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骑上自行车去卖咖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崔斯也，监制：罗屿，头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五一”假期，北京的街道安静得不像节日。暂停堂食的日子里，街边的小商铺都关闭了，年轻人大多宅在家里。咖啡店老板韦寒夜有点坐不住。他骑上自行车，载着咖啡豆、热水和手冲壶，去朝阳公园摆摊。

和冷清的商场、街道相比，公园里是另一番景象。跳舞的、甩双鞭的、玩轮滑的、抖空竹的、打快板的……大爷大妈们的活力，让人有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于是，在那天的公园里，喝咖啡不再和“精致”绑定。韦寒夜的顾客里没有文艺青年和忙碌的上班族，而换成了一群热络的大爷大妈。

韦寒夜穿着一身复古西装，戴着贝雷帽，被包围在老人中间，跟老人们举着咖啡碰杯。

其实，从2017年开始，韦寒夜就尝试在胡同、街边、市集活动中骑着自行车卖咖啡，而在他的“自行车咖啡馆”中，他认识了很多和店里不同的顾客，也拥有了别样的街头观察。作为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对于这座城市，他也有着自己的期待。

以下是韦寒夜的自述。

把喝奶茶的人也拉过来喝咖啡

做“自行车咖啡馆”的想法，我其实很早就有了。我自己有自行车情结，喜欢骑自行车旅行。骑自行车会更容易接触到当地的一些人文。自行车旅行圈里有句话是：“开车太快，走路太慢，骑自行车看路上的风景，是正好的。”

在街头，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受访者供图

真正的启发还是源于童年的记忆。我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小时候，很多农民卖白薯、玉米、扫炕的扫帚都是在自行车后面完成的。那时候我跟奶奶一起住，那些卖东西的人经常会站在门外吆喝，他们很擅长沟通，会隔着门说“您腿脚不灵活，别着急，我等着您”“我这白薯可甜？”，还可以讨价还价。自行车上会绑着他们自己带的水和干粮，他们卖一整天之后才回家。

耳濡目染，在我的印象中，一辆自行车就是做生意的最小单位。推车卖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最初的店开在胡同里，没过几年就遇上北京整治“开墙打洞”（街道住宅一层由住改商），店差一点就关掉了。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店真的关了，我该做点什么。我想，自己可以推着自行车卖咖啡。大家觉得很可笑，怎么就得推车出去讨生活了？

2017年，咖啡店参加了几次市集活动，我们一行人开着车去，一天下来，流水可能是100块钱，但停车费就要130块。我想省下这笔停车费，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自行车。我们试着在市集上，用自行车载着我们的东西进去。结果特别顺利，很多窄巷子车开不进去，但自行车能一路骑进去。市集摆摊有了一个新的自行车的形式，很吸引人。后来我开始在胡同里摆摊，当时都是免费送的。

自行车上的咖啡装备｜受访者供图

有段时间我觉得，咖啡店好像陷入了一种病态。它们没有服务，跟客人之间产生很强的割裂感。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店里很不舒服，怕自己不懂咖啡而露怯。然而咖啡师还在那儿冷冰冰地跟你说着卡片上的咖啡风味多好，你可能也喝不出来，但还得表示认同。咖啡店变成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地方。

咖啡店的老板好像都比较自我，给人“你喜欢就来喝，不喜欢可以不进这个门”的感觉，以至于喝咖啡的人好像来来去去就是那一群人。但你看，喝奶茶的人就很广泛，各式各样的。我想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本质上这还是一个服务行业，不能跟人太有距离感，得带着客人一起玩儿。我要把喝奶茶的人也拉过来喝咖啡。

从文艺青年到大爷大妈，都来喝上一杯

自行车会天然地让人感到没有敌意。你开个“大奔”去，人家会觉得跟你有距离感，但骑自行车，路人觉得你可以亲近，都会主动跟你打开话匣子。

在街头的体验还是挺有趣的，我属于“社牛”，会上去跟人互动。咖啡在冲的时候会有香气，就能把人吸引过来。有人站在那儿看我，我说“您得喝一杯”，他不喝，我就说“我都举起来了，您给点面子”。

朝阳公园练习快板的大爷｜受访者供图

胡同里的老人都很喜欢自行车，他们对中国“三大件”时代的自行车有特殊的情怀。岁数大的人都挺爱过来跟你聊天的，而且不少人会强调自己懂咖啡。我遇到过一个七八十岁的大爷，我也没问他，他主动跟我说：“我人生第一杯咖啡，是我哥给我做的，我哥是原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厨师。”

