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多萝西·罗斯的恢弘巨著《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关联于J.G.A.波考克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波考克一派的“共和修正主义”历史叙事认为，美国革命后并未完全拥抱自由主义，而是存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张力：一方面追求个人自由和财富扩张，另一方面又担心公民美德沦丧和共和腐化的命运。二者须互相妥协，寻求平衡，以使美国跳出传统的治乱循环，例外论因此成为美国民族意识形态。罗斯敏锐地发现，产生于内战后的镀金时代、经进步主义时代和现代发展的美国社会科学，也与例外论密切相关，循此可勾勒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思想脉络。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6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焦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社会科学史中的时间静止术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与例外论

思想史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两本看似无关的著作，在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却有直接承继关系，抓住这条隐藏的思想线索，就把握了原书的要旨。多萝西·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初版于一九九一年，是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史的经典著作，最近由几位社会学学者译成中文。要理解这本内容庞杂的大部头，也可以借助一把现成的“钥匙”，那就是J.G.A.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名著《马基雅维里时刻》。

一九七五年，《马基雅维里时刻》甫一面世，便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界卷起了一阵“共和修正主义”的疾风。此前，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等美国早期史学者率先挑起了争论。他们直击战后美国史学界的“共识论”，主张美国革命的思想底色并非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反而更接近十八世纪英国本土反对派的激进共和主义。波考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美国的立国原则上溯至十五至十六世纪佛罗伦萨的公民人文主义，构画出纵贯四百年、横跨两大陆的“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随后，美国历史学界出现了“思想意识”研究的短暂复兴。长久以来，政治史是史坛不争的女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头正健的社会史时时攻城略地，但很快，这两派都将被异军突起的新文化史席卷。在学界潮流起落的间隙，共和修正主义的相关争论将学界的聚光灯引向了舞台边缘的思想史。短短十年间，“共和主义”从一个无人关心的前现代政治术语变成了各派史学论争的焦点。

由于论战发源于美国早期史领域，读者往往认为“共和修正主义”属于美国早期史的内部辩论，讨论的是美国建国前后（一七六五至一八一〇）的政治思想状况。殊不知，共和修正主义也深刻改变了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史的研究格局。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许多主攻美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的学者，如克洛朋伯格、丹尼尔·罗杰斯，都坦承自身思想中有着波考克的印痕。罗斯的《起源》也在此列。

然而，《起源》讲述的主要是美国内战后到大萧条时期（一八六五至一九二九）的史事，波考克的佛罗伦萨共和主义如何跨越时代，影响关于数百年后美国思想史的论述呢？这就要从波考克对美国人历史时间观念的讨论说起。

通常认为，共和修正学派可分为两支，贝林、伍德代表的“哈佛派”与波考克代表的“圣路易斯派”。两派对革命前的北美政治文化的理解十分接近，都强调十八世纪末，大西洋两岸存在古典共和话语的滥觞。美国革命时期的上层精英普遍使用共和主义的语言，他们声称，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捍卫公民美德、防止权力滥用，因此，必须与腐败的英国议会君主制决裂，在新大陆重建真正的混合政体，除此之外，“美洲人没有其他良药可用”。

在共和修正学派看来，这套政治语言是霍布斯式的，而不是洛克式的。它更接近于共和主义，而非强调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个人自由主义。不过，“哈佛派”主张，随着共和制度的确立，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伍德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提出，在美利坚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精英们使用的古典共和话语遭遇了严重危机。随着革命的推进，更多的社会阶层加入到革命之中，美国人“几乎一夜之间”放弃了共和美德的话语，转而拥抱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与伍德不同，波考克并不认为美国革命带来了“古典政治学的终结”，革命之后的美国人也并非全面拥抱了自由主义。即便在革命终结与一七八七年立宪后，共和主义的幽灵始终在美国人心头萦绕不去。十九世纪美国政治生活的深层动力仍然来自上层精英对公民美德消逝的焦虑、对共和制度腐败的恐惧。

