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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31 20:09
一个望京韩国人在犹豫去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吴喋喋,编辑:刘敏,原文标题:《一个望京韩国人在犹豫去留 | 编年史》,头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岁的大崔高考志愿报了中文系,那时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好赚钱。毕业后他来中国工作,娶了中国太太,落户望京。


大崔完整体验了中韩20年经济来往,他说,以前是在韩国挣钱来中国花,现在是来中国挣钱回韩国花。他在中国奇遇不断,和文在寅总统自拍,误打误撞出演了《流浪地球》。


2010年代,韩国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大崔一家曾考虑落户越南,最终又回到中国。而在胡志明市,已经复刻了一个全新的韩国城。


2022年,大崔在望京的韩国朋友已经回国一大半,疫情让原本便捷的中韩往返变得成本高昂,他和妻子也在考虑,是否要离开望京。



去还是留?一个望京韩国人的编年史


1997年 大田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19岁的大崔正在参加高考。大崔是韩国江陵人,他不喜欢数学,对语言倒是有点兴趣,被大田大学的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录取后,他在思考,该学哪一门外语?


时代给大崔的答案是:学中文。大崔上中学时,最热门的外语专业是英语和日语,他高考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的人数反超了日语系,仅次于英语系。1992年中韩建交,五年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受影响最小,当时的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毕业后更好赚钱。


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招满了三个班,有120名新生。大崔从最基础的拼音和单词学起,mā má mǎ mà,一二三四,别的他也不太记得,因为他几乎不上课,一直在玩。


大崔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不是他一个人在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韩国高考竞争激烈,高三学生清早起床,一直学到凌晨,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却发现和理想中的大学校园不一样,这里什么也没有,最多的是时间。于是大崔挥霍时间,每天和朋友见面,喝酒,参加社团,运动,到了期末就挂科。


2001年 吉林


大二之前,大崔办理了休学,服兵役两年,回学校复学之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大崔的大伯在朝鲜半岛战争中被部队带到了朝鲜,与家人分离近半个世纪后,2001 年,大伯在中国吉林的港口城市珲春,与家人相聚。


珲春市东部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相邻。中介从朝鲜把大伯带到了珲春,大崔和父亲、姑姑一块坐船,从韩国一路去到俄罗斯,再入吉林珲春。学一口半吊子中文的大崔,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样子,他觉得珲春贫穷落后,印象不算太好。


2002年 北京


再一次来中国是2002年春节,大崔退伍复学后,趁寒假来中国高校补习。


兵役像是韩国男性的成人式。在那之前,大崔无意识地疯玩,荒废学业,挂科好像无所谓,退伍后再回到校园,他如梦初醒,担心毕不了业,试图重新认真规划一切:重整学业,顺利毕业,找一份好工作,成家立业。


当时韩国人到中国学汉语,首选外国语大学,但大崔主动避开了,他怕和熟悉的朋友在一块,又忍不住成日聚会玩耍,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郊区的华北电力大学上了四周课。


华北电力大学的汉语班韩国人不多,还有几个越南同学,学校图书馆也很冷清,中国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大崔上课很沉浸,几乎不出校园,开学后回到大田,老师觉得大崔判若两人:你怎么回事,中文进步那么大?


来中国补习汉语,对韩国学生来说相当划算。大崔一个月的学费、机票和食宿加起来,只花了150万韩元,约合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算起汇率,大崔恍如隔世,现在150万韩元只能换7600多元人民币。“我以前是在韩国挣钱到中国花,现在在中国挣钱,回韩国花。”


读大三那年,大崔又到首都师范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生,这回仍然刻苦,一年里从没在中国旅行过,也不和韩国朋友社交,只找中国学生聊天练口语。


2005年,大崔顺利毕业,进入一家韩国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采购电器后,弄去韩国和欧洲卖。同期的毕业生,不少人去了进出口贸易公司,一些女同学成了中文老师,还有很多人做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


