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培养的不应是驯服的劳动力，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徐鲁青，编辑：黄月，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此法自1996年颁布的26年后首次大修。新法正式发布时，有媒体将其中的“普职协调发展”错误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后被专业人士辟谣。

上一次职业教育引发关注是在2021年，教育部发布消息称“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50%的职校分流比引起大量家长焦虑。从“普职分流”的担忧里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职业教育普遍缺乏信心缺失，走向职业教育道路的孩子的未来似乎比选择高考大学更加扑朔迷离。

长期以来，我们把大量目光投向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困境，忽视了教育竞赛之外还有40%学生没有就读普通高中，被分流到职业学校。他们之中大部分来自农村，也有一些是城市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因户籍原因无法进入城市公办高中，只能选择回乡或在地就读中职。

忽视的另一面便是刻板印象，在可见的社会评价中，他们往往是“坏学生”或“失败者”，职校的学习生活也是“不务正业”或“混日子”。

在职业教育新法出台之际，界面文化针对这一现状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试图分析中国当前职业教育的问题、新法可能带来的影响，看到职校学生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和解决办法。两位采访对象分别是公益组织HOPE学堂发起人梁自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熠慧。

苏熠慧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性别、劳动与教育问题的学者，长期关注职校学生状况（左）；梁自存在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作期间研究职业教育，他创立公益团队HOPE学堂（ID：hopexuetang2018），为职校学生与老师提供支持服务（右）

这次圆桌讨论让我们意识到，职校学生“混日子”标签呼应着“不稳定的劳动者”困境以及唯分论大环境中的偏见。职校的军事化管理既源自“怕惹事”，也是为社会打造温驯劳动力的关键一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读职校从一条令人羡慕的出路变成了某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其大背景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与技术劳动者地位的跌低。

此次推出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层次之分，而是类型之别，要做到这一愿景，除了职业教育层面本身的改善，也需要我们在社会文化上更加尊重劳动价值，建立劳动者配套保障。新法强调的“校企合作”中可能导致的“企业牵着学校鼻子走”、学校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以及职校实习乱象，也是亟待社会关注和关切的问题。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不是“把学生管住”，也不只是关于制造符合国家需要的人力资源，而更应做到帮助每个学生探索兴趣与潜能，过好自己的一生。正如教育家黄炎培所言：“职业教育培养的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劳动力，而恰恰是一个自尊自强、有创造力的劳动者。”

职校学生困境

界面文化：对职校学生“混日子”的批评和指责似乎十分常见，这背后有哪些结构性原因？

苏熠慧：对于“混日子”现象，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空间没有给这些学生上升的途径，所以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放弃。但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更多学生感到对未来的迷茫和人生的疑惑。

当然，对于许多读职校的农村户籍的学生来说，户籍制度确实限制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是其迷茫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快速流动的社会，劳动者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对于职校学生来说，未来也是极其不稳定的，自己也难以掌握，而刷手机找乐子是对当下的一种把控。“混日子”状态本质上是对于不稳定的一种回应。

对一些有童年创伤的职校学生来说，“混日子”也是一种回应创伤的方式。我遇到的一些职校学生，在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中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各种“污名”和偏见，不被重视，被贴上 “差生”的标签，一些同学还遭遇过家庭变故和校园霸凌。面对这些创伤，“混日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他们一种自我挣扎和处理创伤的方式。 

梁自存：“混日子”是一个笼统而不确切的概括，比如用来指称学生不干“正经事”、不听老师上课、天天刷手机等，但很多人忽略了“混日子”背后的真实情况。

首先是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比较迷茫，但这是青春期孩子的普遍情况，并非职校学生特有。这个迷茫也应该被视为我们的教育重点，帮学生做自我探索和未来规划。

