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酒馆老板，和他所在的鼓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阳少，编辑&顾问：郭玉洁，头图来自：黑姨

他先是一个互联网创业者，才是一个鼓楼青年；还是，先是一个鼓楼青年，才是一个互联网创业者？他试图将这两个身份融合在一起，但总有一个会占据更深的底色。

野酒

5 月，鼓楼东大街黑得特别早。7 点半刚一过，作为核酸检测点的钟鼓楼广场，只剩下蓝色的帐篷，一排接一排的围栏。狭窄的方家胡同几乎成了停车场。当两辆车迎面相向时，路过的大爷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嘿，保底十分钟起在这儿耗着。”

由于北京暂停堂食，路上人很少，唯独安定门内大街上的跳海酒馆门口，买完酒的客人迟迟不走，就地喝酒聊天，调酒师只好让大家站得分散一点。

这家酒馆尚未正式开张，招牌还没有挂上，从门口能看见屋内毛坯房一般的墙面与天花板，打酒桶被随意地放在走廊上。尽管如此，它却已经很有人气了。早些时候我就在朋友圈看到，跳海策划了好几场“喝野酒”的活动，从天桥到草地，组织大家用生活中的“非必要”物件与词句现场作诗。

几天后，我在跳海酒馆三楼的露台见到了老板梁优。他喜欢别人叫他“二狗”，因为他有两只狗。他给人一种直率的亲和力，眼镜底下总是带着笑容，但也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当下某些事情的愤懑。

梁优的目标是“走出鼓楼”。在过去一年，“跳海”在广州、重庆、深圳分别开设了门店，今年又计划登陆上海、杭州与成都。可是，在北京的两家门店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后海的“北一跳”如今还被封着铁皮；堂食才刚刚恢复，但天堂超市酒吧的疫情，让原本要在 6 月 11 日试营业的“北二跳”不得不再度延迟。

幸好，“北二跳”这个 300 多平的三层复合空间内，除了精酿酒吧，还有梁优的几位合伙人开的咖啡店、关东煮、鸡尾酒吧和古着店，非酒精的业态陆续开始营业，他也在朋友圈里帮忙吆喝着：“四舍五入也算是营业了。”

他尽可能保持着张扬的乐观。之前，他还在朋友圈呼吁同行，不要怪罪天堂超市和当晚去到那里的酒客，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

梁优的语速很快，富有能量，说话的时候快速抖着腿，好像连续抽动的打气筒。他用自洽的因果链，向我讲述了从大学休学，互联网连续创业，再到后来创办跳海酒馆的经历。作为创业者的梁优，和作为鼓楼青年的二狗，在某个节点交汇，但又彼此产生着张力，他试图用“酒馆老板”这一身份将二者融在一起，但总有一个占据了更深的底色。

钟鼓楼广场©郝汉

反抗

整个青春期，他都在试图摆脱父亲。父子俩在同一所高中，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年级主任。作为年级主任，父亲需要树立榜样，儿子就是最好的对象。学习成绩稳居年级第一的梁优不太让他操心，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不那么令人放心。梁优谈了一个女朋友，但很快被父亲发现，最终他不仅被学校警告，还追加了一个月的停课处罚。父亲甚至申请了一个人人网的账号，将梁优的好友挨个加遍，防止他“交友不慎”。

高中毕业后，梁优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在独自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他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流下了决绝的眼泪。垂涎自由已久的他，相信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回到家乡。

三年后，按照正常的轨迹，他应该要准备 9 月份的司法考试，拿到律师从业资格。但是梁优没有太大的信心，法考很难，即使是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顶尖法学院，也有五分之一的概率无法通过。更何况一年前，出于兴趣自学成材的父亲竟然通过了法考，这对他来说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考过了，我跟你一样；考不过，我还更傻X。”

当时，另一个机会找上了他。他是学校自行车协会会长，曾经带领社团骑行了甘南川北线（兰州-成都）和海南环岛，还因为拉赞助和奥美这样的 4A 广告公司打上了交道，在圈内小有名气。因此，有人邀请他做一个项目，从天津骑行到拉萨，由媒体全额赞助。

