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若有所播（ID：tobepodcasting），作者：肉饼君，题图来自：作者拍摄

一

高铁上。

右边三个座位并排，靠走廊的位置坐了一个30出头的女导游，靠里是一对旅游团里的中年夫妇。

导游一上车就开始滔滔不绝，对旁边的中年女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妈妈云南人，爸爸北方人，从小家里就说普通话blablabla）、工作经历（大学实习就干这行，已经干了13年）、教育认知（孩子就是要来社会上历练才能够长大blablabla）……

中年女人歪着身子努力听，但掩饰不住脸上的不耐烦。直到导游说，姐姐你睡一会吧，来，把座椅靠背放下，睡一会，今天行程还挺累的。

车厢终于安静下来。导游掏出一盒二十厘米长的抹茶奶油蛋糕卷，大口大口吃掉，沉沉睡去了。

我突然很庆幸自己成年以后有了“自由行”的能力，不必与奇怪的人同行。

到大理动车站，民宿派了顺风车来接。我们和一对北方来的母女拼一辆车。大理站附近满是平房和破旧的工厂，像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小县城。车辆渐渐远离城镇，奔进山林里望不到边的公路里，扎进一头绿色。远山上慢慢浮现出一片小镇，我们像是坐在童话故事里的马车上往城堡驶去。小镇里积木方块一般的建筑群渐渐变大，变成了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梦幻感的街道。

我们住宿的地方就在大理古城南门外。客栈老板是个四川人，脸黑长发短粗，一口西南官话，超出异常的热情。每次我们上下楼经过大厅时，都会热切地询问一句，要不要喝茶？大厅里就放着一张实木异形大茶桌，茶壶里的水仿佛永远在开着。我看到他给别的客人泡茶，姿态娴熟，煞有介事，俨然一个谙熟了云南茶文化的四川人。

到柴米多吃午餐。大理的柴米多比上海乌中菜场二楼的那家大得多，有两层，户外的空间超过室内，还有专门卖食品产品的商店和蓝染手作店。大理的柴米多菜单比起上海的，多了农场现挤牛奶和各种手作面包，还有一些根据时令上市的夏季新品。

招牌依旧是黑松露菌菇芝士披萨，我们还点了油浸鸡枞沙拉、猎奇向的烤腊肠香蕉。意外的都很好吃。沙拉有股菌菇油的特殊香气，而少有人点的烤腊肠香蕉又甜又热。倒是特意点的农场热牛奶，没有超市里卖的鲜牛奶甜。

来这里的客人要么是扛着长枪大炮的摄像机，叽叽喳喳的，对着菜单咬着铅笔头研究半天，要么是穿着棉麻自然风格的老客，三两朋友熟稔地吃饭聊天，像是在自家食堂。虽是阴冷的下雨天，点冰美式的人不少。有一对潮汕情侣误以为这里是咖啡厅，在餐厅里坐了一会，又转移到户外临窗的单排区域，静静说话。

因为柴米多上菜太慢，下午预约的云朵幼儿园参观，我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循着地图走到云朵幼儿园所在处，给老师打电话，却发现自己走错了地址。“我们在云朵农场！”

我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幼儿园里传来孩子们过家家的喧闹声。我硬着头皮进去，看不到小孩，终于抓到一个老师问，“您知道云朵农场在哪里吗？”

“你出门走到大路，再一直往北走，就会看到一个牌子。”

“大概要走多久？”我小心翼翼问。

她愣了一下，一脸嗔怪：“就一公里吧，小朋友也能走过去，很近的呀！”

对于第一次来大理的人，不凭借地图独自找到一个小农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大路”的两边全是田地，种着超人高的玉蜀黍，枝枝垂着长大的玉米果子。偶尔有一辆小货车驶来。偶尔听见田地里传来交谈的声音，四处探看，才发现一亩地里，一男一女站着对角线在喊话。田野里，一张口就是最好的通讯工具。

我终于找到了路口一块木质手绘的“云朵农场”木牌，一位包老师接待了我。她是个内蒙古人，一个月前才从北京来到大理，十几年多一直在从事幼儿园教育和自然教育。来到大理之前，她一直在北京工作，来过大理考察学习过几次，和云朵的创始人燕子老师也是朋友。2022年的疫情让北京的线下教育停摆了半年，包老师便决定来到大理。

