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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0 12:09
“啃老”与“孝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雅赛(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杨艳、余淑妮(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啃老”与“孝道”:青年与父母经济帮助关系中的数字反哺获得现象研究》,头图来源:《都挺好》剧照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法,围绕不同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中青年数字反哺行为,探讨当前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探究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双向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代际双方的数字能动性及数字反哺行为。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代际关系中,子代与亲代围绕数字技术鸿沟产生的反哺活动具有高度的差异化特征。“互惠型”反哺强度最大,主要集中在技能、认知两个维度的反哺活动;“赡养型”反哺强度最小,主要集中在接入反哺;“辅助型”和“独立型”反哺强度稍弱,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因此代际经济关系越和谐,反哺活动越深入。另外,需指出“啃老”与“孝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共生性,“啃老”行为是主体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也是社会急剧变迁造成的,需理性看待。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买房啃老”“结婚啃老”现象成为常态,加重了亲代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而另一层的压力则来自数字社会脱离。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由于精力、学习能力、资源掌握等客观因素使一部分老年群体陷入了无法融入现代智能社会环境的窘境之中。


在家庭场域中,为消除数字技术使用而造成的代际鸿沟,代际之间围绕新媒体接入、使用、采纳等展开的互动,尤其是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相关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数字反哺),为数字代沟的消融提供了有利条件[1]


在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中,就家庭因素而言,主要包括家庭沟通方式[2]、家庭亲子关系[3]等。总体来说家庭越和谐,反哺越深入。关于家庭养老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个人之间协定,经济支持是具有最直接影响的,但与数字反哺有关的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研究较为缺少。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健全,子女通过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的方式可以弥补老年人自我经济收入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不足。随着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不断普及,数字融入能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4],因此,子女的“抚育反馈”行为除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外,数字反哺也是新型养老中的必要一环。


然而,现实生活中以代际经济和劳动过度索取为主要形式的“啃老”现象普遍,加剧了代际失衡问题。与此同时有研究显示提供隔代照顾(劳动支持)的老年群体,子女对其经济支持和生活照顾也会增加[5],索取和反馈是共同存在的。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代际关系并非简单的“养育—反馈”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


研究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现实状况及背后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掌握当前中国青年反哺行为对老年群体家庭养老资源的影响、代际经济支持影响与数字反哺获得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青年协助亲代融入数字生活,维系和谐家庭代际关系,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客观依据和参考。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探究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双向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代际双方的数字能动性及数字反哺行为。进一步思考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生活物质压力和青年个人发展的矛盾而引发的“啃老”行为是否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啃老”与“孝道”是否为单纯的两元对立关系?


二、文献综述


1. 代际经济支持


代际经济支持最早由考德威尔(CaldwellJC)提出,他的“财富流”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因生产主体和财富积累模式的转变,家庭代际财富流动方向从子代向父代的“向上流动”变为父代向子代的“向下流动”,代际之间只存在“单向”义务伦理,人们无法从生育中获得经济利益,进而导致生育率降低[6]


而在中国,由于社会养老产业发展还未成熟以及传统的孝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单向流动”[7]亲子关系之间存在“反馈模式”即子女对父母需要承担赡养义务,这种“抚养—赡养”的互惠反馈模式,在世代交替中互相衔接[8]但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是复杂交融的,“代际交换”并不能给予准确测量和反映,其更多关注的是家庭代际纵向关系的传递和反馈。


郭志刚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用净供养量和净抚养量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测量,将其划分为抚养关系、供养关系和既非供养又非抚养关系三类[9],汪斌从个体能动与宏观结构互动两方面将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分为游离型、供养型、抚养型、互惠型四类[10]。本文把研究对象界定为“95后”青年及其父辈,并将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定义为“95后”青年在家庭场域内与其父母所发生的经济流动的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将其分为赡养型、辅助型、互惠型、独立型四类。


学界关于代际经济支持的研究主要从验证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以及阐述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两方面展开。在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研究中,分为来自亲代自身层面即父母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11]、经济地位、健康状况[12]等和子女层面即子女性别、数量[13]、收入、婚姻状况[14]等以及双方的居住安排[15]、代际关系[16]、所处地区[17]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


对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的阐述,主要形成两种理论解释:服务交换(Becker1974)[18]以及利他主义Bernheim1985)[19]。现有研究大多都以利他主义为理论模型,但是这一结论仍需结合事实做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在家庭养老决策上,同一行为主体可能会同时存在几种相互竞争与迭代的不同动机,这些动机决定了支持方式与行为选择的差异[20]


