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玄乎”的濒死体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 （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濒死体验：死亡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吗？》

1800 公斤的卡车侧向移动，支撑它的木头翻倒在地，卡车随之下坠，偏离了车前方的千斤顶，撞到了他的身上。他只感觉，胸腔里所有的空气都挤了出来，他试图摇晃脑袋，但意识逐渐模糊起来。他的心脏好像还在勉强跳动，但速度越来越慢。

他能感到的最后 3 次心跳非常诡异，他的脑海里延展开大段的空白。“接下来，我的大脑回溯了之前的生活。”

这个男人重温了过往 33 年里的许多时刻。比如 8 岁那年，父亲让他修剪草坪。

“当时我不知道院子里有多少蚊子，但在回溯人生时，我竟然可以数出蚊子的数量……我从几十米到几百米的高空看着自己修建草坪，好像我是一台摄像机，能够看到一切”。

这个男人叫汤姆·索耶，他曾参与了至少两位美国医生的研究。

一位医生是雷蒙德 · 穆迪，“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一词来自他的《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 这是濒死体验研究的奠基之作。

穆迪在 1975 年出版了这本书，选取了 50 位有过濒死体验者的案例进入深入调查，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一些被医生判定或宣布为临床死亡，后来又复苏的病人；另一类是意外事故中受重伤或因严重疾病接近死亡而经历了濒死体验的人。

还有一位医生是布鲁斯·格雷森，他对濒死体验的好奇始于 50 年前。那时，他还是精神科的一位实习医生。一位服药过量的患者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个房间里，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但在她和格雷森交流这件事之前，并没有了解这些细节的机会。这件事对格雷森的世界观几乎是迎面一击。

此后几十年，格雷森收集了一千多位濒死体验者的资料，这些人协助他填写一份又一份的调查问卷，有人甚至持续了四十多年。

在科学界，关于濒死体验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有人认为这是宗教应该关心的事，而非科学。也有人认为，这交织着医学、思维、意识，人类站在自然的交叉点，面前是诸多需要解释但又无法解释的体验。

为了给那条领带污渍之谜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格雷森投入了半个世纪进行研究，时至今日，他所进行的研究仍没有完全回答所有的问题。

科学家同行不断进行警告，他们认为，以开放的态度探索诸如濒死体验这一“不可能存在”的体验，可能会为各类迷信观念打开闸门。

但格雷森的回复给我们理解这类话题提供了参考样本：

“我不能无视已发生的情况。仅仅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某种现象，就假装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这绝非科学之道”。

濒死体验者经历了什么

在领带污渍事件之后的第四年，格雷森遇到了雷蒙德·穆迪，他听到了这位医学博士采访濒死体验者的故事。

格雷森试图用循证方法进行探索。

在开启这段旅程时，格雷森查阅了大量濒死体验的记录，其中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世界各地的故事、以及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医学文献。

1892 年，瑞士地质学教授阿尔贝特·海姆曾分享过自己 22 岁那年的濒死体验，他攀登阿尔卑斯山时，从 20 米高的山上往下坠落，身体不断撞击在岩壁上。

海姆说，他在坠落时思维明显加快，而时间大大延长了：

“我在 5~10 秒钟内的感受即便用十倍于此的时间也无法描述。我所有的思绪和想法都是连贯的，非常清晰。”

“首先，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心中想：我马上就要坠落到上面的那块岩崖……岩崖下面有没有积雪非常关键：如果下面有积雪，石壁砸下去之后就会在下面形成一块积雪覆盖的区域。如果我掉在这片区域内，我可能就会生还；但如果下面没有积雪，我肯定会砸到碎石上，必死无疑。如果落地后没有死，或者还有意识，我必须立即抓起那瓶醋酸，在舌头上滴上几滴。我不想放开手中的登山杖，也许它对我还有用处。”

“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想到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我在心中一边想象着我的亲人如何得知我的死讯，一边在心里安慰他们。在坠落过程中，客观的观察、想法和主观感受是同时发生的。然后，我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 终于落地了。”

海姆一度将自己的濒死体验分享给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生，其中一位是少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科学衍生品 —— 心理学家乔·格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海姆对自己坠落过程的描述是否帮助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