第二种情况是学生可能并不喜欢某种教学和上课的方式。现在职校很多课程用的是死板的教育方式，我们职业教育的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当我带学生出去做社区活动和调研的时候，学生的状态和平时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种情况和学生的心理状况有关，很多时候他们心理状况不好，看上去是在“混日子”，实际上是在和过去的经历与挫折搏斗。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在小学初中就有了，背后可能是家庭关系不佳、父母不认可、从小忽视他们。还有很多同学在以前的学校里有过不好的经历，比如遭遇校园霸凌。

另外我认为，这些伤害经历很多时候受到了教育体制的影响，比如学生可能成绩和排名不高，社会评价认为他们没前途，又进一步加剧了小孩在家庭和学校里不被认可的情况。

界面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凌旻华曾做过职校学生污名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职校学生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并给他们贴上“坏学生”的标签。这些污名如何反过来作用职校内部的教育以及学生的自我发展？

梁自存：去年在我们的协力营活动中，两个学生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在公交车站旁栽倒在地，立马过去把他扶起来，商量要不要打120。我们的一个实习生后来说，事情发生时他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我和职校学生接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道德水平和学历没有关系。

另外，关于智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力类型，比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等等，学习成绩不好只能说明不适合学这类东西。此外，“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划分也会影响到同学关系，大家会以老师的视角来评判身边的同学，“好学生”和“坏学生”不交往，激起同龄人之间相互不认可。

苏熠慧：我在田野研究里看到，道德水平和学历是没有关系的。很多我接触的职校学生都具有善良的内心和很强的同理心，但社会上给他们贴上“坏学生”的标签，有时候会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会影响他们的自信心。我接触过的职校同学有着善良和其他非常多的优点，但和高中生相比，他们往往更加自卑，对自己更加不认可。

自我否认和自我否定，有可能在未来发展中形成自我限制，限制他们自身潜力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的结构实际上也是通过他们的自我内化，对他们自身产生限制。

界面文化：目前对职校的研究与观察中好像很少出现性别面向，你们是否关注过职校女生群体？男生和女生的发展与阻碍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梁自存：男女学生受到制约的方面确实很不一样，家长一般对男生的期待很高，如果一个男生去职校，周边会有很多负面评价和压力，这导致职校男生比女生更焦虑，状态也不太好。但女生的制约因素可能主要是家长重男轻女，家庭支持一般都不高，父母对她们的期待是早早毕业工作，虽然不会有太多负面评价，觉得上一个职校也挺好，但这也影响到了她们未来的发展。

比如一些家长希望女生早点结婚，有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意外怀孕，家长想的是对方条件不错就可以谈婚论嫁了，很少有人在意孩子是不是太小了，或者这会不会影响未来她的发展。

我们曾经给职校学生做过性别教育，一方面是关注异性交往，学生能不能形成平等的性别文化。我们发现学生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很深，男女两性的交往模式比较传统，很多同学在亲密关系中会去控制另一方，还有分手暴力的情况，也有听女生讲到过被性骚扰的经历。

另一方面是希望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不要因为性别对未来发展有所限制——比如我们会讨论专业选择，有男生很喜欢小孩子，那他能不能选幼教专业？女生选机械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打破很多性别上的刻板印象。

HOPE学堂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进行路人采访，询问路人们关于身材焦虑、性骚扰、追求过程中的缠扰以及职业发展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等方面的经历和想法（图片来源：受访者）

苏熠慧：我在田野中发现，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充满着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很多女孩被期待和被鼓励选择幼教或其他服务业等“女性化”的专业，而男生会被期待去从事机械、计算机、电子、运输相关，通常被认为是“男性化”的专业。所以，选专业的过程某种程度也体现了性别刻板印象的复刻。

此外，在职业学校里，女孩被期待是听话和温驯的。职校的军事化管理也会对温驯和服从的品质给予很高的赞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女性“温柔”性格。很多女孩的家长以及她们所接触的媒体（例如各种网剧）也在复制这种刻板印象，让女孩们内化为对自己的认同。

