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其实，我不应该叫她“小吴”，她毕竟已经是一位大学生的母亲了。可是，访谈时我并没有问她全名。她只是一名社区网格员，甚至连“社区干部”都不是，也没法在姓氏后面加个职务来称呼。“小吴”，是社区群众、特别是爹爹婆婆们对她的称呼，蛮亲切，很合适。

职业转型

小吴这份网格员的工作，是2014年开始的。那年，新溪社区已经成立3年，小吴也已经36岁了，正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职业转型。

2014年之前，小吴换过很多份工作，比如医药销售、公司财务等。那些工作都比现在收入要高，但工作时间长，强度大，难以照顾家庭。促使小吴换工作的关键因素，便是家庭。小吴身兼三个家庭角色：母亲、儿媳、女儿，那段时期，三重角色同时给她带来重大挑战：

作为母亲，她面临女儿的教育压力。女儿正在上中学，正处于求学关键期。小吴认为，女儿一直由爷爷奶奶带，自己则疏于陪伴和管教，爷爷奶奶的溺爱造成女儿自律能力低、学习习惯差，她要亲自管教，弥补过去的缺失，帮助女儿尽快提升成绩。小吴说，那时候她每天都要定五点半的闹钟，先把自己闹醒，再去花大气力把懒散贪睡的女儿叫醒。

作为儿媳，公公突患脑溢血。为了更好的照顾老人，全家决定卖掉之前公公单位分配的小房子，在蔡甸城区买了一套大房子，全家人住到一起。这样一来，小吴再到武汉开发区上班，路程增加一倍，上班累，也难以照顾家庭。

作为女儿，母亲在2017年突遭车祸，被迫截肢。由于父亲早逝，小吴和唯一的姐姐必须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可姐姐在邮局上班，几乎全年无休，要请假必须找同事顶班，照顾母亲的事情只能由小吴多承担一些。

接连的家庭变故，迫使小吴不得不将个人职业发展服从于家庭责任。恰好，新集街因农民拆迁安置，新建两个社区，蔡甸区政法委要将网格管理系统延伸和覆盖到这些新社区，需要招聘网格员。小吴去区劳动局办事时，得知了这个招聘信息。小吴已经记不太清招聘条件，大约是学历要求高中或中专以上，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具备基本的电脑办公软件操作技能。

回家后，小吴上网搜了下网格员相关信息，发现这份工作主要就是入户收集信息，了解居民诉求，很适合自己。最关键的是，工作地点距离城区很近，坐公交车只需半小时。报名时，她在几个社区里选择了距离最近的新溪社区。经过笔试，面试，小吴如愿以偿，从此一干就是五年。

还建社区

新溪社区是一个还建社区，占地面积1平方公里，由5个毗连的居住小区组成，其中A、B、C区为天星小区（含凤凰小区），由六层高的多层楼房组成，D区是九鲤小区，都是11层的小高层楼房，F区是17层的高层楼房。天星小区和九鲤小区中间隔一条窄窄的新溪河，有步行桥连通，基本连为一体。F区则在一路之隔的东侧，这条路也是还建社区的配套商业街，目前F区一侧为餐饮美食街，另一侧业态就比较多样了。

新溪社区共有91栋楼房，共有4400多套房，目前入住2700多户，7800多人，若全部入住，总人口可达万人。新溪社区安置了来自十几个村的村民，有8个村几乎整体安置在此，其中6个村已拆迁完毕，另两个村还剩下一两个村民小组没有拆完。这8个村中，有4个因为商旅地产开发项目拆迁，另外4个则是因工业园建设拆迁。

小吴负责的是新溪社区第四网格，具体则是天星B区，1-29栋。实际上，B区共有31栋楼房，但30栋和31栋都是高层电梯房，入住户数较多。原则上每500户配备一名网格员，因此这两栋划到了第五网格。第四网格共有房屋912套，根据最新统计，入住率约为60%，共500多户。这也是还建社区的特点，每户农民都获得了两套以上的还建房，所以必然存在大量空置房，这些房子或用来存放杂物，或用来出租，或私下销售。

安置时，政府和村委会能掌握的信息是，每家分到哪些房屋，但到底这家人住在哪套，多余房屋作何用途，这些信息都是不知道的。网格员的重要工作，便是摸清社区内每套房子的使用状况。小吴并非新集本地人，她是以一个陌生人身份，来到这个陌生的社区，开始这份陌生工作的。

