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 “隐形”，勿忘汤飞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头图来自：

我们称一些伟大的人，往往会用“国之瑰宝”，或者“国士”。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1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

汤家的家境并不宽裕。汤飞凡的父亲汤麓泉原本是一名乡绅，但因为家道中落，只能去私塾教书，换一些微薄的收入养家。

汤飞凡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甲午惨败后，举国求变，所以家里人本来也没有指望让他继续去走迂腐的科举之路，最终让他去学了“新学”——1912年，15岁的汤飞凡考入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金工科。

如果不是在两年后的暑假里遇到一个人，那么汤飞凡很可能就会在工科这条路上一走到底了。

1914年的暑假，汤飞凡去邻乡的萍县煤矿观摩学习，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和他的助手拎了个手提箱，里面装了个奇怪的仪器，说要给工人们检查一种看不见的虫子。

汤飞凡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人用那个叫“显微镜”的神奇仪器，在切片上找出了钩形虫的卵。很快，他在“怪人”的鼓励和指导下，学会了自己独立制作切片，并且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奇妙的微生物世界。

这个“怪人”叫颜福庆，是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博士，他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因为很喜欢汤飞凡，所以颜福庆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希望他届时能去报考。

颜福庆，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耶鲁大学，博士，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  。先后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

本来就对工科不是太感兴趣的汤飞凡，对治病救人，改变中国的兴趣明显要大很多，于是很快就说服了家里人，中止工科的学习，去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但到了考试的时候，汤飞凡却傻眼了：作为和美国雅礼协会合办的学校，人家的入学考试是要考英语的——汤飞凡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得。

情急之下，汤飞凡找到了主考官、美国的医学博士胡美，提了一个请求：

“是否可以让我暂免英语考试，如果我能考取，届时让我补考？”

汤飞凡的诚意打动了胡美，再加上有颜福庆的举荐，于是他成功通过了考试。

入校后，汤飞凡遵守诺言，买来一本《韦氏英语词典》，每天都废寝忘食地翻读和背诵，直到把这本词典活活地全部翻“散架”。但也正是因此，汤飞凡已经能毫无障碍地听懂外籍老师的上课，而他的两篇长篇毕业论文，最终都是用全英语写作的。

当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门。这所学校对学生采用“末位淘汰制”，在1921年拥有1313名专任教师，除一位药剂师外，其余全部是医学博士，其中外籍教师有8人。所有教师都是全职，没有一个人自己开业，这在当时国内的医学校中也是少见的。

1921年，24岁的汤飞凡经过7年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批10位毕业生之一，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美国人认为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美国的大学水平相当，所以授予“博士”学位）。

毕业后，有不少人都劝汤飞凡开业行医，从此可保衣食无忧，甚至不少富商愿意投资他，但汤飞凡都拒绝了。因为他在校学习期间，对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人类疾病的根本之法：

“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可以使亿万人不得病！”

此时的汤飞凡，已经决定要走上微生物学的求索之路。

2

1925年，28岁的汤飞凡踏上了留美之路。

在此之前，他考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在美籍德国人田百禄教授的指导下，潜心研修了三年细菌学。

在赴美之前，汤飞凡解决了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他的新婚妻子叫何琏，比他小9岁。

在汤飞凡的老家，汤家和何家是世交。何家有个人虽然只比汤飞凡大十岁，但很喜欢他的刻苦钻研劲儿，所以在他小时候一直教他算术和科学。等到汤飞凡长大后，就把自己的女儿何琏许配给了他。

婚后两个月，汤飞凡飞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细菌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津瑟（Hans Zinsser）。在学习后不久，汤飞凡就发现了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探索目标：病毒。

自从1898年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然界可能存在比细菌更微小的一种生命形式后，关于“病毒”的研究立刻就成为了一门热门学科。但是，在电子显微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病毒”究竟长什么样，所以汤飞凡接触到“病毒”的时候，这门学科还处在一个“拓荒发展期”。