骑行和法考的时间是冲突的。梁优说：“我甚至计划白天骑车，晚上在帐篷里挑灯读书备考，最后去拉萨考试，一查才发现，拉萨还真有考点！”

一番纠结后，他放弃了这次骑行，也放弃了法考，他不想两条腿同时踩在自己想走的路和主流既定的期许上。最终，他决定休学一年，先独自出去骑车静一静，再通过自己在骑行圈内积累的资源和运营社团的经验，一边骑车，一边靠举办赛事赚钱。

无疑，父亲对他的决定感到震怒：“培养你这么多年，有些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一番争吵后，两人达成“共识”：微信彼此拉黑，并停止供给生活费。

摆脱父亲的代价，就意味着尽快学会自力更生。还好，在那个节点，机会并不难找，校园里弥漫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

2014 年 12 月，教育部在《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各高校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同时“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半年后，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还增加了“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的意见。

这意味着即使创业失败，梁优也能继续回学校拿学位。他从甘肃张掖一路骑行到青海格尔木，回到北京之后，和朋友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些高校间的社团比赛。这些比赛通常由当地政府出资，梁优负责“攒局”。他还联系到了哈佛大学自行车队的选手，来福建德化参加比赛，并结合“哈佛学子进校园”这样的活动，提升当地的国际化形象。

“他们其实也相当于免费来中国玩一趟，白天骑完车，晚上就去学校宣讲。我就在中间赚点钱，慢慢就能靠自己生活了。”

之后，梁优被一家彼时颇有前景的共享单车公司看中，挖去负责用户增长，成为了他们的第 5 号员工。当他看到只比自己大四岁的老板已拿到百万美金的投资，油然生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

2015 年 5 月，他向学校申请继续休学一年，和两位朋友组建了一家 O2O 亲子游公司。或许是因为看到儿子作为青年创业者出现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父亲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半年的冷战。

鼓楼

创业期间，梁优住在回龙观，公司在望京。这是一条属于互联网从业者的通勤线，熙熙攘攘中的人们，相信自己是工作的主人，努力就能得到应许的回报。

但一到周末，梁优就会去鼓楼一带“吸取养分”。他热爱摇滚乐和土谣，是某李姓音乐人最早的那批粉丝之一。他经常去的 Livehouse 麻雀瓦舍位于双井，演出结束后，会有免费大巴专线把歌迷和乐手们送到鼓楼。这条专线的名字叫 After Party。

鼓楼的酒馆和夜市承接了北京大部分演出的 After Party ，同时，这里也有像愚公移山、Mao和 School 这样的 Livehouse。那时鼓楼的夜晚总是亮着灯，放着音乐，众声喧哗。

梁优常去的酒馆是 sos ，“救命”小酒馆。sos 的房子很破，用老板王子衡的话说是“三等民工房”，王子衡在大学期间组了一支乐队，毕业后在国企干了半年，辞职弄起了小酒馆。梁优一般快天亮了才过去，“那地方特别野，属于 after party  的 after party ”。

sos 就像鼓楼青年的庇护所，门开着，没太多欲望也没太多诉求。调酒师小健有将近半年时间都住在酒馆里，后来 sos 关门时，王子衡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引用小健的话说：“这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才会来的地方。我喜欢这些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经常出现在 sos 的还有大豆，自称是个“不自由撰稿人”，因为她有全职的工作。她和梁优当时是很好的朋友，晚上他们常在各个 Livehouse 和酒馆偶遇。

大豆说，梁优在喝酒的时候，总爱问别人“你有什么理想？”——来自望京的灵魂拷问，却遇上了鼓楼的虚无主义式回答：“我希望我存在了和没存在过一样。”于是他之后便通过“问八字”的方式，回避了“问理想”后场面的尴尬。

在研究了一阵子算命相关的书籍后，梁优发现，书上说的好命，通常指的是生活平稳，子孙满堂。但这并不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好命，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更喜欢折腾，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