现在，云朵幼儿园有三十多个孩子，其中十几个是长期班的，十几个是短期游学，都来自外地，以北上广深、成都、郑州为多。三十亩地的校园，除了一小片操场，几座教室楼外，都是农场，养鸡、鸭、羊，种各类蔬果。长期班的孩子们两周上一次马术课，平时在足球场可以踢球。农场里有一片小小的游乐园，木头秋千和爬梯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有一部分的农田甚至被家长认领去耕种。

雨后的田地异常松软，让多少陷入的鞋沾上大理的泥土。孩子们穿着雨鞋，擒着小木铲，在水洼里踩啊掏啊，不亦乐乎。他们长大以后，大抵是不会留在这里的。他们会知道自己童年境遇的特殊之处吗？会想念这个地方吗？会再让自己的下一代来接受自然教育吗？

我带着种种疑问离开了。

不过，我若有个小孩，倒是很愿意把ta放在这里接受教育。大理到处都是做实验的人。

二

走在大理古城，你很容易看到游客们身上披着各色花披肩，无论男女。这可能是大理古城最好卖的衣服。花披肩有粗毛线编织或混羊毛一片式的，有套头的或像围巾那样披上的，有短至腰或长过膝的。花色让人联想起波西米亚风。

七月初，中国的大部分省市都已进入盛夏，来到大理高原，往往被寒意打得猝不及防，只得狼狈在古城的商店里买件随处可见的披肩。披肩有一定保暖效果，便于穿脱收纳，又有一定装饰性，因此在不冷不热的大理一年四季都卖得不错。

但当地人没有穿披肩的。年轻力壮的人习惯了凉爽的夏日，早已T恤上身，老年人则穿一种本地特色服饰，长年如一。你总会在街道上看见穿着藏蓝色外衫外裤的老年女性，脚上是绣花草鞋，头戴绣花帽子，背着竹编菜篓往市场去。这种藏蓝色应是来自白族的蓝染技术。商店里也有卖类似的长短衫，中式对扣，但游客穿在身上好像总是少了些什么味道。

卖披肩的商店遍地都是，但要买件现代衣服来穿，很难在大理古城找到一家店来买。古城里有几家vintage古着店，一家开在大象咖啡馆旁边，以女性日系古着为主，另一家叫南方商店，卖男士外贸尾单和日韩古着，有些美式复古潮流风。

南方商店隔壁有一家叫“南粤馆”的广东菜餐厅，装修得像个咖啡馆，门口摆露营椅，里面的咖啡吧台连做了开放式厨房。菜单全部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着，一半是咖啡类，另一半是粤式简餐，腊肠煲仔饭、香菇滑鸡、焖排骨、土豆牛腩一类。去那里吃饭，听到大厨是个广东口音，我们稍稍放心了。

润用粤语应答大厨，他们很快便认了老乡。

大厨是广东韶关人，来云南五年。这家餐厅和隔壁的古着店都是他和朋友合伙开的。他本科在福建念了建筑工程，两家店的设计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经过十几年的连续创业经历，他摸清了如何找到投资人、抓住机会、低成本开一家店。在餐厅里，他只负责备料、烹饪、洗碗；在古着店里他的角色是选品师，而另一位合伙的朋则负责看店。

早些年他在老家做服装外贸生意，可以拿到一折的外贸尾单，在店里再以六七折的价格卖出。私厨、酒吧、去单位上班，他把感兴趣的领域一一涉猎了，在30岁那年放弃了过去在老家的积累，只身来到大理开始“养老”。在大理，他必须重新开始事业，但也有机会认识到各种各样全球背景的朋友。往往是聊着天，朋友慢慢变成合作伙伴。

“真好！”我们羡慕道，“也想来大理生活了”。

“要先想清楚代价。”大厨说。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爸爸在老家做工程生意，“几十年没有亏过”，而哥哥姐姐们都在老家，要么是在事业单位里平步青云，要么是做生意成家立业。他则比较自由，也有自由的资本。