富有钻研精神的汤飞凡在病毒研究方面进步神速，他撰写的《疱疹病毒和脑炎问题》《对超滤的研究》等论文先后发表在美国的《实验医学》《细菌学》《免疫学》等杂志上，成为了美国微生物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汤飞凡

1928年，汤飞凡顺利完成了在哈佛的学业，他的恩师津瑟教授非常希望他能留在美国继续做研究工作。事实上，美国方面给汤飞凡开出的优厚待遇，以及能够提供的卓越学术环境和开阔视野，对汤飞凡确实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但这个时候，汤飞凡收到了一封来信。

这封信是他的恩师颜福庆从中国寄来的。颜福庆当时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他写信给自己昔日弟子，是想邀请他回国一起帮他。

一边是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一边是近乎一穷二白的祖国以及缺乏各种必要支持的微生物研究学科，汤飞凡却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国的科学事业很落后，我希望能尽绵薄之力。”

1929年的春天，汤飞凡舍弃了在美国拥有的一切，飞回了国内，就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主持整个细菌学系的工作。

虽然颜福庆在信中已经坦承“教研水平很困难”，但整个所谓的“细菌学系”的一穷二白程度，还是出乎了汤飞凡的意料：就连实验用的显微镜，也需要他把自己的捐献出来。

但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设备，汤飞凡牵头开始了中国细菌学的搭建工作。1932年，已经升任教授的汤飞凡兼职英国人开的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利用那里完备的设备，开始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牛胸膜炎等方面开展研究，发表了极具价值的论文20多篇，在业内引起瞩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科赫和法国的巴斯德是全世界微生物学界尊敬的偶像，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因为在血清学方面的研究贡献，被称为“东方的科赫”。而汤飞凡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要成为“东方的巴斯德”。

其实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是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的。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突然来临的话。

3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

其实从1931年后，汤飞凡就一直对日本的侵略者充满愤怒。1935年，汤飞凡曾去英国进行一个短期的项目合作。在一个参观场合，几位日本人想要和汤飞凡握手，他断然拒绝：

“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请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们国家的侵略！”

1937年8月13日，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汤飞凡和妻子住在上海的租界内，暂时安全。但他已经没有心思坐下来搞研究了，他对妻子说：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

于是，他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前线医疗救护队。在战况胶着的那些天，汤飞凡工作的救护站好几次都差点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但身高1米6的他却笑着安慰旁人：

“其实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汤飞凡或许能挽救一个个士兵的生命，却无法改变战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东南半壁，岌岌可危。1938年，汤飞凡得到了英国一家研究所的邀请：每月600大洋的报酬，去做微生物的研究工作。

以当时的物价，600大洋的诱惑绝对不小，而能借此脱离战火纷飞的环境，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汤飞凡又收到了恩师颜福庆的一封信——当时颜福庆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恩师来信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去重建几近瘫痪的中央防疫处。

和十年前类似的“二选一”，又摆到了汤飞凡的面前，而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带着夫人直奔长沙，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

汤飞凡初到防疫处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服他，认为他是“开后门”来做处长的：卫生署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内政部长何健是他的老丈人。但汤飞凡很快就以自己专业的学识和作风让所有人肃然起敬，之后更是感动：

1938年6月，中央防疫处因战时需要从长沙迁往昆明，但防疫处当时已经完全“断粮”，在昆明也没落脚之处。关键时刻，汤飞凡把自己的积蓄捐了出来，并且请岳父何健拜托云南省主席龙云划出一块地，然后再去银行奔走贷款。

偏居昆明，从无到有，到了1940年的春天，原本已经快散架的中央防疫处，在汤飞凡的牵头下重新恢复“元气”：不仅有了办公室和员工宿舍，还有了检定所、动物室、育苗室、菌苗室、血清室以及器材仓库等。