2006年 首尔


2006年,大崔第一次见到中国女生华,在首尔,几个大田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聚会,来韩国旅行的华也跟着朋友参加。一行人租了一个别墅,烤肉、唱歌、放烟花,男生睡在一楼,女生睡在二楼。华对大崔印象很好,他永远在给大家做饭,早上最早起床给大家煮汤,吃饭的时候又负责逗乐子,两人互加了MSN。


两年后,大学老师找到大崔,告诉他韩国大企业斗山集团需要一个会说中文,懂会计和销售的人,常驻中国分公司,大崔顺利通过面试,从首尔来到中国天津,开始了在中国的长期生活。


2008年 天津


北京奥运前后,像大崔这样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韩国人,在天津有数万。韩国三星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天津分布着三星手机、相机和电视的工厂,一些三星子公司和为三星供货的各路韩国公司,也都跟着聚集到了天津。


韩企为了吸引韩国人来华长期工作,给的待遇相当丰厚。单身汉大崔一个人在天津,公司让他独享一个三居室公寓,房租1600元人民币。最近大崔查了这个公寓现在的租金,已经要上万元。还有很多拖家带口来天津工作的韩国人,会分配到租金两三千元的大公寓。


2008年,汇率对韩国人仍然划算,天津物价又不高,大崔回忆那几年,不记得多少工作的艰辛,但记得“玩得特别好”。当时韩国人分散在南开区、西青区和梅江一带,一到周末,大家就开车十几二十分钟凑到一起聚会,还踢足球,最多的时候,天津的韩国人组建了六七支足球队,现在已经没这么多了。


大崔和华一直有联系,二人开始频繁见面,中国人和韩国人就这么谈起了京津异地恋。


2009年 胡志明市


安逸的天津生活,让大崔错失了一个发达的良机——去东南亚。


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起步对韩企造成了冲击。大崔所在的斗山集团,主要往中国卖叉车,那几年里,中国国产叉车的性能已经和斗山并驾齐驱,价格还更便宜,中国企业纷纷开始用国产叉车,只剩韩企在中国的工厂还坚持买斗山牌。


三星生产的电子产品也一样,不得不与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激烈竞争。大崔说,以前中国制造虽然便宜,但是容易坏,但在2009年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不仅价格实惠,性能也上来了。


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也开始涨价了,在这里办工厂的优势越来越小,韩国企业开始往东南亚迁移。2009年,斗山把大崔从天津调去了越南的胡志明市,在那里,三星电子的厂房遍布在园区,大崔迅速找到了一块踢足球的新朋友。


胡志明市的待遇比天津更好,但大崔半年后就回了中国。


主要是因为他要和华结婚了,其次是语言问题,大崔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越南,他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专业优势,而且东南亚的气候太炎热了,生长在温带气候里的大崔适应不了。现在想起来,大崔有点后悔,当时至少应该在胡志明市买套房子再走。


2010年,大崔和华结婚,2011年底,他们的大女儿出生。2013年,大崔辞职,去北京和华团聚。他开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常去南边的温州和义乌进货,再把商品卖到韩国。创业多年后,2021年,大崔看到一条新闻,斗山集团被韩国现代收购了。


2013年 北京


大崔夫妇在望京买了套新房子。


在1990年代,望京兴建过一批高档小区,这里坐标在四环外,离城中心远,离机场近,对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正合适,对中国人反而不是最优选择。北京朋友曾经跟华吐槽,望京“果岭里(CLASS)”居然要5000元一平方米,“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儿啊?”但韩国人在望京看楼盘,几套几套地买房子。


华记得,自家小区楼盘开发商是香港的,广告宣传特别高大上,当时每栋楼的一层还配有专门的服务员,买房的时候价格是4万一平方米。但近几年,小区物业水平已经大不如前,房价涨到了8万8一平方米,但没跑过周边的新楼盘,与之相邻的一个小区,均价超过10万一平方米。


刚入住那几年,华在楼下永远能听见有人用韩语打电话。大女儿上韩国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有专门的接送班车,每天从小区接走二十几个孩子,但如今华的小儿子上同一家幼儿园,整个小区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