学界关于老年人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阐述往往只关注到子代对亲代的赡养[21]或者亲代对子代的辅助[22]这样的单向流动模式,但现实中代际之间经济流动往往是双向的,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整体性和动态性。


因此本文通过访谈的方式,从子女的视角出发,以与亲代之间的经济付出以及获得来衡量代际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分类讨论。


2. 数字反哺


数字鸿沟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比喻”,用来描述“信息富裕群”和“信息贫困群”之间由于接触信息技术的差异而存在的不平等现象[2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父辈和子代之间由于接收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由此产生的代际鸿沟也在逐渐加深。


杜鹏将数字化技术在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的应用分为三个阶段:工作工具阶段、个性化需求使用阶段、生存基础阶段[24]。在当前“不得不用”的生存基础阶段中,互联网技术不断渗入日常生活,大量公共服务与智能化相结合。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社会治理关注的重点和痛点[25]。甚至有些老年人面对数字技术,常常具有排斥心理,妮薇丝(Neves)将这部分老年群体称为“技术恐惧症患者”[26]面对这样的现象,杜鹏提出,走出这样的困境,在于帮助老年人消除面对新技术的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依赖于良好的家庭支持,能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27]


文化反哺源于“后喻文化”一词,是由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著作《文化与承诺》中提出。他将社会文化的传递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后喻文化也称为“反向社会化”,指原本处于被教育者位置的年青一代由于接受了新型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成了教育者,由社会化的客体转化为社会化的主体[28]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代际鸿沟更多表现为数字鸿沟即媒介使用和信息获取上。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在代际关系上的延伸,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用来描述代际之间因新媒介的接触量、使用度和获取知识储备量的差距[29]。与之相对应的反哺,则主要是通过数字反哺来实现的[30]


数字反哺与数字代沟是相互依存与制约的一对概念,它们在概念维度上具有天然的相对应的关系,由此,周裕琼提出与数字代沟(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相对应的数字反哺具有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三个维度。本文沿用周裕琼对数字反哺的维度定义,以便下文对子代反哺行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分析。


3. 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与数字反哺


在老年人数字媒介使用中,代际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接入层面阻断代际资源不均,在技术层面进行帮助指导,更在情感上给予肯定与鼓励。这一过程即数字反哺,实质上就是子代对于代际之间数字鸿沟进行主动弥合的过程。


代际支持主要包含经济帮助、情感支持、生活照顾。相关研究关注到情感支持和生活照顾层面对于老年群体反哺效果的影响,但对于经济支持的关注较少。数字反哺与家庭关系的研究属于交叉关系,因此对家庭关系的研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数字反哺研究的思路。


由于社会转型,家庭代际关系网络分布具有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的特性,面临严重数字鸿沟的老年人家庭,网络空间聚合点较少从而影响代际关系[31],代际关系则是影响代际支持的重要因素[32]


在数字反哺影响因素研究中,就家庭因素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到家庭沟通方式[33]、亲子关系[34]等,缺少对代际经济关系相关研究。不同的代际经济关系中数字反哺行为有什么差异等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因此笔者将家庭关系中的亲代和子代理解为行动者,拟检验数字反哺获得与不同的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之间的关联,探究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双向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代际双方的数字能动性及数字反哺行为。以期从家庭代际支持的角度,为促进亲代数字生活融入提出具有参考性、实践性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选择20位“95后”青年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受访者年龄都在22~26岁,为控制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变量对数字反哺行为的影响,所有受访者学历都是本科及以上,当前居住地为东部地区城市。


在进行资料收集采用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法,访问提纲设计主要围绕代际经济关系以及家庭数字反哺状况两方面进行,包括被访者及父母基本人口特征、代际经济流动方向、代际经济转移量、数字反哺方式、数字反哺频率等。在结构访谈之后,就其他相关问题及原因进行无结构式访谈,访谈以线上交谈为主要形式。


依据所有受访者的个人家庭经济流动情况分为四种代际关系类型,一是“赡养型”,赡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向上净流动,即供养量大于抚养量。二是“辅助型”,辅助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向下净流动,由于本研究中的受访者都是成年人,本该独立的成年人对于父母具有高度的经济依赖性,这种代际经济关系就具有团结和矛盾并存的特征,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逆反哺”[35]“代际失衡”[36]。三是“互惠型”,互惠型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双向流动,即亲代和子代之间存在着经济往来且经济资助差值较小。四是“独立型”,独立型主要表现为亲代和子代之间的经济相对独立,两者之间没有经济资助往来。