当时位于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实验楼

为什么一定要在战时竭尽全力恢复防疫处的工作？

汤飞凡知道，自己和团队是肩负使命的。

4

1942年前后，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已经成为可能。

美国人迅速认识到了这种神奇抗菌素在战场上的作用，随即由军方牵头，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在战场上挽救了成千上万盟军官兵的生命。

而在当时的中国抗战战场上，青霉素却是一剂难求——英美军方严格控制青霉素生产的各个环节，将其列为军事机密。

在当时的中国，一根金条，只能买到一盒青霉素。

怎么办？汤飞凡领衔的中央防疫处决定自己研制。面对简陋的设施，很多人都认为汤飞凡是在说笑话，但他的态度坚定：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而为之！”

这场自力更生的研发，是从1941年冬天开始的。汤飞凡首先带领团队去寻找能够生产青霉素的菌株。他们找遍了各种容易发霉的东西：旧衣服，水果，古钱……最终在一双放置很久的皮鞋上发现了一团绿霉，进而分离出了一株可以产生青霉素的菌株——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分离出青霉素。

早期的青霉素装置。从1929年美国人弗莱明第一次发表关于青霉素研究的论文开始，人类对青霉素的探索持续了十几年。

在解决了菌种问题之后，汤飞凡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邀请他来参观了昆明的防疫处之后，请他找英国红十字会斡旋，最终筹到了188万元的经费。

李约瑟在参观汤飞凡的实验室后相当吃惊——那是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汤飞凡他们乘坐一条破船去湖里面取水回来过滤，用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用来给实验器皿消毒和制造蒸馏水。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1944年9月，汤飞凡的团队独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第一批只有5瓶，其中有2瓶送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鉴定——检测报告表明完全没有问题。

此后，中国研制的青霉素开始大批量生产，不仅有力支援了抗日战场，甚至还有部分供应给了欧美的盟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不少富人通过各种门路找到汤飞凡，有人甚至愿意用金条购买青霉素，但所有的这些请托都被汤飞凡拒绝，他命令所有的青霉素只能供给真正有需要的军民，收费为1元1支。

汤飞凡在试验中

不仅仅是青霉素。在汤飞凡的带领下，中央防疫处成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免疫学研究基地，成批的狂犬疫苗、斑疹伤害疫苗、牛痘疫苗被制造出来，送往全国各地，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1942年在滇缅战场上作战的英军，点名要用的就是汤飞凡团队研发的牛痘疫苗，而1945年美军部队里发生大面积“恙虫病”感染，也是汤飞凡派得力助手去控制住的，为此美军还给他的助手颁发了”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的团队从昆明迁回北平，但原本的中央防疫处已经被日军毁坏。汤飞凡再度四处奔走呼吁，最终在1947年元旦又重新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新防疫处，并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抗生素研究室以及第一座实验动物饲养场。

但是，刚刚建好没多久的防疫处，再一次面临毁灭的危险——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命令传来：摧毁中央防疫处，避免落入共党之手。

关键时刻，汤飞凡挺身而出：拒不执行！

但是，人生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在这时候摆在了汤飞凡面前：防疫处是走不了的，那么你自己走，还是不走？

5

如果说汤飞凡对前两次抉择都是毫不犹豫的话，那么面对第三次的时候，是踌躇的。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条，跟蒋介石去台湾；

第二条，接受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邀请，带全家去美国，在大学任教；

第三条，留下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汤飞凡对于第一条毫无兴趣，很快就否决了。但第二条对他而言，是有诱惑力的：倒不是因为美国良好的生活条件，而是那里能提供给他国内所不能提供的学术科研环境。

所以他出于各方面考虑，答应了美国导师的邀请，买好了机票，收拾好了全部行李，准备在1949年4月6日凌晨5点携全家先去香港，然后飞赴美国。

但就在4月5日的深夜，汤飞凡夫妇却望着放在桌子上的机票睡不着。沉思良久之后，汤飞凡最终做出了决定：

“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的精神不愉快！”

了解丈夫心思的何琏随即接口：

“那我们不走好啦！”