过去四十多年，格雷森辗转于美国多个州的多家医院、大学，对那些因心脏骤停、疾病、事故、自杀未遂，以及手术或分娩期间并发症而濒临死亡的住院患者进行研究，他们中的一半人曾丧失心跳、血压或呼吸，或曾被宣告死亡。

在这些人中，四分之三的人报告说时间观念发生了变化，超过一半的人说在濒死体验中产生了一种没有时间存在的永恒感。三分之二的人报告说，他们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感官变得异常敏锐。四分之一的人提及，自己曾经回溯人生。近一半的濒死者表示，死后自己仍会看到活着的亲人，或许还能跟他们交流和互动。三分之二的濒死体验者说，在濒死体验中，自己看到了已故的亲人。

有人也曾形容，自己经过了类似隧道或者涵洞的物体，尽头是明亮温暖的光，让人感觉到“爱、喜悦、包容和平静”。

和早期其他濒死体验研究者一样，格雷森收集了大量的当事人自述。

但在和同行交流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收集自述时，研究人员之间缺乏统一格式，因此各个研究人员都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方面进行提问。

“我在重新研究这些描述时，很难弄清楚，我们到底是在收集同类案例，还是在研究当事人认为自己即将死亡时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体验”。

20 世纪 80 年代，格雷森开发了濒死体验量表，以此规范“濒死体验”。他列出文献中最常被提到的 80 个濒死体验的特征，通过体验者和其他研究者反复评估，将量表进一步缩小，只保留其中 16 个特征：

比如思维加速、对昔日生活场景的回顾；比如感觉到浑身发光的人物的存在，感觉到无比的祥和，感觉到无条件的爱；比如意识到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受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比如看到已故的亲人或宗教人物，到达某个边界或一个过去之后就有去无回的地点。

格雷森特别强调，这个量表并不能衡量体验者受到影响的程度，只是一个工具，用来确保研究人员研究的是相同的体验。

是科学探索还是趣闻轶事

在进行濒死研究时，很大的难题是，如何验证当事人的叙述？

这也是一些科学家将濒死研究称为“幻觉”的原因。

在密歇根大学做精神科医生时，格雷森和他的系主任爆发了一次争吵。老教授面带微笑，透过眼镜框的上沿打量着格雷森，告诉他，真正对晋升和终身教职起决定作用的是科研工作。

“不要浪费时间研究濒死体验，那些不过是趣闻轶事”。

老教授的意思是，在实验中，研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而且不被告知所属哪一组。但显然，研究者无法根据是否有濒死体验对人进行分组，也不能阻止对方知道自己是否有过濒死体验。

教授希望格雷森能够忘记濒死体验，把重点放在主流精神病学上，研究药物和脑化学，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的机制。

格雷森拒绝了，“濒死体验的确发生在人们身上，挑战了我们对思维和大脑的理解，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在和妻子商量之后，他换了一所大学工作，濒死研究贯穿他之后数十年的人生。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如何进行验证？如何为“濒死研究不是幻觉”提供证据？

一项发表在 2014 年《复苏》期刊上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离体体验”的报告。

这项研究中，101 位心脏骤停的患者接受了访谈，其中 55 人记得发生过一些事情。

一位 57 岁的男人记得自己从天花板往下看，“看到身体和周围的一切”，也能准确描述给他做心肺复苏过程中的人、声音和活动。

他听到自己被电击，也看到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站在自己身旁。这一切在医疗记录中得到了证实。

包括这一次研究在内，自 1990 年以来，人们已经进行了 6 次公开尝试，尝试验证濒死体验过程中体外感知的真实性。

研究人员将一些图片或其他物体放在经历濒死体验的人可能看到的位置，比如急诊科病房上方的角落、重症监护室等等。

这 6 次研究中一共有 12 名患者报告了自己产生“离体体验”，但至今没有人报告说，自己看到了视觉目标。

2017 年，格雷森和他的同伴还尝试用记忆特征问卷来分辨是真实事件还是幻想，这种量表被广泛使用，用以区分真实事件的记忆和关于幻想或梦境的记忆。

结果显示，“对有着濒死体验的人来说，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就像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但不同于对想象事件的记忆。甚至，濒死体验的记忆比真实事件的记忆更真实、更详细、更强烈。”

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两个研究团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此外，意大利的研究者还监测了濒死体验者在回忆濒死体验时的脑电波状况。他们发现，此时濒死体验者的脑电波更像人们在回忆真实事件时的反应，而不像在回忆想象出来的事件。