还有老太太过来喝，说要加奶，我这儿没有，她就自己去小卖部买了袋奶，咬开倒在里面。我跟她说这黑咖啡不适合加奶，她说：“我就喜欢。”

“五一”去朝阳公园的那次，其实我已经计划了很久。我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每次路过公园，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快板声。我觉得特有意思，惦记着找个时间去看看。

去了之后，这些大爷果然个个身怀绝技，像电影《功夫》里的那些人。他们很愿意跟人交谈，也不排斥喝咖啡。他们调侃我长得像泽连斯基，还买了一箱俄罗斯啤酒，大家一起边聊天边喝。

朝阳公园甩双鞭的大爷｜受访者供图

感觉他们活到那个岁数，很多事真的就想得比较明白，不用再去追逐什么，不用挣钱奔命，什么快乐干什么。每年“六一”，他们还会一起在公园过儿童节，特别可爱。

不过在街头，热水可能是个小问题，所以我一般会在某个店门口摆摊，找人家帮忙烧水。

但更多时候，我有点故意把这件事留给参与的人，比如在朝阳公园那天，有个大爷在附近的食堂工作，他看我冲咖啡的热水用完了，直接蹬上我的自行车，去给我打了一壶热水。还有的大妈会让我去她家里打热水，一进门就给我展示：“你看我种的菜，你看我种的葱。”我说：“大妈，热水。”她说：“哎呀，你等会儿。”

有一次，我遇到几个保安，他们一下子就围过来。我还以为是城管，结果他们只是挺好奇，过来喝了一杯咖啡。

还有一次，我在胡同里推着车摆摊，没什么生意，我就坐在台阶歇了一会儿。一个大妈看到我的打扮，冲着我说：“这年代还有擦皮鞋的？”

当“烟火气”成为非必需品

“五一”在北京的摆摊就持续了一天，因为第二天朝阳公园封闭了。然后我就去了天津，隔离完继续在街头摆摊。天津人好像更热情一点，客人来了挺多，都很放松。有个人说自己是看了我的视频来的，说：“我特别喜欢你，但我不喝咖啡。”有一个姑娘和她男朋友连续来了两天，后来我们加了微信。我发现她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摩托车的后备箱，打开是一个调酒的小吧台，感觉也挺酷的。

在天津街头，韦寒夜遇到一只“机器狗”｜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跟小时候相比，北京的烟火气肯定是变少了，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很喜欢有地域特色的东西，比如自媒体那种有方言特色的视频。所以我不喜欢商场，因为商场会把个性都吞没掉。我的视频里，在朝阳公园摆摊的那期视频好像是播放量最高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大爷大妈的状态，给大家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生活体验。其实放在20年前，它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们现在在北京一共有六个门店。5月开始，有三家店不能营业，另外三家不能堂食，只能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喝，但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每天都会坐满人。小老板们为了生存还是要想办法，像我那天看到，长虹公园里人们排长队理发。

因为不管什么环境之下，人好像必须要找一些事儿做。疫情期间，我们培训课程的生意挺好的，就是教别人做咖啡、开咖啡店。有的人也不是真要开店，他其实是焦虑，他要有件事做，找到一个出口。因为很多人，比如学金融的、学旅游的、学互联网的，他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觉得很焦虑，感觉自己需要掌握另一项技术。

疫情期间我也帮花店做过外卖，买咖啡搭配鲜花。因为我觉得和鲜花相比，咖啡豆怎么也能放五六个月，但花一旦进了货，只能立刻卖掉。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事情可做，分散一下注意力。

在青岛街头冲咖啡｜受访者供图

咖啡和花好像都属于那种“生活非必需品”，它们不是能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但人们还是需要它们，就像有些人除了囤米、囤面，也会囤咖啡豆。而花呢，它可能意味着生命力，像北京小院里边就是一推开门一堆植物，能让人心情很好。

我挺怀念那种院子里长着青苔，有块地方没人特意种什么，但地里会自己长出一株植物的景象。现在很多老房子都拆掉了，挺可惜的。

我希望北京能更有烟火气一些，更有本土气息，这也算是一种对于同质化的对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崔斯也，监制：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