而对于职校男生来说，实际上他们的男性气质往往遭到挫折，呈现出一种比较矛盾的夹缝中挣扎的状态。一方面，对于职校生的这种污名化实际上在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也对他们的男性气质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家庭和社会又都希望他们能够拥有主流的男性气质。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还在一个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通过谈恋爱来探索如何与另外一个性别相处。但我们的性别教育是不够的，所以性别暴力也会出现在学生中间，造成伤害。

我们曾经在学校里做过相关的性别项目，希望能够通过性别教育，去打破各种性别刻板印象，让无论何种性别的学生都能够自尊自爱、相互尊重，不仅尝试突破刻板印象对他们造成的限制，获得更大的发展，也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与自己不同的同学，减少性别暴力的发生。

界面文化：江苏师范大学讲师杜连森的研究认为，职校教育中对学生的规训与管理是核心内容，技能培养反而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学校的教育定位是“管住学生”，施行军事化严格管理，技术教育方面并不重视。在你们的观察和经验中，当下的职校教育有哪些弊端？

梁自存：在我去过的一些职校里，强调纪律的特征确实很突出，前几年还有很多学校喜欢提自己的特色是“军事化管理”。学校怕出事的心态也比较常见，比如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学校可能会做心理测评，比较严重的就送回家休养，部分是因为要避免学生在学校里出事。

这些做法没有把学生当成有尊严的人来对待，只是视他们为管理对象，当成“麻烦”。我还见过有些学校有这样的托辞：“社会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做是帮助学生提前适应。”我觉得很荒唐，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矫正社会某些价值的缺失，学校却在模仿这些不合理的地方。 

职校里也容易出现师生关系紧张的情况，如果老师上课只是念PPT，学生就会表现出不想听，这时候老师可能因为刻板印象——上职校的都是差生、坏学生——认为不是自己课堂的问题，而是学生的问题。但如果是在清华北大，学生不喜欢某门课的话，很多人也会睡觉，这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是学生不好？师生间互相不认可，职校课堂就常常会出现对立的关系。

另外，职校里的教育资源也并非能均摊到每个学生身上，比如职校都很看重每年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本来设置这个比赛是“以赛促教”，想带动大家对技能的尊重和热情，但实际上校方可能只是在班里选几个能拿奖的，单独对他们进行集训，花很多经费和设备在很少的学生身上，其他学生完全没有被带动和激励，技能比赛变成了单纯的选拔。

苏熠慧：现在确实不少学校首先将学生判定为“问题学生”，然后通过军事化的方式来进行管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提前把学生打造成合格劳动力的方式，因为企业需要工厂里的工人服从纪律，今天许多制造业工厂也在实施军事化的管理。

批判教育社会学里面有个“符应”理论，讲的是学校往往会提前为劳动力市场去打造适应的人格。今天一些职业学校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是在打造一个个温顺的劳动力。

但吊诡的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往往与其目标相悖，形成相反的结果。我在田野研究时发现，这也往往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甚至影响学生对学校的归属。

严苛的管理一方面会加剧学生的迷茫，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让一部分学生内化温驯的人格，但也会激起一部分学生更加激烈的逆反。

其实，我们很需要对这种管理进行反思，回到黄炎培先生他们所倡导的职业教育初衷上来。在黄先生看来，职业教育培养的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劳动力，而恰恰是一个自尊自强、有创造力的劳动者。

从新法反思职教现状

界面文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年轻人读中职通常被视为很好的出路，随着社会变迁，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定位也随之变化。这个变化大概是怎样的？有哪些因素起到了影响作用？

梁自存：80年代的国企改革包括了用工制度的改变，企业以前是先招工再培训，改革后变成了先培训再招工，国企当时会从职校直接招员工，这对人们很有吸引力。90年代后工人下岗，同时大学开始扩招，一边是工人待遇下降，一边是上大学机会变多，这也很大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地位。