有一次，在 sos ，有个女孩让梁优帮忙看紫微星十二宫，女孩关心地问自己的迁移宫如何。他说迁移宫不用看，因为没有漂泊命你不会来北京。

那时的鼓楼像一个小社区，每当演出结束后，他们就从一个酒馆走到下一个，路上都是熟悉的人，东喝一杯酒，西搭一句话，度过一个个漫无目的的夜晚。

梁优常去的另一酒馆是位于方家胡同的 el nido。老板来自河北，最早来北京卖菜，后来在菜摊里放了一个冰柜，顺道卖啤酒，一开始卖大绿棒子，后来发现进口啤酒的生意更好，便慢慢做起了精酿。后来又开了与 el nido 一树之隔的 Fang Bar，专攻鸡尾酒。

el nido 有着全北京最好的精酿之一，价格自然也不便宜。正在创业的梁优口袋里其实没什么钱，喝酒一般都是刷信用卡。他和一个叫罗曦的 bartender 达成了默契：当天喝完酒不用给钱，等第二天酒醒了再凑好转账给他。“这是鼓楼对我们这种年轻人的宽容”，他说。

这种宽容不仅仅面向梁优这样的酒客。在和方家胡同平行的交道口北三条上曾有家云南菜饭馆“米店”，老板米糕告诉我，相比北边的五道营和更靠南的南锣鼓巷，方家胡同的商业氛围没有那么“直接和规整”，租金也便宜得多。店主和本地居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彼此常常互通有无。有一次，米店停水了，她就提着桶来附近的小卖部接水，店里的可乐、雪碧和啤酒，也是从这家小卖部进货。

方家胡同曾是鼓楼最热闹的一条胡同。从东侧的雍和宫大街到西侧的安定门内大街，将近一公里的胡同遍布着酒吧、咖啡馆、西餐厅、茶具店，还有照相馆。像梁优这样的年轻人，常常在路边喝野酒，聊天、弹吉他、打鼓，喝酒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一件事。

他曾和前一天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下来的登山者谈笑风生，也同骑着自行车从西班牙一路来到北京的青年交流心得。这些风尘仆仆的老外受惠于北京口岸 72 小时的过境免签，借机来逛一逛北京，顺便在鼓楼喝上一杯。

“你能感到那时的北京是开放、多元和杂糅的，而鼓楼的酒馆，就像地球村的毛细血管，承载了这一切。”

拆除

2017年七月，方家胡同那些沿街店铺的大门被拆除，用红砖封堵上。根据报道，需要被堵上的门共有135处。

按照官方文件的说法，这既是为了整体保护旧城，以便日后恢复古都风貌，也是为了响应胡同里的居民长久以来的投诉与抱怨。沿街的酒吧开到深夜，音乐和喝醉酒的酒客常常扰民，乱扔垃圾和乱停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很多店主选择了离开。米糕当时正处于休息阶段，她的米店前一年房租到期，还没有找到新的店铺，她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得知了方家胡同被整治的消息，“感觉就是家没了，只有一个朋友的店在还那里，其他都封的封，走的走。”

el nido 也不能幸免。大门被封上的前一晚，梁优和一帮常客在酒馆喝“最后一杯酒”，他感到头上笼罩着一股“长夜将至”的氛围：“那些门就这样被堵上了，没有余地，不加掩饰，你现在都能看到封堵的痕迹。”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从那时起学会了和熟悉的东西告别。”

告别是一个接一个的。先是他常去的麻雀瓦舍；接着在 2017 年底，sos 也关门了。2019 年，位于张自忠路段祺瑞政府旧址的愚公移山宣布关闭；同年四月，他的偶像也在一瞬间，消失于国内所有音乐客户端上，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跳海

在梁优和熟悉的鼓楼告别的同时，他也进入了“互联网经济的下半场”。

他的创业项目敌不过行业巨头，被换股收购。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黑天鹅”后，最初估值的几千万变成了躺在老虎证券账户里的十万股票。作为股东，如果他要卖出去还需要交百分之二三十的税和手续费，最终到手也不过几万元。

