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书评之“知识分子”

自以为写书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是时间上的麻烦，因为你很难在读完一本书之后马上就能洋洋洒洒的写出几千字的评论，当倘若时间久了却发现丢失了很多细节；其次是认知上的麻烦，一本书终究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一个哪怕再简单的“1+1”等于几的问题也有数十种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解释，于是读完一本书马上就去写些感受，与其说是书评，倒不如说是读后感，某种意义上感性大于理性的读后感，乃是读者读书时候的感受，而绝非对此书的评论。

正因为如此，我也试着走出这个麻烦的漩涡，告诉自己读书的时候要不停的思考，同时又要不断的比较，比较同一个作家在不同作品里的立场，或者不他同的人对待统一问题的观点，力求在对书的评论更客观，更理性。但这终究是件即使困难的事情，近来整理前几年的读书笔记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无意识的进行了比较阅读，不同的时期内，针对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作者的作品里寻找合理的解释，这里不妨也整理一下。

“知识分子”一直是我关注的命题之一，比如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本书的名字就让人有了兴趣，究竟什么才是“非正常死亡”呢？李先生在序言里这样写到“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于是，我们看到的一幅让人心痛心酸的历史图景，各个朝代，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成为被屠杀、被迫害的对象。这段历史固然离我们很远，但读起来却仍能感觉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些鲜活的人物，在我们近现代也一再出现，而他们的命运也几乎重复着“非正常死亡”的诅咒。关于这段历史，付国涌先生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本为中国类似历史传记的书试图还原到1949年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国最后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对国家，个人命运走向的思考，他们有的远走台湾，有的辗转香港，有的留守大陆，两岸三地的不同制度也造就了如今不同素质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氛围，每当我们为60年歌功颂德时，是否也能把这段中华民族最精英的一些人的悲惨史纳入其中呢？

自从二十年之前的那场变故之后，我们似乎也开始忌讳“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了，更多的作者开始描述国外的知识分子如何如何，似乎想通过这样来唤起某些人对“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的回忆。林贤治先生的《午夜的幽光》便是如此，这本书开头便写到“以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志”，全书写了数十位知识分子，却无一涉及到本国人士，而我们却依然可以从书中依稀的看到些端倪，比如他引用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的观点分析俄国知识分子的体征：关乎社会；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倾向于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义务感；深信事物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然性。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群让我们无法忽略的群体，在这个20世纪经历了多次浩劫的国家，这群知识分子曾一次次的让我们激动，又一次次的让我们落泪。高莽先生在《白银时代》里选取俄国诗歌史上璀璨的几位诗人，以个人的经历展示那个动荡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比如勃洛克，比如阿赫玛托娃，比如曼德尔施纳姆，再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天才般的人都无法接受信仰的高地被占领，跟无法接受思想被改造的现实，于是，他们成了那个时代，那个制度的牺牲品，此情此景，难道不是30余年我们的遭遇吗？

或许单独的叙事不足以表现俄国知识分子的困境，那么在白银时代代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日瓦格医生》则用一代人的遭遇，围绕着革命、反革命、对反革命的颠覆……类似种种历史大事背景下，勾勒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惶恐、不安、焦躁与堕落的简笔画，书中帕氏这样写写道“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站在这幅简笔画前，很多俄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未来自己飘忽不定的命运，而站在这幅简笔画前的我们，这群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那段历史的人，或许根本没有资格去看，多少年了，我们像只鸵鸟一样，不敢正视那段历史，莫非奥威尔的预言真的正确：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

最后几句话，与普天之下正在读书的人和已经读了书的人共勉：

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耶稣

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经济阶级，只是和思想成为他们的唯一的感情，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的信念”。

                                                   ——曼罕

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活方式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来自我防卫。

                                                   ——乔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