苏熠慧：职业教育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工业化服务，当时国企和职业学校是一种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是整个计划经济以国家为中心的分配制度为依托的，最明显的体现是职校生毕业以后包分配，工作既稳定又有保障。再加上高考制度1977年才恢复，当时大学生数量少，成为国企工人本身非常体面。

但是，职业教育在90年代发展到顶峰之后，随之面临的是国企改制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国企和职业学校的互惠关系被打破了，职业教育开始受制于劳动力市场。国企工人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职业教育的地位因此受到影响。这些变化背后最大的力量是制度变迁，尤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

界面文化：2022年1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提出要防止在企业实习中对学生权益的侵犯。新闻报道中也数次出现职校生因实习剥削自杀的事件，实习工资低、工作环境差、没有相应保障等情况，已成为当前职校实习的普遍现状。为何剥削职校学生劳动力的状况层出不穷？

梁自存：学校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输送到企业，甚至从中抽成的状况确实常常发生。职校的实习要计算学分，完成后才能拿到毕业证，所以很多学生如果拒绝被安排的实习，学校很可能用毕业证威胁他们。

学生实习的状况有一定地区差异，在我的观察中，很多广东省的工厂可能会和贵州、湖南、云南、广西这些周边省份的职校合作，招收大量学生实习。广东的学生目前也有机会自主选择实习，但要看学校本身批不批准，很多时候学生自主找实习的权利被剥夺了。

实际上，职校学生实习相关规定已经推出十多年了，但乱象还是每年发生，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这个规定，也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认为，应该在职校普及相关法律的教育，另外还需要第三方的监督。

教育主管部门很重要，应该负责平衡企业和学校的地位不等，学生也可以由学生会或者学生代表参与到校企合作中进行监督。另外，或许也该让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监督，防止实习变成职校给企业的低端劳动力输送。

苏熠慧：正如前面所说，90年代国企改制和劳动力市场建立是转折点。原先“工学结合”里国企和职业学校的互惠关系，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变成了校企合作中不平衡的市场交换关系。当市场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时，企业逐利的惯性就会渗透到校企合作之中，学生就很容易成为灵活而廉价的劳动力。

吊诡的是，学生实习在今天很难认定劳动关系，所以学生签订的是“实习协议”，不是“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实习学生的劳动者身份是非常模糊的，就算是新的职业教育法，对这个身份也没有明确的确认。

实习学生身份的模糊性给了逐利者一些可利用的空间，导致不少学生变成低端廉价劳动力。《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出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范实习用工，但如果实习学生身份的模糊性仍然存在，就可能不断有人钻空子，利用这个模糊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未来如果要更好地保障实习学生的权益，可能不仅要对用工过程进行规范，还要对学生的劳动者身份进行确认，要对其作为劳动者进行劳动的薪资、工作环境和人身安全方方面面进行保障。这些方面的保障还需要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并需要一定的监督机制匹配，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界面文化：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在总则中也强调了职业教育要重视“校企合作”，这将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苏熠慧：2022年的《职业教育法》非常强调市场力量。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就很不同，更强调国家引导。那时候也有校企合作，但职业学校和国企的互惠仍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特征。

90年代国企改制、劳动力市场逐渐建立以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和学校就成为了交换关系，且这种交换关系不对等，企业占据主导的强势地位。随着校企合作的普及，企业很可能牵着职业教育的鼻子走，对比如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学生实习安排甚至实习形式产生很强的主导作用。

企业从自己的目标和导向出发，学校讨价还价的力量会比较弱。什么样的企业会愿意合作？愿意合作的初衷是什么样？受益人是谁？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怎么样的？学校都会比较被动。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企业实施某个项目和产业转型发展有关，比如大量劳动力转到某个行业，也会影响哪些职业学校拿到项目合作、学校的招生及专业设置。

梁自存：校企合作一直都是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以我自己当老师的经历，倒觉得企业不一定会占据绝对主导，因为企业也有赖于学校为他们输送有技术的学生。

