族认同可以上溯到建国时期，奴隶制所固化的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赋予美利坚民族一种鲜明的排斥性特征”。

公民性和族裔性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矛盾的，也是长期共生的。一方面，美国的白人群体经历了民主化的历程，美国的主流话语也变得更加提倡平等；另一方面，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得到广泛的支持，成为界定民族认同的标准。因此，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利坚民族认同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族裔民族主义”往往会凭借其强大的势力，构建一个貌似伟大光荣的民族神话。

《难道我不是人？不是兄弟？》，1787年约书亚·威治伍德为英国废奴运动设计的奖章 (来源：zh.wikipedia.org）

方纳之所以将废奴主义者置于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历史叙事的中心，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民族神话。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利坚民族就成为成年白人男性所独享的共同体。一七九〇年《归化法》明确将归化程序限定在“自由白人”的范围之内。虽然北部州在建国之后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是自由黑人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却不断衰落。一八五七年斯科特案中，最高法院判决黑人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但是，在“新美国史”出现之前，主流的历史叙事不仅将这段经历遗忘，也将挑战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扭曲为狂热的“疯子”，忽视他们的贡献。方纳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废奴主义者最重要的价值是挑战美利坚民族认同的种族边界。他们的一系列理念，包括凡是出生在美国的人都有权利成为公民，凡是美国公民，无论属于任何种族，都应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在后来都成为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的一部分，为美国民众挑战“族裔民族主义”提供了制度和法律武器。

林肯则是以走上神坛的方式进入美利坚民族神话的谱系。自不幸遇刺以来，林肯就逐渐被塑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美国理想和美国迷思的象征——一个自我造就而功成名就之人、美国西部边疆的英雄、美国奴隶的伟大解放者”。这种标签式的美化，严重遮蔽了林肯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容易让人遗忘这段历史中残酷和黑暗的面相。

方纳强调，林肯个人和内战这起独立的事件均无法废除奴隶制，奴隶解放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林肯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与当时北部社会白人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就必须在宪政体制内对奴隶制妥协；黑人应该享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但黑白种族间无法真正平等；解决奴隶制的最好方式是与奴隶主合作，将黑人殖民到海外。

内战爆发之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施压、南部黑奴的大规模逃亡、战争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使内战从两支军队之间的战争转变为两个社会之间的战争，奴隶制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这种局面下，林肯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并接受了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他不仅将奴隶将黑人纳入民族共同体，在事实上开启了重建，还要求整个国家面对奴隶制的遗产。由此，方纳在将林肯拉下神坛的同时，又重新定义了他的伟大——“接受了历史抛给他的机会，而且从此力图实现历史对他的期待”。

内战期间，美国的南方经济依赖奴隶制度（来源：encyclopediavirginia.org）

重建史学更是长期充斥着“族裔民族主义”对历史的扭曲和遗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邓宁学派”主导了美国社会对重建的认知。这种观点认为，重建时期将选举权赋予黑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导致美国民主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黑人天生不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在获得选举权并控制南部政府之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实的政治问题；很多企图在南部以公职获取好处的北方人，以及南部的白人“无赖汉”乘机加入政治，成为他们的帮凶。正是三K党这样的“爱国”团体推翻了混乱的南部州政府，恢复了南部地区传统的“内部自治”。

方纳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就是推翻了这一叙事。他认为重建是“一场大规模的和前所未有的跨种族民主的实验”，取得了诸多成就，比如创建了南部的公立教育体系，以立法捍卫黑人劳动者的权利，黑人真正参与到州和地方的政治中去。而且，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和一八六六年《民权法》，不仅彻底废除了奴隶制，打破了公民资格的种族限制，首次将平等的概念写入宪法，还关键性地改变了联邦政府与州的关系，使国家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禁止州以种族名义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这些变革可谓是“第二次建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理念。

人们庆祝1866年《民权法》的颁布（来源：content.fortune.com）

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曾说：“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个人都拥有很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个人也遗忘了许多事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学界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史的主流叙事，可谓是这一观点的写照。无论是对废奴主义者和重建的扭曲，抑或是对林肯的神化，都是试图遗忘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以此来消解和“治愈”内战带来的巨大伤痛，重建一个和谐、进步的美利坚民族神话。方纳的史学，就是要帮助美国人拿开民族主义的“眼罩”，告诉他们：“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复杂、更有意思的故事，她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进步，也有倒退；有赢回权利的时候，也有权利被剥夺而后又要在另外一个时候再度争取回来的时候。”

方纳对自己史学的“政治性”特征，倒是毫不讳言。他明确指出：“历史至少部分地是一门带有道德目的的学问，因为它最终面对的是我们究竟希望美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也坦承，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是其历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他研究自由思想的演变，是为了回应保守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肆宣扬的对自由的狭隘认知。他对逃奴问题的关注，是有感于联邦政府为那些试图在美国寻求好生活的难民所设置的障碍。奴隶制遗产对今天的美国所造成的巨大困扰，是他研究林肯的重要原因。他历时数年精研重建，则是因为“美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建时期的问题”。

由此看来，方纳的史学显然也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史学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即“史学解释既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影响，同时又在影响现实政治”。这其实是民权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美国历史学家的普遍特征。对他们而言，历史写作不仅是一种智性的创造，更是一场捍卫记忆以破解种族主义民族神话的战役。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得太过紧密，会使学术沦为政治的工具，损害学术的独立性和学术价值。

方纳对此亦有警醒，他曾说道：“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决定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所在——包括我自己对自由问题的兴趣，因为它与非裔美国人、妇女和其他人的历史相关——但现实只是决定一个人对问题的选择，而不能提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将历史研究当成一种用来鼓吹自己（政治）观点的垫脚板（soap box）的时候，你的著作被下一代人读到的机会一定大大减少。”对于将政治更加深入地介入学术的新一代美国史学者而言，这个提醒是颇具意义的。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来源：ihss.pku.edu.cn）

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结尾，方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他的学生马克将《重建》一书送给了自己的爷爷。老人读完之后说，这本书给他希望。方纳听后颇感惊讶，因为他自认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希望和承诺遭到背叛、自由的梦想被打碎的故事”。老人的解释是，这本书证明了历史终将真相大白，所以给了他希望。在方纳看来，这位老人其实道出了他的史学理念的核心：“这的确是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讲述这个既让人感到无上光荣，又让人感到无比愤怒的国家的历史真相，并始终怀揣着梦想——对历史的公正欣赏是能够为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做出贡献的。”　

（《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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