在家庭数字反哺情况调查中,主要从反哺强度和反哺维度展开,反哺强度包括反哺时间、频率。反哺范围分为接入反哺、技能反哺、素养反哺。


四、资料分析和数据发现


20位受访者最大年龄差值仅为6岁,但跨越了人生不同阶段。其中5人在求学阶段,8人毕业初入职场,4人未婚且工作3年及以上,3人已成家立业。


在交谈中,研究者发现,这些受访者处于不同的代际经济关系中,其对亲代的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接受亲代经济帮助的原因以及心理活动差异较大。在不同的代际关系中,受访者与父辈围绕数字技术鸿沟产生的反哺活动也具有高度的差异化特征。


“互惠型”反哺强度最大,具体表现为反哺时间最长,处于互惠型代际经济关系中的子女主要集中于技能、素养两个维度的反哺活动;“赡养型”反哺强度最小,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接入反哺即赠予手机以及代接网络;“辅助型”和“独立型”反哺强度稍弱,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


本文着重关注当代“95后”青年家庭内部的代际经济关系现实状况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代际经济关系对数字反哺获得的影响。


1. 赡养型:接入反哺为主要形式


当前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文化仍然是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孝的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对家庭养老方式的传承起到纽带作用,也为社会观念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37]


亲代对家庭养老的期待、子代对赡养老人的意愿都促使家庭养老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养老体系发展还未成熟,加之现代化、城市化、流动性带来的快节奏、高消费使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增加,中国养老问题日益严重。


“父母都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但是只有我父亲有养老金,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仅能维持他们的基础生活。如果生个病、走个人情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每个月都需要给他们转去生活费。”(程序员—男—已婚)


“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比同龄人的父母都要大些,所以我一毕业工作就开始给他们转生活费了,但其实自己刚毕业赚的也不多。”(媒体工作者—女—未婚)


缺少经济保障的老人、高龄老人都属于社会较弱经济群体,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子女赡养。对于缺乏养老保障的老年人来说,在养老关系中,相较于邻友关系、夫妻关系,代际支持关系是主轴,代际支持是其经济获得的主要来源。但这也增加了子代的生活压力,同时单一保障来源也具有一定风险性和不稳定性。


子代对亲代的供养行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也受社会道德约束[38]子代的赡养动机大多用责任内化论来解释,认为儒家孝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人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39]


“养儿防老嘛,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了,我需要承担起他们的养老责任,赡养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程序员—男—已婚)


“没有办法啊,他们养老责任只能落在我身上了,他们养我小我养他们老。”(媒体工作者—女—未婚)


相较于其他代际经济支持关系类型,在赡养型中的亲代面临着更大的养老风险和困境。单一的经济支持来源,也增加了代际亲密的需求和代际互助责任的紧迫性,由此也加大了产生矛盾意向的风险。


在赡养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承受着赡养压力的子代对父母的数字反哺行为主要表现于第一道反哺:接入反哺,最主要的表现为代买手机。结合个案访谈发现: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子代的财力、精力、时间支出,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即赡养型关系中的子女在提供较多经济支持时,其对亲代的生活照料、情感陪伴相对较少。


在我国家庭小型化、迁移流动家庭化等变化趋势下,赡养型关系中的子女由于时间、精力缺少原因,其主动反哺意愿也最弱。


“我平时工作太忙了,需要养家糊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平常是没有时间去教他们接触使用智能手机的,也不大了解当前他们的使用情况,一般会在逢年过节回去的时候给他们买手机。”(程序员—男—已婚)


“手把手教是不现实的,每天忙完工作已经很晚了,他们也要休息了,只有等他们遇到不会的主动问我。他们手机坏了或者需要更新换代了,我以网购的形式给他们寄去。”(媒体工作者—女—未婚)


另外,赡养型代际经济关系中父母年纪相对都较大,由于学习能力、身体机能衰退、社会短暂脱离等一些不可抗的现实因素,需要一遍遍重复,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是最多的。因此,当成年子女在面对照顾父母和自己的家庭、工作发展的冲突时,他们一般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40]


2. 辅助型:技能反哺为主要形式


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前家庭中广泛存在着“啃老”现象,即当前理应退出抚养关系的成年青年群体,仍旧接受着来自父母的经济扶助或生活照料。