“每个人的命不一样啊！”他说起小时候自己和童年玩伴们从不敢踏足的邻村，一个每年给每家发20万的旅游地，那个村子的孩子从小就不读书，赌博玩乐到大。

比起“爱拼才会赢”的奋斗口号，广东人往往会看到人生轨迹背后“命定”的因素——而那个命定，可以将其归于一种未知，或许也可以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去解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用不着为家庭忧愁，也并不想要稳定结婚生子，便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到六七十岁，还是会开店，穿成这样子。”大厨的牛仔裤上破了好几个大洞，笑笑的，仿佛急切地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我们。

大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感受是，一种注重生活与“做工”的生活。这里的“做工”，不是指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概念，而是有投入有产出地做一件事情。

像大厨那样，开店、创业、结交朋友，这是一种；素食、瑜伽、冥想、即兴舞蹈、环保主义，这是一种；吉他、非洲鼓、livehouse，这是一种；苍山、洱海、茶树、野生菌、农耕，这又是一种。而这种种生活方式可以交织在一个人的身上。

在大理，每一种“工”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而小圈子互相交叉，又形成很多个据点。据点里活跃着聚集起人气的中心。

发酵爱好者莎莎似乎就是一个据点。

她在大理古城北边两公里的德和村租下了一整个小院子，打算实验生活一年。一楼是户外空间、公共空间和厨房，二楼是卧室。莎莎的私厨地点“德和村发酵实验室”就在一楼。你得通过朋友的微信联系到她，约好时间，每人交一百多元，打车到这个没有路牌的村子，七拐八拐地找到她的小院子，才能吃到莎莎的定制菜单。

比如，用苍山红茶、枸杞、裙带菜做的茶香味增豆腐，用有机胚芽米、血糯米、绿豆、小米、坚果、果干包的果脯杂粮碱水粽，用红茶、野生菌、包浆豆腐做的素麻婆豆腐，用鲜茶芽尖、土鸡蛋做的鲜茶炒蛋……‍

我们去的那天晚上，莎莎做了一道fusion的野菜脆饼：用大量新鲜混合野菜煎成表面香脆的薄饼，配藤椒油煮拌的油鸡枞、德式泡菜、坚果酱、帕玛森芝士。野菜是莎莎和朋友们一起在野外采到的，灰灰菜、荨麻嫩尖、空心苋、黄连木……总之都是我不认识的。

而在莎莎的客厅里，除了品尝美食之外，你还能见识见识来大理的年轻人都是什么模样的。我们去的那天晚宴，每人需要带一份食物，而我们两个游客交50元餐费入场。

莎莎的男友是一个高瘦荷兰人，在剑桥读了哲学，后来又转到国际关系专业，现在在北京海淀的一所大学教国际关系。刚放暑假，他也搬来大理住。莎莎来大理之前一直活跃在北京的北锣鼓巷一带。

来一同晚餐的朋友当中，有几位从深圳来的数字游民，在大理古城的客栈里一周一周地续住，也有骑摩托车从贵州南下、直接租下一个小院子好几年的自由职业者。大家谈论着大理的瑜伽社群、去山上采菌子的经历、VR游戏。

我们谈起下午在村口看到的三个年轻女孩。她们穿着黑灰的棉T恤棉裤，拿着水桶，从村口的那口井里打水。三个脑袋都是剃光头之后长出一些长短参差不齐的碎发的模样。一个挑着担的白族阿婆经过，向她们卖出四斤玉米和一斤自制咸菜。她们看起来皮肤白净，说话口音也不是本地人。

那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在心里困惑。或许大理就是到处都有这样你无法从普通逻辑去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

三

刚到昆明，润就被流感病毒袭击，因为赶路没有休息够，结果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大理古城其实只有两千米左右，其中也有我们平时疏于锻炼身体的原因。走几步路便觉得心跳加速，疲惫，头晕，供血不足的样子。