美国政治精英将新国家的混合政体看作共和制度的道成肉身，他们感到，作为一个新大陆的新生国家，美利坚共和时刻面临着“向前”与“向后”的两种威胁：一方面，建立共和国意味着逃离旧世界，与欧洲大陆的封建和教权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新生的美国是作为英国辉格党体制的反对者登上世界史舞台的——尽管此时的不列颠代表着十八世纪最先进的商业文明，但它绝非美国效仿的理想对象。

英国辉格党的重商倾向是危险的，它过分强调政府服务于个人利益，很可能侵蚀公民美德，让共和政府屈服于商业与扩张的欲望。美国共和政府建立的特殊历史处境，导致美利坚共和制始终处于前进与后退的两难之中。

“更新”与“复古”的双重冲动贯穿了十九世纪美国政治史，古典共和主义话语因而保存下来。不论美国政治体制的未来是否指向自由主义，共和的话语框架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降生而消失，相反，维护共和的强烈冲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在使用共和话语的上层精英看来，美国共和最大的敌人是流逝的时间本身，美国人始终要与共和制度内在的易腐性质抗争。

那么，怎样给古典共和话语加入“防腐剂”呢？美国人试图把共和主义与基督教千年王国的观念糅合起来：随着革命的成功，美国建立了完善的混合政体，可以将新共和国从古代共和国—帝国的治乱循环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新大陆又具备了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可以抵御现代商业活动对公民美德的腐化：边疆不断向西推进，广袤的处女地为每个公民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独立的公民不会轻易被政治利益收买，也不会屈从于贪婪和投机的欲望。

因此，只要保证丰沃的土地供应，个人自利与公共美德就可以融为一体，共和制的衰落就永远不会到来。在这一想象图景中，美国不仅跳出了古典的治乱循环，也可以自外于现代性的线性历史。可以说，生于新大陆的美国是“不古不今之国”。为了让共和不腐，美国人用空间来对抗时间，用波考克的话来说，美国的元史学“是空间运动，而不是言辞的运动”，它表述的是一种空间上的逃离和返回的话语。

美国例外论的内核，是共和制与时间的对抗，空间上的“例外”是其实现手段。在《起源》一书的作者罗斯看来，历史上各种版本的美国例外论的原型，都来自波考克笔下的这一“往复运动”，它是清教、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妥协调和的产物。美国的“例外”并不是固定的社会心态，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装置，它不断地通过各种话语变体将美利坚共和与腐化的宿命隔离开来，结果加强了美利坚民族特异性的观念，影响了美国人构想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的方式，从而塑造了美国经验。换句话说，美国的“例外”是一项典型的“自证预言”。

例外论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发育，正是围绕共和制度能否在新大陆长存这一问题展开的。国父一代相信，混合政体能够制衡和约束权力，防止共和腐败，而新大陆的社会土壤也能培育出德行超然的“自然贵族”，维系共和国的公民美德。一八一二年战争后，建国第二代逐渐掌握政权，他们粗鲁、暴力、党同伐异的作风与国父一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人关于共和美德能否延续的怀疑达到顶点。

在随后的“杰克逊民主”时期，美国人扩大了政治民主的范围，希望公众意志得以充分表达，从而限制美国政治腐化的倾向，修复例外论的理想。然而，共和话语与自由话语之间的张力并未消失。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愈发严峻。

在例外论的框架中，西部土地“安全阀”是调和商业与农业理想的关键，只有保证土地的自由供给、自由经营，公民美德方能建立在个人自利的基石之上。因此，在美国内战前的政治论争中，南部蓄奴制度成为例外论最突出的敌人。直到内战后，奴隶制这个巨大的“例外之例外”被消灭，共和话语与自由话语之间的紧张才得以平息。

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将这两种话语糅合为美国历史的条顿“种源”叙事，美国政治制度被描绘为日耳曼自由火种在新大陆的重新生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先祖攻克了腐败的罗马帝国，他们将民主和自治的传统带到英格兰，几经流传，最终形成了美国政治的新英格兰正统。诞生于新大陆的美国，既是共和与自由之后裔，也是其完备和最终形态，历史车轮的前进不会再损耗美国共和政体一分。