这种行为不同于传统社会代际关系中的“抚养—赡养”模式,可视为转型期中国家庭关系逆向倒退运动,即已完成代际抚养责任的父辈理应进入代际支持向上流动的赡养阶段,但是子女并未承担赡养责任,甚至仍在获取来自亲代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顾。


主要表现为直接的货币支持或者资产馈赠,如买房、买车、教育资助、彩礼以及隔代照顾等。


“父母年纪还没有到退休的阶段,我现在还在继续学习,虽然早已成年但是每个月并没有经济收入,只能依靠父母每个月给我转生活费。”(学生—女—未婚)


“父母已经到退休年纪了,但是父亲说他闲不下来,又找了一份工作。我刚毕业不久,近几年也有结婚打算,但是收入、积蓄和高昂的房价比起来杯水车薪,只能依靠父母为我买房。”(医生—男—未婚)


催生“啃老”行为的社会层面因素作用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如高等教育政策目标改变带来的社会期待和教育产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对“家”的执着所引起的购房需求与高倍的房价收入比之间的矛盾、传统嫁娶观念带来的高昂彩礼等。这些都是家庭集体应对现代社会变迁形成的社会结构性失调的策略[41]


内化的责任伦理及家庭支持网络的可靠性和唯一性,强化了父母对子女的向下支持。一方面,“啃老”行为是家庭两代人的亲密互助行为,是家庭集体帮助子代缓解了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和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过度索取既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孝道文化规范,也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文明文化要求。


子女对于自己的“啃老”行为,往往是一边接受一边愧疚的矛盾心理。


“心理上肯定是愧疚的,想着毕业后能在经济方面给予他们支持,让他们好好养老。”(学生—女—未婚)


“羞愧且无奈,买房几乎花完了父母半辈子的积蓄,心里很是感激,减轻了我很大一部分生活负担。”(医生—男—未婚)


在辅助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子代对亲代的反哺行为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主要表现为手机功能的使用。


“放假在家都会教我父母一些手机的使用,平时他们有不会的也会主动问我。”(学生—女—未婚)


“会教,微信、支付宝功能使用方面的问题最多,比如添加好友、编辑朋友圈、生活缴费等,前几天我妈还问我打车怎么打呢?”(医生—男—未婚)


辅助型经济代际支持关系中的子女生活压力得以缓解,其空余时间相对较多,这为数字反哺行为的发生持续性提供便利条件。


在家庭代际交换理论中,均衡的互惠是交换关系不断持续下去的核心动力。因此在“互惠原则”的驱动下,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馈赠,具有“补偿”心理,数字反哺行为成了效用最大化的回馈方式。


3. 互惠型:技能、认知反哺两者并行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家庭内部出现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家庭现代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关系仍然受到儒家传统观的持续影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方冲突杂糅的复杂形态。


“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只有父亲有退休金,刚好满足他俩的基本生活,要是遇到类似去趟医院钱不够了这样的情况,我就会主动转钱给他们。我已经成家立业,母亲经常过来帮我带孩子,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孩子基本都在爸妈家。”(公务员—男—已婚)


“父亲还没有退休,母亲已经退休了,我在工作。我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每个月工资里会拿出一笔钱给母亲,过年过节也会发红包祝福。父母总在生活上给我提供细微照顾,前段时间觉得我上班赶地铁太过辛苦帮我买了车。”(教师—女—未婚)


这种家庭代际资源交换被认为是一种代际互惠合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理性计算,双方能在相互交换中各取所需。


代际关系的内涵在不同的世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基于传统和孝道文化驱使子代赡养父代的单向流动模式逐渐被削弱,而互惠型的双向流动模式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前由于新生育政策的出台、养育成本上升、女性职场观念变迁等因素,亲代在孙辈养育过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孙辈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是代际交换与个体内在责任的相互交织行为。这既是一种代际互惠行为,又是以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规范下的选择,亦是一种家庭责任的维系,关系到亲代和子代双方的幸福度。


在互惠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表现为技能、素养两者并行。技能反哺具体表现为时间功能的使用,素养反哺具体表现为网络用语解释以及安全教育。互惠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的代际互动相较于其他关系类型群体更为频繁,代际关系相对亲密,也进一步影响了代际支持获得。


“会教,也有可能比起其他家庭,我和父母见面的机会较多,所以教他们的时间也很长。主要还是一些功能使用,比如扫码付款、网购、生活缴费等,他们也爱刷快手,遇到看不懂的‘网络梗’我也会主动解释给他们听。”(公务员—男—已婚)


