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担家务？为何常常“光说不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汪睿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赵梦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图编：熊英宏，头图来自：《做家务的男人》截图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回顾过往的国际家庭日，“全家一起做家务”成为了许多家庭庆祝节日的一种选择；各大品牌也纷纷借势，营销吸尘器、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减轻家务劳动压力、缓解家务劳动纠纷的工具。

然而在节日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女性依然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仍然被贴上了女性标签。更令人困惑的在于，在一些性别更平等的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劳动的性别分工，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甚至不及女性的一半。也就是说，哪怕很多人认识到“家务需要全家共同承担”，这一态度也不一定会落实到具体行为中。

那么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与实际家务参与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他们能认识到家务分工的不公平吗？我国大陆男性对家务分工的看法与相邻地区相比有什么区别呢？怀揣着这些疑问，今天盐巴将与大家分享一项有关东亚男性家务劳动参与的研究，用新颖的视角探究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家务参与、对家务分工公平性感知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社会间的差异。

性别角色态度和实际家务参与总是一致的吗？

研究利用2012年的ISSP（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四个东亚地区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和家务参与情况。采用了李克特量表对性别角色态度进行测量，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性别角色态度更加平等。

总的来说，四个地区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和实际家务参与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在上述的四个地区中，如果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更平等，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会承担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务。特别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男性的家务参与比例会因为态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这表明性别角色态度依然影响着东亚家庭的家务分工。

但态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四个地区的相关程度却并不一致。在四个地区中，日本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最平等，其次是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韩国男性的性别态度则最为传统。但是在实际家务参与上，日本男性却最少做家务，约有80%的日本男性承担家务的比例不超过四分之一，体现了一种“口头平等主义（spoken egalitarianism）”。而与之相反的是，虽然大陆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传统，但他们家务参与的比例却是最高的，有56%的男性承担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务，有27%的男性承担了过半的家务，体现了一种“生活平等主义（lived egalitarianism）”。

东亚男性可以认识到家务分工的不公平吗？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四个东亚社会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务分工失衡。那么问题来了，东亚男性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家务分工的不公平吗？遗憾的是，结果表明认知的公平性与实际劳动参与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于那些分担家务的比例在25%到50%之间的男性，他们很难会觉得自己的家务参与低于公平份额。

针对具体地区而言，大陆男性不仅家务参与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他们认识到家务分工并不公平的可能性也最高。对于那些做家务的比例占25%到50%的男性，近一半的中国大陆男性会感觉到自己做的家务不够，而只有不到20%的日本男性会意识到这一点。与其他地区相比，韩国男性是最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家务参与是低于公平比例的，哪怕是在那些最少承担家务（低于25%）的韩国男性中也仅有40%认识到自己做的家务较少。而在其他三个地区，这个比例差不多可以达到70%。

为什么？怎么办？

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不仅塑造着个人对于性别平等的看法与行为，还会影响对于家务分工公平性的评估。本项研究强调了这种社会经济背景的重要性，特别是由于东亚社会中性别平等发展的轨迹（如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不同，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态度和行为。

比如在上文中我们提到，日本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很平等，但却很少参与家务劳动，这可能是由于日本男性长时间的工作和理想工作者规范（指理想的工作者应该没有家庭的负担）与他们的家务参与并不相容。在中国大陆，这种社会结构动力的影响与日本恰恰相反。大陆的性别角色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实践，表现为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较高水平，但许多男性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陆男性受到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家务。

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会在家庭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有研究表明，家务劳动的“惩罚效应”会对女性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女性就业，家庭—工作冲突也会影响生育行为。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事务，可以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提高女性的幸福感，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提高个体的性别角色平等意识，我们还需要关注社会背景的影响。政策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有关性别与家庭角色的文化和独特的制度环境。比如，家庭政策可以通过扫除男性享有陪产假的隐藏障碍（包括性别期望和工作单位的阻力等），为男性提供更容易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Zhao，M.，&Yoon，S.(2022).Telling a different story:disparities in perceived fairness of housework division among East Asian me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DOI: 10.1080/17441730.2022.2041241

[2] 杜凤莲，宿景春，杨鑫尚.家务分工与幸福感[J].劳动经济研究，2020，8(06):64-86.

[3]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社会，2014，第34卷(2):166-192.

[4] Edlund，J.，&Öun，I.(2016).Who should work and who should care?Attitudes towards the desirabl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Acta Sociologica，59(2)，151–16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汪睿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赵梦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图编：熊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