何以发生

目前，关于这一切如何发生仍处在激烈的讨论中。

包括格雷森在内的研究者们尝试验证诸多因素，比如精神疾病、大脑缺氧、颞叶兴奋、快速眼动睡眠异常等等。但至今没有一种模型能很好地解决这件事，格雷森形容，就好像几千年前盲人摸象的故事，大家各自摸到了一个部分。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格雷森很早就提出疑问，是精神疾病导致了濒死体验？还是濒死体验导致精神疾病？这是两件完全独立、毫不相关的事情吗？

他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一项研究，给 800 名患者进行常规初诊之后，询问对方是否近距离接触过死亡，而报告自己曾接近过死亡的患者也填写了濒死体验量表。

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说自己近距离接触过死亡，这些人中大约 20% 说自己有过濒死体验。格雷森说，“这一比率同近距离接触过死亡的普通人产生濒死体验的比率大致相同。”

当然，研究发现，一些近距离接触过死亡的患者在心理疾病量表上呈现出，比其他病人经历了更多痛苦。这没有让格雷森吃惊，毕竟濒临死亡是一件创伤性事件，通常会导致心理上的痛苦。但他也发现，一些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的心理痛苦，可能比没有经过的人要少，“这算一个好消息，濒死体验可能会保护人们免遭由面临死亡引起的严重心理痛苦”。

在其他的研究中，格雷森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是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另一组是与死亡擦肩但没有报告有濒死体验的人，同时比较两组人不同精神疾病的发生频率。

格雷森使用了精神疾病诊断筛查问卷，筛查 16 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强迫性思维、饮食障碍等。他发现，无论是否有过濒死体验，这 16 种病症的发病率都是一样，这些频率与整体人口中的发病率也没有差别。

格雷森曾猜测，濒死体验是否与处于医疗危机中的人服用的药物有关，比如濒死体验类似于服用致幻剂导致的异常体验。但是现有的医学文献并没有对此提供任何支持。

事实上，研究表明，与没有接受任何药物治疗的病人相比，接受药物治疗的病人中报告自己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要少。

于是，格雷森加入了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分析了 625 份濒死体验报告中的讲述，同时将它们与近 15000 份关于人们服用 165 种不同药物产生的异常体验的报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与濒死体验最相似的药物效果与氯胺酮有关。然而，团队进一步仔细研究发现，氯胺酮常见的作用并没有出现在濒死体验中，这可能意味着，濒死体验不仅仅是药物的作用。

当然，上述结论遭到质疑，质疑者说，这一结论太过草率。

一位医学专家举例论证自己的质疑，好比你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肺癌和肺结核，你会发现，患两种病的患者都会跟医生说，我气紧、咳嗽、胸痛、体重下降……难道你可以就此下结论说，肺癌和肺结核是同一回事吗？

科学家们试图去寻找化学物质参与濒死体验的更多依据，但格雷森也承认，这种探索十分困难，因为这些化学物质在大脑中只会突然、短暂地出现，而且出现在特定位置。如果想找到它们，我们必须知道十分精确的时间点和位置，到目前，我们所知甚少。

今年年初发表在《老化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的一项研究中，首次记录了濒死者的大脑活动。

一位 87 岁的老人因脑出血被送到医院急救，脑部手术三天后，他又出现了癫痫，为了监测病情，医生用脑电图记录病人的脑电信号。机缘巧合下，老人临终前的脑电图被完整记录下来。

研究者测量了 900 秒的大脑活动，然后发现，在老人心脏彻底停跳的前后几分钟里，神经振荡中发现了“伽马振荡”的部分剧增，而这种可能与人的回忆、闪回相关。

这可能为“生命回溯”提供了支持，即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大脑中回放生命中经历的重要时刻。

左图和右图分别对应左右脑脑电波，横坐标代表顺时依次发生的时间。

图源：Enhanced Interplay of Neuronal Coherence and Coupling in the Dying Human Brain

Absolute power（绝对功率）relative power(相对功率)

 γNB（窄频带伽马波）γBB（宽频带伽马波）

图源：Enhanced Interplay of Neuronal Coherence and Coupling in the Dying Human Brain