汤飞凡与家人

选择留下的汤飞凡，立刻带领团队，挑起了整个新中国的防疫和疫苗研发重担。

1949年10月，河北省爆发鼠疫，在鼠疫减毒活疫苗只能向苏联进口的情况下，汤飞凡带领一个团队突击研发，在2个月的时间里赶制出900多万毫升的减毒活疫苗，有效遏制了河北鼠疫的蔓延；

1951年，在汤飞凡的的建议下，中国首次成立了“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作为所长，主持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创立了中国第一套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在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方法操作下，中国生产出了大批优质的牛痘疫苗，每天产量超过10万支——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全世界“天花”病毒灭绝，而中国早在1961年就完成了这个目标。

他利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研制出了黄热病减毒灭活疫苗，一下子就缓解了中国海港检疫无法接种黄热疫苗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白喉类毒素、卡介苗、百日咳菌苗、丙种球蛋白等制剂的质量和产量都大幅度提升。

从1949年到1954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中国的各种烈性病均得到了有效控制，连导致儿童小儿麻痹症的脊椎灰质炎发病率，也因为麻疹活疫苗的出现迅速下降。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由汤飞凡领衔的中国抗疫防疫团队在默默努力。

此时的汤飞凡，已经被有些人称为“中国疫苗之父”。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成就，在等待着他。

6

汤飞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对沙眼的研究。

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结膜角膜炎，因会在睑结膜表面形成粗糙不平的外观，看上去像沙粒，故得名。沙眼严重的话会引起双目失明。在20世纪早期，“沙眼”是一种全球流行病，全世界大约有25%的人患有沙眼，中国的沙眼发病率高达55%，在农村地区高达80%，有“十眼九沙”之说。

关于沙眼的成因，以前一直有争议：德国的科赫认为是细菌导致的，而另外一批人认为是病毒导致的。1928年，日本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宣布在沙眼材料里分离出了“颗粒杆菌”，从而证明“沙眼的病原是细菌”，引起了业界轰动。

野口英士，日本著名细菌学家、生物学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要作品有《蛇毒》《梅毒的实验诊断》等。

但一直对沙眼有研究的汤飞凡不太相信这个结论，于是他就找了11名志愿者，连同自己在内，把野口英世分离出的所谓“颗粒杆菌”滴到了自己眼睛里，结果证明并不会导致沙眼，从而推翻了野口英世的结论，导致日本的教科书只能将这段内容撤下。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沙眼？在被战火中断了20年的研究之后，汤飞凡带领他的团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再次开始了探索。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1957年，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一种全新的实验方法，第一次成功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这是全世界第一株沙眼病原体。

汤飞凡随即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上，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你怎么证明这种病原体能引起沙眼？

确实，汤飞凡知道自己也面临和野口英世一样的问题：如果无法用实验证明，那么自己的成果也是错误的。

怎么证明？那只有人体实验。但沙眼是有概率导致失明的，所以汤飞凡面对诸多请愿书，不顾众人的阻止，让助手把这种病毒滴入了自己的眼睛——他认为：

“如果科学研究需要用人做实验，科学研究人员就要首先从自己做起。”

在滴入病毒后，汤飞凡的一只眼睛几天后就红肿起来，形成了典型沙眼。但为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汤飞凡坚持不用药，带着这只红肿发炎的眼睛坚持工作了40天，完整记录了沙眼的病程。

汤飞凡当时给自己的眼睛照的相，左眼明显红肿（镜像）

在此之后，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实验室都宣布确认了汤飞凡的研究成果。汤飞凡把自己分离出的这株病毒称为“TE8”，但国际上更愿意称之为“汤氏病毒”——证明是汤飞凡的研究成果。

沙眼的病毒分离出来后，全世界对沙眼的研究一下子就被推向了高潮，沙眼病毒最终被确认为属于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一种微生物，于是整个人类微生物学的分类正式增加了一个体目——衣原体。