起初我们不了解，只是吃三九感冒灵和布洛芬。后来向当地人了解之后，感觉症状与高原反应都对得上，这才去当地药店买了一瓶氧气来吸。“你们要去丽江玩吗？”药店的人问。

“就在本地玩。”我们回答。她说，哦，那这个应该有用的。把氧气瓶的盖子竖起来，便成了一个塑料面罩，用手挤压，氧气便像摩丝一般喷出，只需对着吸便是。当晚我们去大理706听一场自然音乐的展示演奏，住在那里的一个男孩看见了润的氧气瓶，又从自己房间里掏出没用完的一瓶送给我们。那原本是他带到苍山上去用的。

那天晚上，三十几个人挤在706的小后院里，燃起一团篝火，听分享人如何在北京接触到自然音乐产生兴趣，后来又到大理生活学习。听众里有大学生，也有白色长发的大叔。分享人的声音很低沉、轻柔，几乎引不起人的兴趣，但只要他一演奏，我们都静下来了。

晚上8点以后，天色渐渐变暗，火光渐渐变亮，火炉前的一个短发女孩偶尔往里丢一根木柴，木柴与火摩擦发出哔剥声，黑暗中跳出一粒火精灵，又马上消失不见了。

在大理的头两天，我们出门靠打车，大多时间在房间里睡觉。第三天终于包了一辆车，打算环游洱海一圈。在大理古城我们常常看到彩色敞篷名牌车，宝妈奔驰奥迪保时捷应有尽有，里面坐着俊男靓女缓缓驶过，绝无可能开快，非要赚足周围人的目光才肯离去。不过，这目光的成本并不高，只需随便在古城门口找家租车铺，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开上一辆粉色或蓝色的豪车风光一天。

我们原本打算租辆甲壳虫环洱海。请求客栈老板，吃他的人情，硬是把原本240的车砍价到了200元。老板一个劲地问我，“车技怎么样？车技好不好？”

“车技好不好怎么了？”我心虚地回答。我们俩都是个拿了驾照超过六年，但上路不多的新手。

他瞪圆了眼睛，眼白在黑色的脸庞上格外突出：“当然有关系！这个月已经死了10来个人了。前两天一家人租车去洱海，四口人全部掉进去死掉了，还有小孩。”出事的游客还有情侣，也有一直在本地生活的人。那一家四口是在一个转角处车速过快，车子直接掉进了洱海。也有人把租的车子撞坏的。

“保险起见嘛，我还是建议你们包个车。否则不熟悉路线，又要绕路，又要承担风险，很麻烦的。”老板的圆眼睛咕噜噜转着，“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我们心虚地退掉了200元的甲壳虫，选择了包车。老板果然叫来了他的一位朋友。出车的那天上午下着雨。司机问我们，崇圣寺去吗？

“就不去了吧！”我们隔着车窗看了会雨中的崇圣寺三塔。

开了一段，司机又问，“玫瑰园去吗？可以体验采玫瑰、烘干、制造的工艺，也可以买玫瑰。”

“不去了吧！”

“前面有个公园去吗？”

“不去了吧！”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喜洲。喜洲也是洱海边的一个小村镇，古城中间是一扇印着近现代喜洲名人的大石牌坊，牌坊广场四周则延伸开四条小街道，街道两旁则是密布的小店。司机告诉我们，喜洲有名的是老冰棍，可以一尝，但超过五块钱的就不要买了。

为什么喜洲会产冰棍？我们很困惑，想起处处可见的乳扇，觉得大概也是奶产丰富的原因。乳扇是一种奶酪制品，可以生吃，也可以煎炸烹饪。小巷口总有卖“烤乳扇”的小摊贩，把奶白色的一张奶皮放在烤炉上烧软，用一根木签卷起来，里面有时还包一些辣酱。我买了一根喜洲老冰棍尝，果然，没什么特别。

我们往喜林苑的方向走去，经过一大片碧绿的稻田。喜林苑原本是大理四大家族之一的杨品相宅，2000年初被来自美国的林登夫妇和团队一起修缮，成为了对外开放的酒店、餐厅。我们到喜林苑的露台上吃饭，宛若坐在稻田中央。这大概是欣赏喜洲古城景致的最佳观测点。因此，餐盘里的食物口味不怎么样，也就可以被原谅了。