在望京,大崔继续和朋友踢足球,后来改成打羽毛球,周一三五的晚上约上球友,多的时候有三十几人,定期参加同乡会,他几乎认识全望京的韩国人,商会的、使馆的,开韩餐厅的的朋友也不少,大崔今天光顾这个朋友的餐厅,明天去那个朋友的烤肉店聚会,轮着来。


随着结婚生子,华的社交圈子“泡菜浓度”也增加了。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一次使馆活动上,华认识了二十几对像他们这样的中韩夫妻,她牵头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泡菜媳妇欢乐多”,初始成员20多人,十年间已经扩展到80人。


这个微信群里什么都聊,韩剧、育儿、日常生活。一到中秋和春节,群里就开始晒各种祭祀照片,韩国传统家庭祭祀祖先,少不了一碟又一碟小菜,来自中国的妻子们负责不停地洗碗,自嘲是田螺姑娘。华说自己比较幸运,去韩国做祭祀的时候,家里还有小姑子可以帮忙,不过公公每次都叮嘱华认真学,等以后他们老了,这些都得交给华。


2016年 首尔


2016年秋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大崔积极地参与到了反对朴槿惠的行动中去。


从秋天到冬天,几十万韩国民众在首尔光化门广场静坐抗议,大崔每个月飞回首尔,加入抗议的队伍。在望京大崔也没闲着,他建了一个聊天群,里面都是反对朴槿惠、支持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的在华韩国人,一开始为了凑人数,他把华也拉了进去。


大崔甚至试探过能不能在北京抗议。他打电话给派出所,问能不能在公共场所抵制朴槿惠。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护照号码报一下,大崔被制止了。


可是大崔没有放弃,一位开韩国餐馆的朋友慷慨地答应大崔,他们可以来自家餐厅拍抵制朴槿惠的照片。大崔就和十几个朋友一块拿了纸板,写上“朴槿惠下台”,以望京韩餐馆为背景拍照上传到互联网,也有一些朋友担心风险,并没有参加。


这件事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注意,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KBS电视台专门来采访,大崔对着镜头说,发生崔顺实门这样的政治丑闻,让他们这些身在海外的韩国人感到很丢脸,所以即便在国外进行抗议有点不方便,但他必须这么做,坚决让朴槿惠下台。


2017年5月,文在寅以高支持率当选韩国总统,大崔高兴极了。这年底,文在寅总统来中国访问,大崔作为在华韩国人里的支持者代表,被邀请去和总统吃饭。


华记得那天大崔特别兴奋,一大早就开始选衣服、擦皮鞋,到了举办活动的索菲特大酒店后,一直在给华发图片直播,说我进去了,我到哪儿了,演员秋瓷炫夫妇跟总统坐一桌。大崔还和文在寅自拍了一张,华感叹:这总统也太平易近人了。


对在望京生活的韩国人来说,朴槿惠留下的烂摊子还有一个“萨德”。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用地,引发了中国民众空前的厌韩情绪,对韩国政府、韩国财团甚至韩流明星,都自发地进行抵触。


最严重的时候,韩国留学生在北京坐公交车,不敢说自己是韩国人,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觉得待在望京才能保障安全。生意也不好做了,之前韩国服装在淘宝上卖得特别好,萨德之后就卖不出去,大崔的很多朋友在2017年就回了韩国。


大崔还是很积极地想解决这些困难,带头去跟使馆呼吁,争取一些保护在华韩国人的相应措施。华对此不置可否,她觉得谁会管呢?你们是自愿在中国生活的,她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


2017年 青岛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11点,“泡菜媳妇欢乐多”群里有群友求助,想找韩国人录15秒的自我介绍,用韩语说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身高体重多少就行。一部中国电影在找韩国群演,选角导演当天晚上急需交10个视频应付差事。