在他看来，此时互联网既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不那么“摇滚”了。那个不讲究出身，看起来人人平等但也充满了泡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家开始论资排辈，谈论你是阿里P几出身，又或者是否曾经拿过红杉的钱，跟你产品做得好不好没有太大关系。大厂越来越像是互联网的代名词，你做一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被他们收购，然后选边站。就像你杜兰特打得再好，到头来也不是加盟了勇士，那当初的对抗又是为了什么？”

身边的朋友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互联网行业，有人听从父母的建议，回老家进入体制内，很快结婚。从 2018 年的夏天到 2019 年的夏天，梁优听到太多这样的故事，他也开始犹豫自己是否也要做出退守一步的选择。

此时，朋友随易在家里弄起了小酒馆，每周只营业两天，靠着有趣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渴望社交的年轻人。于是梁优也往自己胡同里的家运了三个装生啤的酒桶，只在周五晚上营业。他在这里放映电影《海盗电台》和偶像的演唱会，也会邀请朋友来这里做旅行后的分享。

酒馆成了他的副业，他试图在这里找回一点当初混迹鼓楼时的感受：重要的不是喝酒，而是人们的聚集、聊天与活动。比起互联网创业，这门生意不大，但卖一杯酒，赚一杯酒的钱，让他感觉踏实许多。

胡同有天然的优势：接地气儿、自带露台，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惹到隔壁的邻居。聚集在梁优家里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30 平米的平房常常挤着七八十人。这是胡同里永恒的矛盾体：10 点就要入睡的大爷大妈，自然无法接受隔壁此时才刚刚准备入场热身的年轻人。

他那时还没学会如何与胡同里的老北京打交道，直到今天，他也没能领悟这其中的全部窍门。在一次又一次的被举报后，梁优找了三个合伙人，在西城北官房胡同开了第一家跳海酒馆。

和房东签下合同的那天晚上，喝多了的梁优突然对着后海纵身一跃，他说在那一瞬间想到了吞枪自尽的科特·柯本，但是后海的水只恰好漫过胸膛。他感到小腿有些抽筋，无力爬上岸，最后被路过的保安拉了上来。因为这个经历，他给酒吧取名“跳海”。

那个夏天，他又带着朋友和酒客陆续跳了十几次，有时是后海，有时是地安门东大街的玉河。到后来这成了他们每年都会进行的仪式。

跳海是危险的，同时也是安全的。

符号

大豆感觉作为酒馆老板的梁优，和过去跟她一起在鼓楼喝野酒的二狗相比，“基本上变了一个人”。

当他开始把跳海酒馆当作一份事业做下去，就和他在过去那些创业项目中所经历的一样，要面临失去、拥有、扩张和再度失去的可能，在大豆眼中，二狗慢慢失去了那种松弛、活力与激情。

“他开始经常跟我说，感觉自己老了。”

梁优喜欢 el nido，但不想把跳海做成下一个 el nido。el nido 看重的是啤酒的品质，但跳海看重的是下酒的场景。

el nido 离开方家胡同后，来到了相隔一条安定门内大街的朗家胡同，有一次，梁优坐在这里跟大豆说，在北京开一家最牛逼的酒馆也就这样了。大豆推测：“他（梁优）想做的肯定不止这么大。”

在 2020 年疫情期间，梁优和随易等酒吧老板四处串店，在 el nido 喝高了的他，突然大声说：“这帮老炮儿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当时刚刚签下新店房屋合同的跳海酒馆（此前西城北官房胡同的第一家跳海，则因隔壁邻居的举报后关闭），正在通过直播和外卖疯狂自救，攒下了一波又一波的订单与人气，而彼时鼓楼的酒馆老板，还没有人太习惯用外卖这种方式来卖酒。

也许是因为在鼓楼一带开店所特有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又或许是对自己当初赶上的那股互联网创业的风口念念不忘，梁优对跳海有着更多的期待，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鼓楼的酒馆老板。

他将跳海形容为“武侠小说里的酒馆”，人们在这里交换信息，广结天下好友，发布英雄帖。跳海不光能吸引一部分文艺青年，还慢慢成为了北京著名的区块链“窝点”，有时门口席地而坐的人，或许各个都有着估值过亿的身家。

