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李继宏：我们这代人，该如何面对时代的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斯南，题图来自：受访者

与李继宏聊天，你会惊讶于他语言的高密度性，以及言谈中丰厚的文化底蕴。

与他在译文中表现出的清晰流畅，典雅又富于意象的风格很相似，李继宏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同样用词精准，极富画面感。比如聊到文学启蒙，他三言两语，就将听者拉回那个时空，仿佛和他一起站在家门口，眺望墙上字句：

“我母亲抱着我，坐在我们家那个老房子里，指着墙上一幅字，横的字。那个房子是门朝南，墙上的字贴在东边，她抱着我坐在西边，教我背那一首诗。那是唐伯虎的《落花诗》：“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我对文学的最早记忆，可能就是这个。”

但这还不是李继宏身上最吸引人的特质。

他是一个做任何事都非常纯粹的人，一旦投入就要做到最好。他会为了翻译《瓦尔登湖》，花费4000多个小时查阅资料，只为弄清梭罗著作中所引用的东西方经典，以及新英格兰地区动植物的名字；他会为了《傲慢与偏见》中一个不清楚意思的句子，整整三个月不动笔；他也曾为了翻译《喧哗与骚动》，远赴美国，向研究福克纳的权威专家学习。

自25岁那年翻译的《追风筝的人》成为现象级热销书后，李继宏就成了各大出版社争相约稿的译者，他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频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并非文学或翻译专业出身，社会学才是他大学的主业。甚至，他大三时的课程论文，还曾被刊登在《社会学研究》这本行业内的一级期刊，成为该杂志40多年历史上，仅有四篇以本科生身份发表的论文之一。

2003年，李继宏因缘巧合采访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自此开启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兴趣。

2014年4月，李继宏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问。图为李继宏在莎翁故乡的书店前留影。

时至今日，成为知名译者的他身上被贴了许多标签——“天才翻译家”、“网红译者”......但他对自己的定位，却还是最初那一个：对作品全力以赴，用心负责的翻译人。

2019年6月，李继宏开始着手翻译颓废世代“圣经”《在路上》。这本书的完成是文学史上的一桩惊人壮举，作者凯鲁亚克仅用三个星期，将自己从1947年到1951年间，三次横穿美国和一次南下墨西哥的经历，写成了一部12万单词的作品，不分段打印在画纸上，拼成了一幅37米的长卷。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段夹杂着艰难与感动的神奇旅程。李继宏说，这是他在翻译生涯中的第三次失态。译完全书后，年近不惑的他失声痛哭，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

恰逢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经历漫长等待后，李继宏翻译的《在路上》终于正式出版。而十点人物志也得以借此机会，与李继宏聊一聊他翻译过程中那些或艰辛或有趣的细节，透过他本人的故事，我们也得以窥见，热爱与纯粹对人生最终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下是李继宏的讲述。

1. “一旦选择，就全力以赴做好它。”

最早开始做翻译，其实很偶然。

我有一个目前在北大社会学系当教授的朋友，学生时代就认识了，以前经常在论坛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2004年，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他有个师姐在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工作，当时世纪文景买了一本外国小说，很难，找不到人翻译，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我本科念的社会学，经常需要阅读英语撰写的社会学著作，再加上我在学校时，常在网上跟人切磋英语，所以他们都觉得我英文很好。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译过书，试试吧。于是就帮他们试了一下。大概试了一千多字，他们觉得质量很好。最后就帮他们译了《维纳斯的诞生》，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

2005年年底，世纪文景又找到我，让我帮他们翻译《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出版后，很奇怪地卖得很好，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做外国文学的出版社都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们翻译书籍。有些先找我的我就接受了，现在看来，也译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书。

就是这样，我慢慢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因其深刻的导读和诗意的译文，被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指定为官方唯一推荐中文版。图为2015年4月李继宏和基金会主席奥利维尔·达盖在作者故乡里昂合影。

但这个时候，我还只是把翻译当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当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受管束，可以在家里工作，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虽然并没有特别地热爱这件事，但我很用心地去做，每一本书我都很用心地去做。

2007年我辞职在家，专职做翻译。那时做翻译酬劳很低，一千字六十块钱、八十块钱，书译完一般也拿不到钱，要等书出来几个月，或者半年后才会付款。

这就导致我在2008年的时候生活很艰难，差点放弃翻译工作。

就是这个时候，我翻译了一本书，名字叫《公共人的衰落》。这是一本社会学经典，1972年在美国出版。到2008年为止，已经卖了三十几年，前后出过多个版本。但我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有一些是作者写错了，有一些是笔误，出版社没有改过来。总共大概有几十个错误。

我把所有错误都整理出来，做了一个勘误表。翻译完成后，我把表格寄到作者的电子邮箱，邮件里写道：“我翻译了你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错误，下回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加印的时候改一改。”

这本书的作者叫理查德·桑内特，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接到我的邮件后很高兴，他没想到在这本书出版这么多年后，还能被一个中国人挑出如此多错误，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翻译很有水平。

