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再难出“贵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范米扬，原文标题：《寒门再难出“贵子”！基因已经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加州大学教书Gregory Clark有一个观点，即人的成功主要跟基因有关，而跟生长环境无关，而且这种跟成功有关的基因可以遗传10-15代人。Clark教授的观点无疑很有颠覆性，因为这些说法跟“富不过三代”和“奋斗成就未来”的观念相反。

人的成就取决于基因还是环境？

被领养的孩子在成年之后所处的社会阶级，跟亲生父母更相关，还是跟养父母更相关？

对这个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跟养父母关系更大。因为亲生父母只给孩子提供了基因，但是养父母却提供了成长环境。如果养父母能够为孩子提供优渥的后天环境，就意味着孩子能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更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这些因素都能帮助孩子在成年之后取得更大的人生成就。许多坊间流行的名人故事就体现了这个道理：沃伦·巴菲特在十多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去见华尔街大佬，李嘉诚从小就让两个儿子参加公司高管会议——这种家庭优势助推了“儿子”的成功。

但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格里高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对此提出了相反意见。在他的《The Son Also Rises》一书中，克拉克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被领养孩子长大之后的社会地位，主要跟亲生父母有关，而不是跟养父母有关。

Gregory Clark和他的书

克拉克本人是这么描述的：“对美国和北欧被领养小孩的一些调查研究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从这些小孩的亲生父母——而非他们的养父母身上——的情况更能预测出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如在美国，被领养小孩的智商在他们还小时同他们的养父母相关，但是当他们成年了，这种相关性就接近于0了。被领养孩子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同他们养父母的相关性不大。上述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都表明基因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在这段描述中，克拉克清晰无误地表明，基因才是决定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富不仅可以过三代，还可以过十代

这本书的颠覆性观点还不止于此，比如克拉克认为“富不过三代” 的观念是错误的。根据他的研究，“有钱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般需要300-450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平均值，也就是说，高社会地位的人，需要10-15代人的时间才能成为退化为普通人。

同理，低社会地位的人（通常表现为学历或财富水平较低），也需要10-15代人的时间才能上升到社会均值。用克拉克的原话来说就是，“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

克拉克的研究让许多人大为光火。他这些观点似乎在宣扬一种“出身论”，而这种论调跟现代社会提倡的“奋斗成就未来”式价值观不太相符。许多人批评克拉克刻意耸人听闻，甚至说他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克拉克教授的研究并非毫无依据——实际上，他的研究是极富说服力的，这些研究在《The Son Also Rises》一书中都有详细讲述。

简单来讲，克拉克选取了八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统计，来观察不同社会群体的阶级流动性。他研究的国家既包括了美国这种多元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也包括了英国这种至今仍存在贵族阶层的社会，还包括了瑞典这种曾经存在贵族阶层，但是目前崇尚平等主义的社会。

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这几个国家都经历了几百年的社会变革，但是高阶层家族的后代，在当今社会的精英群体中仍然占有很高的比例。

以瑞典为例，克拉克针对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人群研究发现，贵族后代的收入水平要比普通人高44%，而且贵族的后代在高收入职业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对更高。以“律师”这一职业为例，他发现贵族的后代在瑞典律师协会中的人数比例，是国民平均水平的六倍。这类现象也普遍存在于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即贵族和精英的后代，即使经过了上百年，也依然能维持他们的社会优势。而寒门的后代，则很难出“贵子”，而且即使成为“贵子”也很快会跌落回去。

 对中国江浙地区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的研究样本也包含了中国，而且研究结果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

如果要研究中国，首先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欧洲意义上的“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给自己的中国研究制定了标准，他选取了江浙地区13个稀有姓氏的人群作为研究样本，这13个姓氏在清朝科举考试“中进士”的比例特别高。我们都知道，“中进士”意味着考生通过了科举的终极考核，获得了做官的资格，相当于进入了精英群体。也就是说，作者把这13个江浙姓氏看成是清朝的“贵族群体”。

然后作者又研究了在13个姓氏的后代在现代精英群体中的比例。他选择了四个“精英群体”进行研究，这四个群体是民国高官、大学教授、大公司董事长以及官员。具体来说分别是：1）1912年至1949年中国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2）2012年中国十大最著名大学的教授；3）2006年资产在150万美元及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4）2010年政府行政部门成员。

最终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4个精英群里中，这13个江浙姓氏的后代所占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好几倍。因此，数据证实了，克拉克的观点在中国同样适用。

作者书中绘制的比例图

用更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来描述就是，这13个姓氏产生的精英，与“张、王、李”这三个大姓（克拉克用这三个姓代表中国平均水平）的平均水平，“相对比例”（relative representation）在3-5之间。在这个方法中，如果相对比例数值大于1，说明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要比“张、王、李”更高；如果这个数值小于1，说明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要低于“张、王、李”。

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之所以比中国平均水平更高，是因为江浙地区产生精英的概率本身就很高，这跟“江浙”这个地区因素有关，跟着13个姓氏无关。

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克拉克在他的研究中也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尽管江浙地区的精英概率相对全国水平本来就很高，但是，如果这13个姓氏的精英比例比江浙平均水平更高，那说明这13个姓氏，即使在江浙本地，也应该算是妥妥的精英群体。因此作者又研究了13个姓氏与“顾、沈、钱”这三大江浙姓氏的数据。顾、沈、钱是江浙地区的大姓，总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作者用这三个姓氏来代表江浙平均水平。最终，数据统计再次证明了作者的结论：这13个姓氏出现精英的比例，仍然比“顾、沈、钱”要高，即比江浙平均水平更高。

它们的相对比例数据，在国民党高官中为2.28，2006年在名牌大学教授中为1.88，在董事会长中为1.62，在中央政府官员中为1.46。如果13个姓氏的精英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平均水平，那么这些数字应该是在1左右。

因此，我们可以说，13个清朝“贵族”姓氏的后代，他们今天在中国精英群里的比例，仍然要比普通人更高。克拉克结合了对养子、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即前文所说的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的研究，证明了他的观点：你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精英，并停留在较高的社会阶级，主要是由你的基因决定，而且这种基因可以持续很多代——很显然中国也符合这个规律。

克拉克的这些结论确实具有颠覆性，而且让人不禁怀疑，难道说“个人奋斗”就没有什么作用吗？难道“努力”真的比不上“天分”重要吗。

针对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解释的：成功确实依赖于个人奋斗，只不过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努力奋斗，也是由基因决定的。奋斗的特质包括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分，专注投入的热情，以及战胜失败的能力等因素，这些因素也都跟遗传有关。也就是应了那句常见的话：努力比天分更重要，但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天分。

乔布斯与他的叙利亚家族

我们用史蒂夫·乔布斯的经历来分析了克拉克的理论，即人的成功是跟基因相关性更大，还是成长环境更大。

乔布斯和他的生父

追随乔布斯的生父阿卜杜拉法塔赫（Abdulfattah Jandali）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了一个叙利亚名门望族的国际化足迹，这个家族，起源于大马士革的伊斯兰世界，却对国际政治有一定影响力。乔布斯虽然没有跟亲生父亲相认过，却在无形中受“基因之手”的影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范米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