梁优和他们谈论着 web 3.0，期待去中心化的技术会带来下一个“公平”的起点。这样的对话不仅发生在中关村、望京和三里屯，现在也发生在鼓楼。

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他将自救和扩张视为一体两面的事情。他也希望通过扩张，让过去滋养了他的鼓楼被部分延续下来，尽管他清楚，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不可避免会被稀释。

每家跳海酒馆墙壁上都会贴着“格林威治嬉皮研究公社”的贴纸，上面写着来自《猜火车》的那句著名台词“去他妈的电视机”，又或者是“五月风暴”中巴黎校园里的标语“让想象力夺权”；还有设计师黄河山在《野生设计》中创立的那种土里土气的字体。而在广州跳海店有一个浴缸，里面有许多一碰就会“ bling bling ”闪烁的小球，如今成为了广州一个知名的网红打卡点。

这些元素都来自他过去在鼓楼各个小酒馆里浸泡后的记忆，以及在每个叛逆时代由青年凝结而成的呐喊。而它们如今成了伴随扩张后必然会出现的复制品。作为打卡的背景板，拍照的人不需要知道这段话的具体语境，只需要和它一同出现即可。

同样的逻辑可以应用到所有被抽取了符号的亚文化，从摇滚、嘻哈，再到涂鸦和滑板。

但在大豆看来，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去提及‘鼓楼青年’、‘鼓楼亚文化’这样的专有名词，鼓楼其实已经消失了。

“比方说，大家都说重庆很魔幻。我去了重庆之后，看重庆到处都在把魔幻当成标签去打造，所以我觉得重庆一点儿都不魔幻。我们当年天天在路边喝野酒，喝了也就喝了，但在今天这事儿却变成了一种‘反抗’”。

“不过话说回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鼓楼，可能更早那批人，也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规矩、太消费主义了。”

北二跳 ©黑姨

偶像

第二次见到梁优的时候，他正坐在北二跳一楼尽头房间的吧台，开线上会议，嘴里不时蹦出“转化率”、“OKR”、“Q2Q3”等词汇。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跟“北二跳”的负责人、纹着大花臂的疼老板说，等等总结一下上周的营收数据，然后坐到了我的对面。

在我们的左手边，两个台湾朋友正讨论狗和零碎的感情过往，右边桌的女生对着 IPad，笑眯眯地比划着手语。客人们喝着咖啡和其他软饮，但不能喝酒。

谈及北京这两家店的遭遇，梁优形容自己像“五行山下的孙悟空”，空有一身力气，却被强大的外力压得喘不过气。

以往，面对这种压制性的阻力，他总是习惯性地会产生反抗的意图。反抗的介质是自行车、摇滚乐、创业，现在是这家酒馆，但这一次，他感到了少有的疲惫，“谁不想开一个单纯只有表达的酒馆或者唱片店呢？过去只靠表达就能够让身边的人过得不错，但现在逼着每个人要绞尽脑汁才能活下去。这些酒馆老板当初谁会想着要做外卖？一个让人相聚和聊天的空间，它就不是用来做外卖的！”

梁优很怀念在鼓楼喝野酒的日子，也总是想起偶像在工体的演唱会。

那是 2015 年 6 月 28 日，作为一个既无背景也无关系的独立音乐人，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调音、灯光和舞台设计，绕过了唱片公司和传统演出公司，依靠互联网音乐人服务平台发起的众筹，最后在工体这样的中国摇滚殿堂举办演出。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向现场的观众说：

“多年来和朋友搞音乐，但家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此今天将我们的家人请到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从事的工作。这个工作和其他行业比既不高贵也不下作。人活一辈子，如果不能和爱的人在一起，不能做喜欢的事情，肯定不幸福。”

22 岁的梁优站在台下，浑身战栗。

对于刚刚申请继续休学一年的他，这段话像是迟来的肯定。现场爆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让他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正在向所有人展开。

*感谢随易、郭小寒、王戈对此文的支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阳少，编辑&顾问：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