桑内特回信给我说：“特别感谢你，我希望以后我所有的书都由你来翻译”。我给他回信，我说我也喜欢你的书，的确写得很好，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会饿死的。

那一本《公共人的衰落》，我翻译了8个月，最后拿到18000多块钱的稿费，扣税后只剩1.6万元。他听到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这样，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我去给你申请一笔资助，你把简历发给我。

我将信将疑，做了一份简历发给他。隔了两天，他回信给我，说帮我要到资助了，有一万美元，让我把银行帐号发给他。我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没有多想，还是把银行帐号给他了。

又隔了两天，我的账户就收到了6000英镑，大约一万美元。可我一看不对，汇款人的名字是桑内特本人，这个钱是教授自己汇过来的。

我对他说，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再穷也不能拿。他回信骗我说，你不懂，我给你这么多钱，我年底交税的时候就可以少缴这么多钱。我也不懂嘛，当时的确也很穷很缺钱，就厚着脸皮收了下来。

这笔钱帮我度过了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桑内特的6000英镑，我今天很大可能不会再做翻译。我后来要还钱给他，他也不要。我觉得欠他很大一个人情，就以较低的稿酬翻译了他写的两本书，一本叫《匠人》，一本叫《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接下来我还会再译一本他的《在一起》。

桑内特帮助我的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原来作为译者，你不仅能对读者有帮助，反过来对作者也有帮助，你可以帮他在国内扩大他的影响，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2009年，我翻译的《与神对话》出版后，有特别多的读者和我反馈，说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有的读者说，自己本来是有抑郁症的，看完之后神奇地好了。有一些读者说，本来跟家里人相处不好，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明白怎样去面对与家人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

这让我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除了自己的收获之外，能够帮助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读者。所以慢慢地，我从只是把翻译当作一个工作，变为将翻译当作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热爱的事情来做。

2015年8月，为了翻译《喧哗与骚动》，李继宏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系从事福克纳研究。图为李继宏和该系特聘教授、著名福克纳专家理查德·戈登合影。

很多时候，可能最初的选择不是你最喜欢的，但你还是要全力以赴做好它。当你全力以赴做好它之后，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也许你会喜欢上它，也许你会有其他职业道路的发展。

无论做什么，两个字很重要：敬业。

不敷衍、不将就，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2. 我们这代人的困境是什么？

动笔译《在路上》，是在2019年秋天的上海。当时新冠疫情尚未开始。

完稿是在2020年5月的美国加州橙县。正值美国病毒肆虐，时局动荡不安。

当时我年近不惑，早已见惯人间悲欢离合，万万没料到译完全书后，竟然失声痛哭，过了很久很久，才平静下来。

我本来就很喜欢凯鲁亚克他们这帮人。

除了凯鲁亚克，还有艾伦·金斯堡、威廉·巴洛兹那一批人，所谓的“颓废世代”我都很喜欢。我反对把他们译成“垮掉的一代”，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垮掉，他们有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反战，反原子弹的核讹诈。金斯堡曾写过一首诗《美国》，在诗里，他要求美国用原子弹干掉它自己，不要总想着用原子弹轰炸别人。

在那个时代，他们其实是进步青年，是社会主义好青年，只不过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下，他们被打压，他们的政治抱负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理想没有办法施展，所以过上了很颓废的、及时行乐的日子。

但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在种族歧视严重的50年代，他们最崇拜的却是黑人，凯鲁亚克甚至说“我恨不得自己是一个黑人”。

2006年，我第一次读到《在路上》原文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到我翻译之前，我又读了很多“颓废世代”的资料，把凯鲁亚克所有的作品读了一遍，把他的信、他的日记，各种各样的都看了一遍，对他有了很深的了解。有时为了确认某个单词的解释，我会同时看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还有意大利语共四个译本的处理。

看到最后，我看到的不再是一本小说，而是仿佛进入他们人生的片段，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

整本书全部翻译完成，大概花了9个月的时间。

它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不仅是因为从我个人的价值倾向，以及它的文风、文体方面，我很喜欢它。也因为书中讲的那些事情，提过的那些地点，我都非常熟悉。

我是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2015年我在美国各处旅行，书里面讲过的城市我基本上都去过，像纽约、旧金山就不用说了，包括芝加哥、丹佛甚至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我都很熟，都去过。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有种特殊的亲切感。

李继宏几乎走遍《在路上》涉及的所有城市。图为2020年1月李继宏在旧金山凯鲁亚克巷留影。

但翻译这本书时，依然遇到了很多难点。第一，书中用了很多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街头语言，因为不是正式的语言，辞典查不到，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都看不进去，读不懂，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查阅。