“父母遇到不会的都会主动来问我,我自己最多的就是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现在网络电信诈骗太多了。”(教师—女—未婚)


社会交换均衡理论认为人际关系中个体之间均衡的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在互惠型代际经济关系中,均衡的代际支持能促使代际双方更好的交流。相较于其他代际经济关系类型的家庭,互惠型代际关系中,子女反哺行为无论是在反哺维度还是反哺强度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也符合代际交换理论。


子女反哺行为可以视为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及之后广泛支持帮助的一种报答和回馈,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资源交换行为。


4. 独立型:技能反哺为主要形式


“抚育—赡养”模式更多关注着家庭代际纵向关系地传递和反馈,单独用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去解释家庭代际关系和互动行为是有缺陷的[42],在抚养和赡养之间存在着子女长大成人不需要父母抚养和父母尚未年老不需要子女赡养的亲代子代自立时期。


这一时期,亲代对子代的行为控制降低,各自经济独立,代际交流主要集中于情感交流。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关系的扩散化,年轻人不再依赖于父辈由血缘和地缘所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开始向大城市流动。他们由职业活动而结成的业缘关系网络得到扩展,异质性增强[43]


城市融入的过程是传统家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割裂的过程。


“我父母都已经退休,我刚毕业工作,我们不住在一个城市。我们经济都是相互独立的,平日会电话或者微信互相关心一下近期生活状况。”(个体经营者—男—未婚)


“父母都还在工作,我正在上学,但是不需要父母经济补助了,我自己可以承担自己的生活开销。父母一开始还会坚持给我转生活费,但是我都还回去了,后来他们也逐渐放心了。”(学生—女—未婚)


个体的独立已经从家庭的约束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选择和自由,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暂时脱离,从情感乃至长远的经济需求来看,社会风险性仍旧需要个人与家庭一体化。


在访谈中,青年提到最多的词为“独立”,子女在个体化观念影响下,对自由充满期望。家庭中亲代的观念也受到个体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当前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代际间个体利益的协商调解来组织的[44]


代际在相互协调下,各自实现人生追求。


“现在我能经济独立养活自己了,父母也算得以喘息能开始享受属于他们的退休生活了。我对当前的生活很满意,家庭成员都在各自最好的状态里。”(个体经营者—男—未婚)


“我还是很自豪的,我在该独立的年纪独立了,在节假日我和父母之间还是会互相发红包表达感情,但是几乎是持平的。”(学生—女—未婚)


个体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情感独立,代际之间仍在利益、情感、价值方面互构,形成家庭团结。


在独立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主要表现为技能反哺,但缺少主动性。独立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的子代和亲代遵循“最少介入原则”,其代际互动相对较少。


五、结论与讨论


代际经济支持关系给予我们认识家庭场域数字反哺行为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在行为动机框架下分析处于不同的代际经济关系的中国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家庭反哺现象,探究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现实状况及背后的影响机制究竟如何,代际间经济支持关系对数字反哺获得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并进一步思考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生活物质压力和青年个人发展的矛盾是否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啃老”与“孝道”是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


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代际关系中,子代与亲代围绕数字技术鸿沟产生的反哺活动具有高度的差异化特征。“互惠型”反哺强度最大,具体表现为反哺时间最长,处于互惠型代际经济关系中的子女主要集中在技能、素养两个维度的反哺活动;“赡养型”反哺强度最小,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接入反哺即赠予手机、代接网络;“辅助型”和“独立型”反哺强度稍弱,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由此可见,良好的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互惠型)中的数字反哺活动最为活跃,与此同时,传统的孝道文化在现实代际支持中仍旧是主要内因。


进一步来看,“互惠型”代际经济关系中,子代反哺率最高,反哺活动也最为频繁,主要是由于互惠型关系中的子代和亲代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相较于其他关系类型更为密切。代际间的工具性支持(经济互动和事务性互动)、差异冲突、情感的建立三者之间往往相互连接交融,事务上的相互援助和共同的生活经历促进代际情感产生,维系代际关系稳定[45]


互惠型关系中,子女主要集中于技能和认知两个维度的反哺,技术反哺则直接关乎着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熟练度、使用频率等,因此其对于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融入具有直接的促进效果。素养反哺活动主要是围绕信息判断即虚假谣言、网络安全等展开,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自我保护意识,也进一步避免了亲代的财产安全遭到破坏。