《智慧指引美国》，约翰·巴特莱特绘于1815年，早期美国将自身看作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结合这一思想谱系，我们才能理解罗斯为什么将她的著作定名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origins）而非《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emergence）。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美国社会科学大体兴起于十九世纪晚期，是对工业化冲击的思想回应，这一点与欧洲社会科学的兴起过程类似。

然而，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背后还牵涉更长远的思想和政治传统。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忧虑，仍然与对共和制度的焦虑牵扯在一起。美国人对工业化和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担心工商业过度膨胀，会催生经济依附、腐蚀共和美德；另一方面，他们又寄希望于美国的“例外性”能够驯服工商资本主义，让劳动财产权成为培育公民美德的手段，转而巩固共和制度。

在波考克看来，美国人的政治理想是让美国停留在从共和主义迈向自由主义的某个中点。例外论就是这个让时间静止的“秘术”，在古典共和框架中注定要腐化败落的共和国，通过这一美国独有的思想装置得以“续命”。因此，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知识分子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视为一种外来冲击，它是“欧洲化”对美国例外论的挑战，应对危机意味着继续修正或彻底放弃例外论框架。

《起源》一书将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一八六五年内战结束到一八九六年大选是第一阶段，是例外论的危机全面浮现的时期。工业化的进展让美国人深刻感受到历史变迁的压力。第一代社会科学家意识到，欧洲式的阶级冲突正在冲击美国社会秩序，但他们仍然试图维护美利坚共和稳固不变的观念，希望通过新兴的实证主义科学来拯救例外论。

一八七九年，经济学家亨利·卡特·亚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都说明这些曾经繁荣的国家由于在贫富之间不平等的物品分配都走向毁灭……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指示了两个方向：继续前进或后退。”尽管共和话语仍然流行，但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例外论不能永远与静止的时间绑定，而是必须与历史变迁的新观念结合。

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大致从一八九六年延续到“一战”爆发前，与美国史分期中的进步主义时期重合。在进步主义影响下，美国历史意识的主流逐渐转变为自由派历史主义：历史是世俗性的，驱动历史前进的不是神意和自然法，而是市场、多元化、民主与科学。美国人逐渐接受了美国并非千年王国，美国经验也无法自外于西方的普遍历史。

要克服历史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共和制的侵蚀，不能因循例外论的保守逻辑，只能通过实证社会科学的介入，将混沌的历史变迁转化为稳定可控的进步。在美国，自由派历史主义也抵制了带有福音派色彩的社会主义话语。尽管历史进程存在多种逻辑可能性，进步主义者仍然认为，工业化带来的阶级冲突只是历史发展的中间阶段，例外论的理想仍然可能在可期的未来实现。

第三个阶段是自由派历史主义衰落、科学主义全面兴起的时期，它奠定了现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品格。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美国人的生活经验随之巨变，新的交通方式、政府管理形态和经营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活动半径和交往频度，带来了空间和时间被压缩的感觉。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感觉到，过去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物，而变迁则在身边无孔不入。由于人类社会处在加速度的变迁中，历史并不比现代经验更具权威性。

用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的话说，通过古代历史来推测人类进步的法则，就如同“通过观察一个四十岁成年人一周的生活来确定他是否在发展”。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取代了历史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现代主义历史意识的代表，他强调历史总是处于永续不断的转变之中，人类的经验只能是“隐含在现在中的将来”。在社会科学中，“进程”（process）的观念逐渐取代了“进步”（progress）。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学者更为强调历史发展与自然过程的相似性。历史主义中线性的时间观念消融了，历史成为一种“无时间性的存在”，因而也更容易成为人类理性控制的对象。

如果与同期欧洲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历史主义对欧洲的深刻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知识界接受历史主义的速度较为迟缓，影响也相对短暂，而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对现代主义的反应却格外迅捷。这一接受史并非偶然，而是例外论持续作用的结果。