热心的华二话不说让大崔录了视频,没想到两天后,剧组找来,约大崔去青岛拍戏。


青岛的韩国人那么多,怎么还要从北京找人?夫妻俩搜了导演名字,判断这是个骗子剧组。然而打电话的副导演也是韩国人,苦苦哀求大崔,看着同胞的份儿上帮帮忙。


大崔硬着头皮,高铁去了青岛,一到就套上了50斤重的戏服,从晚上8点翻来覆去拍到凌晨3点,第二天又高铁回了北京。


大崔回到家,啪地扔给华一个信封,说这里是卖我的钱,你数数吧。信封里是两千元片酬。


剧组告诉大崔,电影会在2018年春节上映,结果杳无音信。又过了一年,春节这部片子上映,叫《流浪地球》,大崔在其中饰演韩国救援队员,眉头紧皱地坐在卡车里讨论世界末日,有足足6秒钟正脸镜头。


大崔正在韩国祭祖,华跟妈妈在东北老家的电影院,举起手机,录到了大崔出镜的6 秒钟,由于出现得太快,华的母亲根本没反应过来。


《流浪地球》是2019 年中国票房第二的爆款电影。华发了条微博分享这个花絮,导演郭帆赶来留言:“兄弟辛苦了!”《环球时报》的视频栏目也去专访大崔,发出来的视频标题是:《震惊!韩国欧巴首次试水中国电影,拿下46亿票房》。


2018年  胡志明市


2009年,华曾去越南探望在此工作的大崔,当时华对越南的印象堪称糟糕,在胡志明市,她遭遇人生中第一次被抢,骑着摩托车的小偷“唰”地掠过,顺走了华的包,华觉得整个城市都脏兮兮的,在路上走还得小心踩到排泄物——她强调,一看就不是狗屎,是人的排泄物。旅行最后一天,华打算把外币在机场花完,买点纪念品带给同事,结果什么也没瞧上,就算买了,送给同事她也觉得拿不出手。


2018年,大崔又得到一个去胡志明市工作的机会,华再次跟着去了,这一回她对胡志明市刮目相看,认为这里已经发展到2010年上海的程度,到处都在修路盖楼,有服务质量在线的连锁五星级酒店,而且出现了一个成形的韩国城,在韩国人集中的街区,街上招牌已经完全没有越南商品的标识,全是韩文,超市里的服务员和顾客也全是韩国人。


这一次什么都很满意,好像找到了第二个望京。但当地的韩国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满员了,无法接纳大崔的两个孩子插班,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涌入胡志明市,这里的韩国学校还来不及招更多教师。华觉得不如再等等,他们再一次离开越南,回到了望京。



2021年 望京


2021年末,我在华的家里第一次“见到”大崔,透过视频电话。那天大崔刚从首尔返回北京,正在酒店隔离。当天是大崔的生日,华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让孩子们给爸爸唱了韩语的生日快乐歌。


起初得知我们要采访时,大崔立刻一本正经地回复妻子,自己很想聊聊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事儿。华回他一个带文字的表情包:“这不是月薪3000的人该考虑的事情。”意思是,都四十岁的人了,你安分一点。


漫长的新冠疫情让更多的韩国人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望京。三年间,大崔频繁地为相识将近十年的朋友饯行,这让他有些空落落的。他提起刚送走的一个朋友,是同小区的邻居,他觉得对方已经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回韩国会感到陌生。


紧接着他又送走一对韩国夫妇,离开的原因是丈夫被公司解雇,在中国没什么业务可做了。失去工作之前,丈夫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八年,妻子也跟过来,孩子在中国出生、上学,第二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


大崔自2013年在望京认识的韩国朋友,如今差不多走了有一半。还留下来的,主要是使馆的工作人员、生意成功的商人。经商失败的大都走了,公司职员早就没剩几个人在了。


随着阿里、美团等互联网公司进驻望京,越来越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住进了华的小区,他们家对门就住着一个阿里员工。夏天有时候下班早,华带着孩子在大望京公园遛弯儿,迎面能撞上好多带着胸牌、一看就是IT从业者打扮的年轻人在那转悠。


小区对面的底商,原先开着一家著名连锁韩国超市,旁边有韩式猪蹄点,各种烤肉、韩餐厅,这几年几乎全变成中国商店了,但大大小小的餐馆,也总是无法长期开下去,三个月就关门,再换下一家。