在“赡养型”代际经济关系中,子代反哺率最低,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接入反哺即赠予手机、代接网络上。赡养型关系中的亲代往往具有年纪较大、缺少社会经济保障的特点,其经济收入主要依托于子女支持。家庭成员年龄差使第一代和第三代同时成为被抚养者,家庭规模较小、社会养老支持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子代过重的养育压力。


在反哺活动上,相较于更为耗费精力、时间的技能和认知反哺,其更倾向于接入反哺。“代买手机却无暇教会亲代使用手机”成为赡养型关系中的普遍现象。“辅助型”和“独立型”反哺强度稍弱,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辅助型”代际经济关系家庭实现了两代人的紧密互助,特别是父母对子代的帮助,缓解了社会快速转型所带来的压力和社会失范[46]


但功能性团结并不代表情感上的和睦,成年子女“啃老”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独立成人”的期待相违背,父母由此产生矛盾意向。


卢修(KurtLüscher)“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认为,个体由于情感上的依赖和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同时又迫于社会结构的压力和制约而处于团结与冲突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矛盾情境之中。


因此,“辅助型”代际经济关系中“啃老的成年子女”无法扮演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家庭角色,不能带来代际关系的和睦。“独立型”是亲代完成养育,但还未到需要子代赡养的阶段。此阶段亲代和子代之间经济相互独立,几乎不存在代际资源流动,代际之间的依赖也相对较少。但个体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情感独立,代际之间仍在利益、情感、价值方面互构,形成家庭团结。


“辅助型”和“独立型”代际关系中的反哺活动主要集中在技能反哺,具体表现为演示指导手机功能的使用。在“辅助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子代在“互惠原则”的驱动下,对于父母的经济馈赠具有“补偿”心理,数字反哺行为对于难以融入数字生活的亲代成了效用最大化的回馈方式。而“独立型”代际经济支持关系中的子代和亲代遵循“最少介入原则”,其代际经济相互独立,子女仅在父母遇到困难时主动询问并给予帮助,缺少主动性。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家庭关系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冲突与合作、团结与疏离共存的特征。转型期国家的家庭代际关系是社会的缩影,映射着种种变革。不同于传统的以血缘和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个人依附于集体的具有稳定性的家庭实体,社会快速转型增强了个体的流动性,这对家庭固定关系产生了冲击。


社会转型期,生活成本上升,房价居高不下,收入停滞不前等社会现实问题凸显,子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压力。在此背景下,由于家庭情感、传统文化等内在因素,父母往往会在子女成年后持续给予经济、人力等支持。


社会交换均衡理论认为,互动的人际关系中个体之间均衡的交换极其重要也十分必要,任何不均衡的代际支持都会给个体带来损害。代际支持过度和代际反馈断裂所造成的养老困境不容忽视。


在固有的观念中“啃老”与“孝道”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表现出这样的非此即彼,往往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共生性。在风险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啃老”与“养老”往往相伴存在。现代家庭中,“啃老”主要表现在代际经济逆流动以及代际合作抚育两方面。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啃老”是“逆反哺”[47],是“代际失衡”[48],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代青年人为满足自我需求向亲代的过度索取。但不可否认,“啃老”行为是行为主体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也是社会急剧变迁造成的。


与收入不成比的房价、巨额的彩礼、社会期待与个体追求冲突的抚育等,这些现实不可抗的因素共同促使了“啃老”行为的形成。与此同时,“孝道”并没有被现代青年所抛弃,“孝”文化仍旧深入人心。


在我国传统文化视角下,孝道观念仍旧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受到伦理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约束。面对现实压力,孝道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知孝难行孝”“啃老与孝道共生存”。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存在着父母主动被“啃老”的现象。


“啃老”行为并非要被一味唾弃,但是“啃老”行为也不能被合理化。怎样的“啃老”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笔者认为需满足以下三点:第一,父母具有自我主动意愿,愿意为子女提供代际帮助;第二,不超越父母的能力范围,不降低父母的生活质量;第三,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怀有感恩之心,并在行动上给予回报。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在样本和资料方面仍存在着不足和局限。一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家庭场域的代际经济关系,样本大多为关系和谐的家庭,缺少对代际经济关系中具有冲突性的样本的选取,因此结论的普适性还需要扩展案例类型。另一方面,在进行访谈时,虽从青年的描述角度展示了家庭经济帮助关系中的反哺现象,但缺少对其亲代的具体考察。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设计追踪式调查、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案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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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雅赛(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杨艳、余淑妮(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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