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怕小偷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万景路，图片来源：苦索拍摄，题图来自：《小偷家族》剧照

记得那是去千叶县夷隅郡的养老溪谷看红叶的时候，意足心满后在大多喜町古色古香的巷子里闲逛觅食儿，触目所及，在一家江户风老宅子的门前看见了一个由几块木板搭就的台子，台子上面有一个敞口大簸箕，簸箕里放着或袋装或成束的人参（胡萝卜）、菜花、泥葱等几样时令菜蔬，旁边还有几颗大白菜，簸箕的后面立着一块纸壳板，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100円均一”几个字样。一旁的小瓷盘里散乱着几枚百元硬币。

哦！瓦卡塔”（明白了），这是无人售货处，买菜的人只需拿菜付钱走人即可。至于卖货的，这个真没有。如果有看官说，这只能是在民风淳朴的乡下才能看到的景象，那么，笔者在东京都内繁华的阿佐谷街道上曾经也有过的数次完全相同的经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乡下也罢，都市也好，摊儿上面“100日元均一”几个字样的后面实际上透射出的是“信任”两个字！

无人售货的卖菜处

其实像这种能体现出“信任”内涵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热闹的商店街、人潮涌动的车站等处，就经常能看到许多日本女士的挎包就是那样敞开着口儿，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拉链，如果是站在自动扶梯的上方，不经意间瞥一眼，她们包包里的秘密还真就是个一览无余，关键是她们喜欢用的长长的钱夹子，就那样懒懒地躺在挎包里面，当然也看到过许多年轻男士的长长的皮夹子就那样插在屁股兜里招摇过市的景象。

这让当时刚来日本不久的笔者非常纳闷儿，难道他（她）们就不怕被偷吗？还是日本根本就没有小偷？后来看了一部成龙在新宿拍的电影里的对话台词才不觉恍然，记得台词的大意是：“难道他们不怕小偷吗？”“不是不怕，是日本人认为自己不偷东西，就以为别人也不偷”。

简单的事例，同样诠释着两个字，还是“信任”。当然，日本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小偷的，不过，偷钱的倒是极少见，电视上偶尔报道的小偷也是多以偷女人的内衣裤，或者超市的食品为多。

东京街头

此外，哪怕是来旅游的外国人也会注意到，许多住在都市“一户建”里的日本人，他们的家，尤其是老宅，根本就没有院子一说，开门就是街道，而那所谓的门，有很多还是非常简易的拉门。住过日本民宿的人也会发觉到，民宿的大门也从来都是不关的。

顺便说一嘴，日本的旅馆、宾馆订房，也几乎没有提前收订金的，不过，一般旅馆在客人订房时都会通过邮寄，或者传真、邮件等给客人一份订房须知类的文件，里面都会有提前7天退房，不收违约金；提前三天退房，征收50%违约金；当日退房，征收100%违约金等注意事项。

笔者就在东京迪斯尼旁的一家酒店工作，清楚地知道日本人虽然订房时未交押金，但如果违约退房，则都会主动地支付违约金。这里面透射出的还是“信任”两个字。

日式“一户建”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像购物时把买好的东西忘在超市或者中途歇息的地方，只要顺原路返回寻找，你买的大萝卜大概率还在原处可怜兮兮地翘首以盼，等着你把它带回家料理成刺身的“老婆”萝卜丝或者色拉呢。即使没有了，就像丢了钱包等一样，只要去超市总服务台，或者附近车站、警署的“丢失物品招领处”，也基本一找一个准儿。这里面透射出的当然还是“信任”二字。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日本人与人之间这种令世人侧目的“信任关系”究竟是怎样酿成的？这里面隐示出的“契约精神”又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呢？

要说清楚这件事儿，还得从古代日本说起。平安时代后期，也就是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这段时间，由于律令制的纷争导致了政府机能瘫痪，社会进入了无秩序的弱肉强食状态。此时，为了自卫、保护身边人和家园，武士诞生了。