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使得沙眼的预防和治疗有了科学依据，新的治疗药物很快问世。全世界的沙眼患者迅速减少。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沙眼发病率下降到了不到6%，至今已几乎绝迹。

1957年，汤飞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那一年，他60岁，以他的精力和斗志，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和贡献。

没有人会预料到，悲剧会突然来临。

7

195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来势凶猛，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华罗庚、冯友兰、陈寅恪等人无一例外都被卷入，而作为国内微生物学界的翘楚 ，汤飞凡也无法幸免。

华罗庚当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为了自保，华罗庚已经违心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但仍遭批斗：批斗者称他提倡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是毒害青年。华罗庚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也成为罪状，因为陈景润被认为是“白专”典型（专业过硬，但政治立场错误）。

在汤飞凡的单位，对他的批判会每天都开，持续了一个月。他的实验室被捣毁，实验数据被破坏，而他的罪状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的岳父是已经飞去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何健，他很有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第二，他很有可能把衣原体的秘密卖给国外，是“国际间谍”。

在这一个月里，汤飞凡只要肯低头认个错，可能日子就会好过不少。但以他的性格，只能允许以科学研究的目的给自己的眼睛里滴东西，而看不惯任何“上眼药”，所以他坚持不肯认错。

1958年9月30清晨，61岁的汤飞凡选择了用一种最刚烈的方式来对抗对他人格的羞辱——自缢身亡。

汤飞凡

1958年11月，“拔白旗”运动迅速偃旗息鼓。

1962年，中共中央对“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人进行平反，其中党员干部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

1976年6月，卫生部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为汤飞凡恢复名誉，予以极高评价。 

1979年，卫生部为汤飞凡彻底平反昭雪。

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给中国眼科学会发来邀请函，希望邀请汤飞凡博士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眼科学大会，并希望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他。

但斯人已逝，有关沙眼病毒论文也没有他的名字。后来发给他的金质奖章被连同刻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还排在汤飞凡之前。之后经过汤飞凡家人的多番交涉和争取，相关组织决定重发一枚金质奖章，背面只刻了“汤飞凡”一个人的名字。

1992年，中国为汤飞凡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

这位曾经的中国“隐形守护者”，终于开始慢慢被人知道了。

馒头说  

还记得被汤飞凡推翻结论的野口英世吗？

虽然在沙眼病原体这件事上他出现了失误，但作为一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声誉，有根据他身世专门出版的励志漫画《野口英世物语》，著名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还历时八年，为他写了传记《遥远的落日》，轰动全日本。

如今，野口英世的头像被印在了日本1000元的纸币上，而他在纽约的墓地也成了很多日本游客必去的缅怀圣地。

相比之下，在中国，知道汤飞凡的人比以前多了，但肯定还不够多。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不仅仅是汤飞凡，一大批中国的精英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有的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如今，他们的名誉都已经恢复，事迹也正渐渐被人知晓，但留下的经验教训，依旧需要我们一代代人铭记。

忽然想起郭德纲说过的一段话，挺有意思：

“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燃料不好，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有些人，虽然是我们不熟悉的专业领域，但我们老百姓是需要铭记的，而有些事情，并非我们精通擅长的行业，我们吃瓜群众不妨就多看少说。

愿真正的英雄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愿真正的专家永远会被善待。

最后，致敬在这场疫情中，所有的“隐形守护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纪念我的外公汤飞凡》（董陵，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官方网站，2014年10月17日）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梅兴无，《炎黄春秋》，2020年09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试制工作》（徐丁丁，《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03期）

《汤飞凡丨中国医者荣耀：世界“衣原体之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方微博，2017年9月16日）

《“科学公仆”汤飞凡》（邱佩芳，《档案春秋》，2007年03期）

《中国邮票上唯一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青宁生，《微生物学报》，2006年05期）

《不该被遗忘的国士》（林天宏，《晚报文萃》，2016年03期）

《汤飞凡：细菌研究拓荒者》（孙硕，《科学中国人》，2019年05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