收集信息

网格员的主要工作是收集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户信息。由于房屋使用是个体自由，还建社区对政府和社区基层组织来说，几乎就成为一个“信息黑箱”。尽管村两委建制仍在，但村干部同样也无法掌握村民具体的居住情况、房屋处置情况。从政府角度来说，需要将这个信息模糊、凌乱、无序、不确定的社会空间，变成一个清晰的、有条理的、确定和可掌握的空间，也就是使其可治理化。

从社区管理角度看，农民上楼后，相邻关系变复杂了。村庄居住方式下，各家只有前后左右、平面展开的邻居关系，也就是所谓“左邻右舍”。上楼居住后，相邻关系立体化了，因生活中的事务，与邻居发生矛盾纠纷也是必然的。楼上漏水淹了楼下，家里噪音大影响其他住户，高层抛坠物波及低层住户，甚至伤人等等。

房屋并非按照村庄集中分配，邻里关系陌生化了，而且很有可能是空置房，或租户、或外来购房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熟人关系自行解决矛盾纠纷，需要通过一个渠道准确找到责任人信息。所以说，收集信息，不仅是社区管理需要，也是居民生活所需。

小吴和同期入职的另外4名网格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为此，小吴每天要带着入户手册上门走访。还建社区居住群体是农民，并不像商品房小区的市民，隐私权意识没有那么高，防范心理也比较低，小吴入户难度要比商品房小区低得多。

现在，小吴基本上掌握了第四网格内500多户居民的家庭情况，包括工作情况、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成员等，也掌握了900多套房屋的使用状况，谁在居住，出租还是闲置，抑或私下卖掉，居住还是经商等等。小吴说，居民来办事，一些人她可以熟悉到见面就知道名字和居住信息，还有一些人，只要报名字，她基本可以想起来住在哪里，家庭基本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房屋买卖情况的收集。还建房是没有两证的（房屋所有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现在合并为不动产权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产权房”，私下销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不过，还建房的私下交易市场一直是很活跃的。据小吴说，天星23栋共5个单元60套房子，至少有一半已经卖出。还建房价格比商品房便宜多的多，新集的还建房区位条件也还算不错，最具竞争力的便是临近经开区和工业园，对于在附近务工经商的农民来说，很有吸引力。

到新溪社区买房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竹溪县的人，小吴说“特别多”，竹溪人在蔡甸常住务工的非常多，通过购买农房和还建房，竹溪农民低成本地实现了在武汉远城区的城市化；二是亲戚介绍的外地人，多是女儿嫁过来，介绍娘家亲戚来买。对于还建房私下交易，地方政府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实际上也只能“默许”。因为是私下交易，一般就是买卖双方签份协议，并不需要同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交易情况是无法掌握的。

新溪社区一直在宣传，让房屋交易双方到社区登记信息，以便社区好管理。作为网格员，小吴当然也要收集这些信息，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她说，居民主动来登记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估计只有几户没登记。怎么做到的呢？除了前面说到的，有事情方便联系户主外，还有一条是很有诱惑力的，那就是“以后有办证的信息好通知本人”。

还建房办证，所有人都关心。“通知办证”的预期，让买方有了动力。不过，“登记”也存在一种风险，那就是被居民解读为政府为私下交易“背书”。不过，小吴说，她每次都会跟来登记的人说清楚，登记跟以后办证没有关系，只是便于联系。

打击传销

收集信息的威力，在政府组织的集中整治传销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2018年，武汉掀起打击传销专项行动。还建社区房租便宜，又有地利之便，很适合传销窝点隐匿。隐藏在住宅小区中的窝点，仅靠工商和公安部门是难以发现的。不过，传销组织的行动表现出同一般务工人员不同的特点，时间一长，很容易辨别出来。比如，男女群租情况比较普遍，白天外出，半夜活动。一般的务工人员，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回来是要休息的，传销活动却是在大半夜才活跃。

同一栋楼的居民，不可能不有所察觉。房东是没有主动性举报的，一方面，房东租房时也无法识别，另一方面，传销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虽然是群租，但房间总能保持超乎寻常的整洁，房东自然很高兴，既能收一笔租金，又能保持房屋整洁，他为什么要主动断掉自己的财路呢？

网格员经常要上门入户采集信息，去得多了，小吴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群体的另外一些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在传销组织被执法部门认定之前，小吴们只是觉得奇怪，印象深刻而已，也并不一定就先知先觉，将其与传销组织挂上钩。

这些特点有：第一，房间非常干净，完全不同于一般年轻人群租房的样子；第二，阳台上都有一台卫星接收器；第三，都是用玻璃杯喝水，小吴说，当地人招待外面来的客人，都是使用一次性的纸杯子，基本不会用玻璃杯。凭这几点，几乎就可以断定是传销组织窝点。