武士的诞生，武士之间的对立、决斗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随着武士之间的抗争激化，武士们意识到，单打独斗已经保护不了自己、家人和家园，于是，武士之间结成互助关系共同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成为了不得不为的现实，这样，由武士之间结成的互助团队最终形成了“武士团”。这种武士团一般是由地方领主（即当时的惣领）为主的一族所构成，换言之，就是由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武士团队为主。

随着某一个武士团的强大起来，其所在土地范围的其他武士开始带着手下的郎党、下人、“所从”（从属）一起归顺到强大的武士团伞下，而这则是由所属土地结成的“地缘关系”武士团，也由此，武士团也由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团队扩大到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更大的武士团，形成了以“氏族”为中心的新的武士集团。

其实，当年的“平将门之乱”时，最活跃的就是这些率领私兵的武士团，也是这些武士团的滚雪球式发展，才最终形成了平氏、源氏两大由武士组成的武装势力。

再具体一点来说，这种“氏族式”的集团在当初，是由最小的武士单位与农民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而构成的，这种相互关系就是武士为农民提供保护，使他们不受强盗侵夺，而作为回报，农民则提供农作物收获的一部分给武士。这样农民和武士之间就结成了一个“相互责任”关系，这也可以说是“契约关系”的雏形吧。而这种关系的主体就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

后来，这种“互信互助关系”也慢慢由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互助互信关系，转变为由“地缘关系”结成的互助互信关系。同样，战国时期的各地大名与武士之间也是以这种类似契约关系的相互责任关系而形成的武装势力。

日本有一个自古传承下来的“家元”（宗家，掌门人）制度，所谓的“家元”，其实就类似于一种社团组织，而社团的领导人就被尊称为“家元”。此一习俗主要流传于传统工艺或艺术团体中，比如茶道、插花、剑术、歌舞伎等，这些社团的成员之间很少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有如亲人般相处，师傅如父徒弟如儿。结成的就是如家人般的信任关系。

其实，整个日本社会也是这样，基于传统和需要，日本人之间发展出了无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成员之间互相担责、合作，有着高度的信任度。正是这种层层的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犹如内化了的义务般的带有“契约”特点之“相互责任关系”，构成了最初的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人之间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构建与儒教也是有关的。我们知道，日本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不过，在引入儒家文化时，与中国首重“孝”字不同，日本人更加强调的是“忠”字。

武士保护农民，农民提供粮食给武士，这可以看作是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契约”，而双方忠于的就是这个“契约”。同理，大名与武士之间结成的同样是以类似的“契约”为约束力的相互责任关系，而这种相互责任关系经过良性互动，就形成了“相互信任关系”，慢慢的又演变成了武士对将军的忠诚、下级对上级的忠诚等。

后来的“武士道精神”及其发展，其实也体现出了“忠”字的重要：武士在没能完成主公交给的任务从而剖腹自杀是“契约精神”的“忠”字体现；二战时日本将兵在战败时开枪自杀同样是“忠”字的作用，而当代日本人在意识到因自己的过失给伙伴、公司造成了损失而选择自杀谢罪亦是“忠”字在作怪。

笔者不是在此述说单纯重视“忠”字的所带来的恶果，只是想强调在日本人意识深处“忠诚”所占的分量。而这种“忠诚”就是来源于相互信任、互相担责的传统。

曾经将日本经济带入辉煌的“终身雇佣制”，虽然在现实的今天对此已多有诟病，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当年日本以大公司为首的几乎所有企业施行的“终身雇佣制”，把企业和员工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公司保证你终生工作，员工则为公司贡献一生；员工以公司为家，公司保障员工的各种待遇，企业和员工同心同德，互信互任，上下一股绳，才使得日本企业能够按照这种特别的“家”的运作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日本这个国家也才借势而起，创下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辉煌，并影响世界至今。

东京

已经逝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曾说过：“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们是产品，它们有真实也很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得你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市场可以买到的。”这段话几乎可以说是为日本人量身定制的。

在日本社会，正是这种历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非血缘但却犹如家庭成员般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及由其所形成的“双相担责关系”，即“契约精神”，才使得日本的各种组织、企业空前发达，人与人之间在基本伦理、共同价值观方面等相互信任度极其深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万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