留在望京的韩国人,也要面临越来越多的不便。大崔的生意需要时常跑义乌和温州,总是不知道在哪一天,突然遭遇疫情、隔离和健康码弹窗。


回一趟韩国变得极其麻烦,之前韩国落地得隔离一周(今年3月开始,韩国取消了入境隔离),中国隔离三周,签证材料要求也比疫情前手续更繁琐,一趟往返,两个月就没了。疫情之前,往返于首尔和北京只需要坐两小时飞机,这样的国际航班一天十几趟,但在2022年,每周只剩下一趟航班。


大崔的朋友、一位在北京韩国人会任职的韩国人告诉我,他们协会每周的例行活动增加了一项:给在酒店隔离的韩国人送去慰问品,一个手提纸袋里,装着健康红参饮料,韩国拉面,泡菜,口罩之类的物品。一周只有一趟航班落地,他们做这件事颇有余裕,换做以前可负担不起。



2022年 韩国驻华使馆


2022,又是一年韩国总统大选。大崔为了支持文在寅而热血沸腾的2017年,和今天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年2月23日到28日,在北京,韩国使馆安排了可以搭载50人的接驳巴士,每天上午、下午分别从五道口和望京社区接韩国人来使馆,参与韩国总统选举的旅外公民投票。


投票最后一天,我在亮马桥的韩国使馆周围逛了很久,没看到本应该出现的接驳巴士,来投票的韩国人也很少。最后在使馆后门,我遇到一对年轻的韩国情侣,他们刚刚投完了票,女孩告诉我,四年前文在寅竞选韩国总统的时候,她也是来这里投票的。


女孩在上海念大学,在北京工作,几乎所有一块来中国留学的朋友都回韩国了,她在这边除了男友,没什么别的韩国朋友。在北京,一开始她住大望路,后来觉得房租太贵,搬去了望京,这两年望京也变得很贵,她又搬到了顺义。


她不到三十岁,和老一辈在北京的韩国人不同,她不参加同乡会,父母也远在韩国,她觉得和男友两个人的生活也并不孤独,望京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在房租面前被一视同仁,“反正想吃什么韩国食物的话,都可以淘宝买。”


这个女孩打算一直在中国生活下去,虽然疫情已经让她两年没法回韩国了,对于冬奥会上中韩网友的争吵,她显得很看得开:吵架的人并不是百分之百,一百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两个在吵架,那和我们大部分人有什么关系呢?


几天后,3月10日,韩国大选公布结果,新总统尹锡悦上台。华发了个朋友圈,说韩国换总统,大崔emo了。昨天还兴高采烈要去跟朋友们一起喝酒等结果,这会儿在家里唉声叹气,饭也不吃了,娃也不送了。


而在北京,像大崔这样,对政治依旧抱有热情的韩国人,已经不多。根据韩联社的报道,10万在京韩国人里,只有5315人申请了参加投票,整个中国,有2.9万旅居的韩国人申请投票。在五年前的那次选举,申请在华投票的韩国人有4.4万——我不知道这个大跳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韩国人大量离开了中国?抑或是在华韩国人的投票热情进一步降低了。


望京的韩籍员工越来越少了,东南亚之后,韩国制造业又将印度当做跨国流动的下一站。留下来的韩国人,有些还对中国抱有很大兴趣,采访中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基建和交通状况,让不少韩企难以适应。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可以直达三线城市,在中国大量二三线城市中,或许还有机会。


走,还是留,是望京韩国人又一次面对的选择。大崔和华原本计划,两个孩子的中学在中国念,去首尔读大学。眼下的环境正催他们重新做计划,大崔的业务主要在韩国,往返中韩的成本实在太高,朋友们也都纷纷离开了。可是华不会韩语,一旦到了韩国,只能成为全职主妇,她还在犹豫。



感谢北京韩国人会传媒中心主任柳亨锡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吴喋喋,编辑:刘敏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 hezuo@hux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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