从喜洲开到双廊镇的路上，我睡着了，做了个很漫长的梦。梦中我像蝴蝶一般在田野间翩翩起舞，飞过洱海，飞越苍山，一直飞到山顶的白雪皑皑。大雨落，我没有停止舞蹈。

梦醒来，我们到双廊了。来云南的几天一直在下雨，但下午的阳光格外猛烈。下了车，我感到头腔一阵晕眩，太阳穴像是被子弹击中了，一跳一跳地疼痛。

我想，我是发烧了。回到房间，吸了两口氧，继续睡去，不知道还会不会重新入梦。

四

这趟大理之行，我和几个灵感买家俱乐部大理分部的朋友见了面。

阿珂原本在北京上大学，因为网课获得了肉身自由，便来大理居住。她是个咋咋呼呼的女孩，说话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对任何事物都有120分的好奇心，嘴巴里总是有话在等待脱口而出。她在大理处于游牧状态，在不同的朋友家里轮流借宿。我们在莎莎家玩的那天晚上，她正住在莎莎家，怕我们无聊，拿出自己的VR眼镜给我们玩，耐心帮我们调试大小和设置。

Yangzi曾经在木心美术馆工作过，在北京做过出版社编辑，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文创产品。她刚刚辞职，全心全意地发展自己的书衣事业。她的书衣品牌叫做EchoKid，已经有十几年历史。而Cica是因为工作在大理和丽江来回出差。

那天晚餐去的清宏私厨的老板是个本地人，也有着大理人特有的热情，不厌其烦给每一桌一一进行菜品讲解。菌菇汤几乎是每桌的必点菜，他先是给桌上的每个客人舀上一碗汤，然后用汤勺逐一舀起汤里的菌菇，“这是见手青，口感比较xxx”，以达到“一边喝一边听”的效果。

饭至九点多，他像是得到了什么重大消息似的，跑来告诉我们，明天早上有三月街市集，8点半开始，一定要走到最上面。这个消息很快由他传递给了每一桌的客人，若有人有心多问几句，他便更滔滔不绝起来。

第二天我们没起来床，但下午打车去了三月街。我们一路走到快尽头，被两边的小摊贩吵得脑壳疼，无聊地返回。晚餐我们跑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吃饭。天色尚亮的晚7点，除了我们一桌吃饭的，其他三四桌都是喝咖啡聊天的年轻女孩。一份牛肉汉堡配红薯条，只需要38元。莓果酸奶是用纯天然不加糖的酸奶做的，加了香蕉也不太甜。

大理是有很多让我失望的地方，比如永远吵闹的游客，不太好吃但过分傲气的美式早餐店，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游牧民族，千篇一律的市集和市集上千篇一律的手工制品。南方商店的店长遇到过一个走掉又返回的顾客，非要以“交个朋友”的名义让店长打折出售两件衣服，结果微信也没加就风风火火走掉了，反倒是拉这位顾客来的三轮车夫跑进店里来要回扣。店长差点报了警。

那些被钢筋水泥禁锢了太久，被城市的快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才会把大理当做世外桃源。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大理不过是社交媒体朋友圈里的背景板。而那些刚刚来到大理的外来者，过分自信地左顾右盼，摩拳擦掌地想要在这里大施拳脚。在他们那里，大理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居心地，是他们“实现自我”的舞台。

但这世上没有圣地，相比之下，大理已经是一片接近理想的土地。这里冬暖夏凉，亲近自然，空气清新；这里可以喝到15元一杯的冰美式，打车一趟不超过10元，能吃到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和醇厚的精酿啤酒；你总可以在这里遇见有趣的人，概率大概会比在北京上海高得多。

大多数大理古城的原住民，都把房子租或卖给了外地人，自己搬到了别的地方。手上有些资本的人则会关注哪家的院子正在低价出售。是旅游业保证了这个地方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些人在做梦，一些人在做实验，另一些人则踏踏实实地考虑着做生意，挣钱，养家糊口的事情。这样，大理实现了它的平衡。

这世界上没有圣地，只有你自己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堡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若有所播（ID：tobepodcasting），作者：肉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