界面文化：曾有学者将德国产业与英美产业对比指出，德国因为有很强的高端制造业，对职校人才有更强烈的需求；相较之下，将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的英美两国职校发展并不好，因为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较少。国内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样呢？产业结构本身对“高端技术人才”是否这么大的需求？

梁自存：这点我自己也比较困惑，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是世界加工厂，产业结构本身技术含量是很低的，现在提出变成制造业强国，但从低端走向高端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现在疫情会让未来产业链会发生很大变化，未来需要什么类型以及多少高技能人才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的职业教育发展不足确实和过去岗位对技能的需求低有关系，而且高端技术人才需要在企业长时间积累，不是一出校门就可以胜任，能做到这样的学生非常少。

苏熠慧：技能养成一直是国家的产业发展关注的重要方面。中国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么多年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需要产业升级。产业的升级需要有效的技能养成作为基础，职业教育就是技能养成的其中一环。

如果我们看新职业教育法的话，对技能养成体系设置了不少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只是技能养成中的一部分。新型职业教育法里边还有其他许多有关职业培训和技能养成的规定。

但是，现在的职业教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有效的技能养成？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职业教育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劳动者，而这个劳动者是不是具备目前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而对产生升级所需要的“技能”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

界面文化：新修订的法律提到发展职业本科，甚至未来职业硕士等，2019年起也新建了一批职业本科，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有人认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唯学历论，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自存：我也有这个担忧，其中的关键是能否形成以职业技能为考核核心的体系，以能力为本位。如果职校升学考核依然像考研或高考式的书面方式，即使建立职校本科、职校研究生，和普通教育仍然没有质的差别。

苏熠慧：如果不改变教育的评价体系，仍然围绕着书面成绩和升学考核，那么确实可能加剧唯学历论。建立起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让实践和技术能力真正得到重视，可能可以避免进一步滑向唯学历论。

HOPE学堂与职校学生协作创作的戏剧《影子》（图片来源：受访者）

界面文化：不同地区职校的发展水平原本就存在差异，新法更强调了因地制宜发展职校，再加上学校发展和企业资源紧密绑定，现在也有学校的目标是打造高职院校中的“清华北大”“头部学校”。在你们的观察中，这是否会加剧职校发展的分化呢？

苏熠慧：不同地区的职业学校一直都存在分化，例如东南沿海大城市有许多公办职业学校，长期获得财政支持，和许多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师资雄厚，但是一些中西部小城市的私立学校就非常缺乏资源和师资。

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分化一直很大。新法强调了校企合作，强调职业学校要从包括市场在内的多渠道来获得资源。对市场的依赖可能会加剧职业学校之间的分化，毕竟市场强调优胜劣汰这类竞争原则。

梁自存：不同地区的职校在学生状况、财政投入、师资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比如广东地区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机会相比内地更多，以前有陕西、内蒙、贵州的学校老师告诉我，他们的学生没有实习机会，只能鼓励参加高考。

我推测新法会强化这些差异，因为地方资源、企业资源对职校教育的发展更重要了。不过好的方面是，一些地方的职校可能会更加匹配在地发展需求，在专业设置和技能培养上更能服务在地产业。

界面文化：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眼里，职业教育的地位一直低于普通教育。新法此次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层次之分，而是类型之分。除了法律层面的强调，你认为社会方面还需要什么配套条件呢？

梁自存：首先要在文化层面上真正认同所有劳动都是宝贵的，尊重每个劳动者的尊严。另外技术劳动者的待遇变高，权利保障能真正到位也很重要。

苏熠慧：我赞成自存提到的文化层面，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传统一直强调的“劳动最光荣”，而且这里的劳动应该是普遍性的，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不管是什么行业，劳动者都应该受到尊重。

另外一个层面是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保障包括对于技术劳动者的待遇和权利保障。提到职业教育很多人会提德国，但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他们的工会和产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我们应该注意到职业教育背后的这些保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徐鲁青，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