例外论之所以强调美国“独特”的空间特性，是为了构筑一种静止的、可控的历史意识，以对抗美国人对共和腐化的焦虑。因此，十九世纪从欧洲传入的历史主义遭受了例外论的激烈抵制，甚至有人认为，历史主义是激进派颠覆美国共和制度的阴谋。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者试图将历史主义与例外论调和起来，把美国历史融入自由主义“进步”的西方普遍历史。而二十世纪初涌现的现代主义历史意识，则与这一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例外论格外合拍，现代主义迅速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用罗斯的话说，“现代主义打断了历史主义在美国造成的短暂幕间休息”。与欧洲相比，例外论干扰了历史主义在美国的接受史，也造就了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的种种典型特征，如科学主义、反历史主义、统计学崇拜、技术控制观等等。这不是源于美国人对科学主义的特殊偏好，而是这一曲折的思想接受史造成的。

因此，罗斯本书的写作意图，实际上是继承了波考克对共识史学的批评，反驳“认祖归宗”式的社会科学史。在共识史学中，社会科学史不过是政治史“条顿种源”的映射，实证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兴盛常常被描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逐利与自由倾向在新大陆的生发。实际上，将现代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倾向看作英美“民族性”的延续，恰恰落入了共识派的窠臼。美国思想传统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美国人的行动框架、话语传统和历史语境塑造的，例外论是一种美国人惯用的思想装置，而非固定的思想内核。

《起源》不仅勾勒了美国社会科学源起的思想谱系，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社会科学家们的行动框架。例如，美国社会科学对“客观中立性”的格外强调，与其说是源于某种“民族性”，倒不如说是受到早期社会科学家的出身影响。从镀金时代到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出身阶层逐渐从新英格兰的士绅（genteels）转变为专家（professionals）。

他们既非英国式的上流社会精英，也不像德国教授那样是政府雇员，而是普遍出身于中产阶级。奠定美国社会科学基石的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大多属于内战后东北部的新兴士绅阶层，他们不是经济金字塔中顶尖的阶层，却与东北部的“老钱”贵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疏离宗教正统，政治上属于共和党自由派，支持文官改革和行政专业化。新士绅利用自身的知识权威、专业技能和社会声望，成为沟通传统土地-金融资本与新兴工商资本家的纽带。他们大多接受过精英教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视自己为共和传统中的“天然贵族”，但其学术主张却往往带有保守主义倾向。

第一代社会科学家也是早期的大学改革者，他们推动美国大学制度向世俗化方向转变，通过建立大学科系和专业学会体系，划定了美国社会科学基本的学科分野。此后，世纪之交的第二代和“一战”前后的第三代社会科学专家，所属的社会阶层更是明显下移，出身的地域、族裔、性别也更为多样化。在他们活跃的时代，大学和学会制度逐渐走向成熟。

专业主义的兴起提升了社会科学专家在大学体系中的地位，也限制了行动派的政治参与——为了维护他们作为学院“专家”的职业声望，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收敛其政治主张。美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是与学院知识分子的中产身份相适应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十分清楚他们与英国同行的阶层差别：牛津政治学系的老同学也许过些年就会在上议院重逢，但直到新政以前，美国社会科学家都没有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层，他们是“专家”而非治国者。

1923年柯立芝总统在白宫接见美国经济学会成员

近来学界有种论调，站在“施特劳斯学派”立场上，将波考克视为“历史相对主义”的渊薮，甚至要让剑桥学派为当代的“政治激进主义”负责。这一类品鉴“学人心性”的作品对历史学家意义不大。美国历史学家重视波考克对共和主义传统的追索，主要是希望通过共和主义谱系来重新解释美国史中的众多悬念——为什么历史主义在美国姗姗来迟？如何看待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提问？

美国“二次立宪”（内战重建）甚至“三次立宪”（新政）的理论是否必要？共和修正主义不是一种自限的史学，它对历史研究各个实证领域辐射甚广，其深远影响并不需要通过与施特劳斯学派的论战来体现。本文已经阐明了共和修正主义与社会科学史之间的关联，七十年代的共和修正主义潮流同样催生了新左派史学和劳工社会史中的“劳工共和主义”、南部史中的“南部共和主义”、妇女史中的“共和母亲”等分析概念，它们回应的同样是各自领域的实证问题。对历史学家而言，美国的“共和主义”是一个分析工具，而不是政治论战的标的。如果非要强行将手段变成目标，未免夸大了政治思想研究在史学流变中的地位，又错失了波考克的精华。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美］多萝西·罗斯著，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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