第二，凯鲁亚克的父母是从加拿大去美国打工的法裔加拿大人，因此他从小说的是法语。他的英语里有大量被法语影响的痕迹，如果一个人不懂法语，很难理解他书中的内容。

还有一部分中国的东西。凯鲁亚克很喜欢中国哲学，喜欢东方禅宗思想，但他所看的作品，大多是一个叫铃木大拙的日本学者用英语翻译过来的。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铃木大拙、戈达德、凯鲁亚克等人在介绍、传播和接受禅宗思想的过程中，添加了不少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这都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把翻译还原过来。

最后一个难点是文体。这本书的初稿是凯鲁亚克喝酒、吃苯丙胺，在很嗨的状态下，用三个星期写出来的。

凯鲁亚克所强调的那种率真的写作手法，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去改，不要去推敲。但对翻译来说，这种文体很难复原。因为翻译肯定是要推敲的，你硬要推敲，和他不推敲的原文之间，矛盾怎么解决？

这讲起来很复杂，一般的译者很难理解。我的译本就是试图在最大限度上，还原凯鲁亚克想要表达的东西，他想让读者感受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翻译作品时，除了实地考察，李继宏也查阅海量相关资料；图为他为了翻译《在路上》购买的部分参考图书。

《在路上》这本书读到最后，你会对主人公们特别地同情，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但又没有反抗的余地，吸毒、喝酒、听歌、滥交，都是他们发泄的渠道。

凯鲁亚克想告诉我们，每一种癫狂的行为、每一种离经叛道的人，在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颗破碎的心，有一个破碎的、不完整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宽容理解。

《在路上》真实反映了美国四、五十年代最大的问题，以及凯鲁亚克那代人的困境，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又不一样。可以想到的，比如气候变暖及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衰落，比如作为中国人会看到，中国要崛起跟美国霸权之间的问题等等。

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困境是什么，我们可以怎样应对？这是我们现在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年轻读者，我觉得比较大的启发就是在这里。

3. 翻译是一门不能被表演的才艺

我一直强调说，翻译一本书之前，译者应该从知识上去包围这个作者，至少从这个书的范围内包围这个作者。作者看过什么书，写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影响，你都要去了解，你才能够很好地理解他在书里要传达的意思。

我做翻译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帮读者构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让读者能够进去，能够和书中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这样才能够切身地理解他们，体会他们。

工作的时候，我起得很早，大概六、七点起来。然后就一直待在书房里，中间出来吃饭，可能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去睡觉。但我有时候会出去旅行，不会一直在工作，这中间会劳逸结合。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精力很好，译作品很快。到现在我已经42岁，做了十七、八年的翻译，有了那么多的经验，看东西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翻译速度会比以前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工作状态也好、你的生活状态也好，什么都好，它都会发生变化。

2013年受到恶评的时候，作品被打一星时，我还年轻。当时的确也很委屈，一下子铺天盖地都在骂你，不止豆瓣，新浪微博、热搜什么的都在骂李继宏。我觉得不是他们说得那样，就会有点过激反应，非常生气，所以我会去回应。

但那不是我平常的样子。其实我从来不发火，我太太说，就没有见过我生气的样子，从早上起来就很开心，笑到晚上睡觉还在笑，她总说我就是个傻子。

发展到现在，我就不管了，就算热搜上有十个话题在骂我，我也不会看的，不会理他们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一个东西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一个好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说它不好，它就变得不好。这方面我有百分百的自信，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

从2013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过去了，我在果麦文化（出版公司）出的译著大概卖了800万册，《追风筝的人》等其他译著卖了1500万册以上，很多读者看过我的书，这是不好糊弄的。反正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很敬业地做翻译。

我之前跟朋友开玩笑说，翻译是一门不能被表演的才艺，它甚至是一门不能被理解的才艺。因为太专业了，很多人并不真正清楚，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这一切也都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规范，没有一个上升通道，没有认证，所以一般读者不知道你水平的好与坏。

最开始我做翻译的时候，千字只有60块钱，当时是行价、公价。后来我与果麦合作，我一直呼吁要提高译者的稿酬。

这两年慢慢的，市场上翻译的稿酬有些可以提高到千字300块、500块，我觉得我是做了一点点努力在里面，有一点点贡献。但这不够，我们需要让整个行业有一些规范，能够让读者很容易地了解，这个译者他是认真的，他在行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译者，大家选他的东西有信心、有保障，不会出错。这样一来，整个市场也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

不过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尝试跟一些出版机构沟通，跟一些同行沟通，但是做这个事情很难，真的很难。如果这些事情能够被那些管事的人，比如说文联、作协、译协的人看到，他们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会好很多。

这两年里，我没有翻译书，而是尝试了一些新的方向。我在写一本小说，一本讲美国历史的书，希望通过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来讲美国历史。

后续我想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像《庄子》这样好的典籍，读过的人却连总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一直想要重新整理一些重要古籍，以现在读者喜欢的、能够接受的形式，去呈现它们。

有一些我想译的作品没有译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大多数人并没有理解它在英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不知道笛福所处的环境和背景。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我也会重新进行翻译。这可能要再过一些年，是将来的事情。

我还年轻，没有年纪太大，慢慢地做吧。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事情，慢慢地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