但研究者也表示，这一个案存在很多恰合和偶发，并不能完整展现所有人类的死亡状态。

此外，人们对性别、宗教信仰、年龄与濒死体验发生几率的相关性进行探讨，但这些都没有显示出更多差异。

我们为什么关注濒死体验

1979 年，格雷森刚在医学杂志发表第一篇濒死体验论文、很快，他收到了一封信，来自纽约一家医院的矫形外科主任，来信人对这篇论文的刊发极其不满。在他看来，濒死体验是宗教应该关注的事情，而与医生无关，因此，不应当在医学杂志上提及。

医学杂志的编辑邀请格雷森写一封回信，一并发表。

格雷森和他的同伴写了一封回复，信中指出，医生一定要了解并认真对待濒死体验。

“一方面，濒死体验经常发生在因严重疾病和创伤而接受医疗护理的人身上。当时，我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能与濒死体验有关的生理变化知之甚少。只有当医生对濒死体验的研究更加了解、更感兴趣时，我们才能了解这些变化。另一方面，濒死体验通常会改变体验者对死亡和濒死的观念，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待治疗的态度。”

华江科技大学的吴疆在 2009~2011年间调查了 16 例濒死体验的患者。他发现，濒死体验会给人带来自我认识、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生死观念这四个方向的变化。

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更愿意表达自我的感受，更理解和爱护自己，更同情、理解他人，更关心家庭，对生活更加珍惜和热爱，更主动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更泰然地看待死亡。

吴疆在另一篇论文还提及，对于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来说，对濒临死亡的关注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能够帮助生命终末期患者克服死亡的恐惧，并为临床医护人员及时识别濒死期患者身心需求，以此提高有效应答提供指导。

在此之前，中国曾有一次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濒死体验研究。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如今已经退休的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病医学教授冯志颖在读完格雷森关于濒死体验的论文后，对这类现象很感兴趣。

他和同事刘建勋一起，进行了大量资料汇总，在 1986 年发表了一篇综述，题为《濒死体验的研究现状》，概括了国外对于濒死体验的研究，同时描述了大量现象。

1987 年，他们通过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对100名不同背景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做了一次关于濒死体验的调查、这些幸存者都是房屋倒塌遭受严重砸伤，濒临死亡经抢救脱除的病人，其中 81 位配合调查。

研究得到了 40 多种不同的濒死体验，一些体验与国外相同，但也有一些体验，比如异常嗅觉等，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未有提及。

冯志颖称，濒死体验的研究或许能够帮助企图自杀的患者重现认识生命。

冯志颖对研究濒死体验的意义进行阐述

图源：《医学与哲学》，1986

在格雷森涉足濒死体验领域之前，他记录了一位自杀者苏醒后和自己的对谈。自杀者称，自己扣动扳机之后，看到了去世了 10 个月的母亲，母亲死后，他一直酗酒。

“现在你还想一死了之吗？”格雷森问。

“我现在根本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我想念妈妈，但我现在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她在哪里”。

那时，格雷森对濒死体验毫无认知，潜意识里，他将此理解为对方的“心理防御机制”，但对于这种幻觉，他没有冒犯，“我能对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强化幻觉的作用，而不是挑战能让他活下去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濒死体验经历者收获的并不全是积极与美好。格雷森也曾记录下濒死体验的消极影响。

比如一位61岁的教师患有坏疽性阑尾炎并发生穿孔，导致腹腔大面积感染。她描述自己经历的体验，“美妙、安宁、自由、爱与祥和”，她曾遥望地球，那是一个散发出蓝色光芒的球体。

但当她回到遭受病痛折磨的身体中时，康复缓慢而乏味，一连几周她都意志消沉，因为曾感觉到的那无与伦比的安宁让她无法忘怀。

也有濒死体验者在经历一切之后，遭遇了嘲笑和误解，人们表示，如果她再提，就把她送去精神病院。

一个朋友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死亡终究会发生”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她无法想象无所知的黑夜，也许是漫无边际的孤独、寒冷、恐惧。

但在阅读完一系列关于濒死研究的报告后，她好像松弛了一点，“看起来，也许是温暖、平静的”。

她想起了一个词，“向死而生”。在她的描述中，生活仿佛向日葵一般炸开，坦荡无惧。

我们研究死亡，关注死亡，探索生与死的连接，也许是为了此刻，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 （ID：to-cure-sometimes），作者：苏惟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