除了网格员入户时发现，社区里的老人也是重要的情报源。时间久了，小吴跟网格内的爹爹婆婆都比较熟悉了，她会让老人们帮忙注意楼栋内的动向，哪家有搬进搬出，哪家有不同寻常的租客。小吴说，婆婆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打牌，对小区里的可疑人员非常敏感，她们的判断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提供线索。

新溪社区打击传销的战果很可观。整个社区已经被打掉了二十多个窝点，仅小吴的网格，天星B区，就端掉了5个。

任务指标

网格员当然不只是收集信息，或者不只是收集基本信息，他们另一个重要工作，是收集居民诉求。上门入户时，居民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向网格员反映。网格员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也被展示在小区主要地点。此外，网格员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网格内巡查，发现环境卫生、安全隐患等问题，及时上报。小吴每天上班后，都要先去第四网格转一圈。巡查时，既可以发现问题，还可以同居民接触下，收集信息和诉求。巡查结束，小吴就要跟其他几位网格员，在社区一楼服务大厅坐班，为居民上门办事提供服务。

不过，还建社区有特殊性，居民的户籍关系仍然在原建制村，他们办理低保、医保、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事项，还是要去找村干部，社区并不承担相应职能。所以，坐班时，居民来办事并不多，主要就是开居住证明。除此之外，小吴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录入信息，整理材料，做台账。

小吴们要录信息的系统主要是“武汉市信息网格化管理系统”。录入信息有两类，一是基本信息，即前文所说的那些房屋、住户情况等，二是为民服务事项。上级要求，每个月基本信息更新率要达到50%。我们一开始对“更新”有误解，以为就是信息变动才算更新，比如人口变动、房屋变动。小吴负责第四网格多年，小区逐渐稳定，人口和房屋情况不可能每个月都有一半要发生变动。

细问才知道，只要登录系统，点进每户的信息库查看，也算一次更新。时间久了，小吴上门入户也有些“懈怠”了，她说现在情况都掌握了，没有必要每天入户，每个月最多也就一两户有点情况。她现在最多的是去老年活动中心，去那里找爹爹婆婆们打听下，差不多也可以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比较有趣的是录入为民服务事项的任务。按照要求，网格员每天要录2-3件，当然并不是当天办的事当天就要录。小吴每天办事并不均匀，有时候一天很多件，有时候可能就很少。这任务有趣之处是：第一，录入情况与实际工作并不一致，小吴说她每天只是从做的事情中选两三件录进去，实际上做的远远不止两三件；第二，之所以不止两三件，与系统定义的服务事项有关，并不是一定要帮居民解决困难才算事件，有人来社区问了件事，小吴回答了，也算。新溪社区服务大厅有一台天然气自助缴费机，每天都有居民来充值，小吴帮忙指导一下，也算；第三，小吴录入的往往都是比较简单的事，都是她解决了的，真正复杂的事情一般是不录进去的，因为录进去就要解决，网格员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那么，这个系统中采集的网格员为民服务事项，有多少实质意义呢？这是很成疑问的。就跟我们小时候用来交作业的日记一样，全班同学交上去的日记十有八九都是假的，要么是帮爸爸妈妈打扫卫生，要么是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样的日记做为写作训练还可以，作为了解每个人生活情况的信息的话，当然是无效的。现在的网格系统，堆积了太多这样的无效信息。

职业发展

五年来，跟小吴一同入职的五名网格员中，一人因不得不回家照顾小孩辞职，一人在新溪社区经过选举进入居委会，一人到另一社区进入两委班子，这两人算是从网格员成长起来的社区干部了，小吴则和另一名网格员还在坚守。蔡甸网格员的工资很低，扣去五险一金每月到手一千五百多块钱。

小吴之所以坚持，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熟悉后比较得心应手，比较开心。看得出来，对小吴这个年龄的女性来说，职业本身带来的生活乐趣与人生价值，或许比物质收入重要得多。她的重心是家庭，她不是家庭经济支柱，能够有时间精力照顾家庭，工作没有成为拖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室内工作，也还算轻松和体面，这份工作就有吸引力。

这就迥异于那些应届大学毕业生。近年来，武汉市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选调生计划等，招聘了一批应届大学生到社区工作，但基本上全部通过考公务员又离开了。对于应届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起步期，人生预期对职业发展还有想象空间。社区平台唯一的价值，就是增加基层履历，使他们获得了通过定向招聘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捷径。他们几乎没有人会将社区作为终身的职业选择。

究竟是职业转型期的中青年女性，还是职业起步期的青年人，更适合作为社区工作者吸收的主要群体呢？这个问题很重要。

（注：文中的街道和社区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