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了花园洋房的我们家，没有实现阶层跨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崔子璇，编辑：唐糖，头图来自：《安娜》

我做不了满分的女儿，也很难要求他们能做满分的父母。父母给了我远优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我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

我家位于一座中部省会城市。2000年，家里买了第一套房，在小高层的5楼，100平出头的“大两室”，南北通透。房子总价13万左右，这对于我出身农村的父母来说，尚能够承受。

我生于1999年，妹妹隔年出生。这套老房子算是我俩盛放童年的小天地，小区只有3排楼房，物业的办事处就建在我家楼下，旁边就是我们和院子里小孩最常嬉闹的绿化区，围着冬青和扎人的月季。

那时私家车尚未在这个城市普及，每扇单元门旁都停满了自行车。等我上了幼儿园，小区里鸣笛的声音也多了起来，那些曾被推到地下仓室小心呵护的电动自行车就落伍了，绿化区旁的空地也随之拥挤起来。父亲那时也开回了一辆公司配给的小轿车，每天把它停进两辆车之间的缝隙，就像我在手机里玩过的俄罗斯方块一样。但跟游戏里的方块不同的是，摆放整齐后，它没有消失，反是在那里安了家。那一刻，我有来自虚荣心的欣喜，也有淡淡的忧伤——这些四轮钢铁巨物，永远占据了我曾拉着风筝线来回奔跑的空间。

学畜牧出身的父亲，工作主要是销售兽药饲料。他的大客户们都藏在鸡鸭牛猪的棚舍之间，藏在乡间小路才能抵达的厂房里。有了车后，父亲开展业务更加方便，跑市区周边的乡县也愈发勤快。母亲是中职学校的文职人员，以前要骑着电动车争分夺秒地赶去学校，如今也可以蹭丈夫的顺风车了。

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也愈发红火起来。有次父亲出门回来，高兴地对母亲说：“现在知道我开车，客户也不劝酒了，谈完事就能回来陪我的三个大宝贝！”

随后几年，城市发展迅猛，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四通八达，处处都上演着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日新月异。很多人都梦想着住进视野更好的高层楼房，体验一番“手可摘星辰”的优越感。我父母亦然，随着收入提高，又考虑到我和妹妹的学业，他们也动了换房、换高层楼房的念头。

2008年5月12日，读小学二年级的我，突然被要求去操场度过一个本该坐在教室上课的下午。那天，老师没有训斥我们交头接耳，也不关心我们翻花绳。回到家中，我才听新闻报道说，汶川大地震了。

带着对地震的恐慌，正在看房的父母，排除了所有高层住宅，转而看花园洋房，尤其中意底层带花园的房子——父母皆是农村出身，在城市打拼十几年，仍然饱有无尽的乡愁。对于他们来说，要是能在城市里拥有一块土地，那就是梦想照进现实。

那几个月，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看过不少花园洋房。比如距离市区五十几公里的郊区，有许多打着“温泉洋房”旗号的楼盘，价格也相对低廉。但最终，母亲还是看上了一处市中心的花园洋房楼盘，“既然要买，就买个喜欢的”。

这处楼盘距离市区内最好的高中不过2公里，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不仅容纳下了综合性的三甲医院、连锁商超，甚至还涵盖了一座仍在运行K字开头列车的车站。所以，该楼盘虽价格不菲，但销售异常火爆，待我们去看房时，仅余1套顶层和1套临街的三楼，父母有些犹豫。

过了一阵，售楼部打来电话，说有套一楼的房被退掉了，上下两层，300多平。母亲听后，赶忙做了午饭，急切地要父亲下午带我们再去一次。

实地看房时，院子里那块狭长的土地堆满了建筑废料，整栋房子也不过毛坯而已，甚至连开发商所承诺的“玫瑰小径”都还只有一路杂草。我实在看不出这被尘土喧嚣所包裹的楼房与宣传单上的图片有何共同之处，但我却能从母亲的神色里看出它未来的影子——院子里即将盛放的蔷薇花，爬满木支架的葡萄藤……

也许是对一家人吃苦耐劳的自信，也许是对次贷危机过后经济复苏的看好，父母当即拍板买下这套房，160多万，首付三成。合同签订那天，父亲满面喜色，仿佛忘却了这份雀跃背后，是大半积蓄的消耗与未来30年每月5800元的负担与压力。

母亲曾讲述过一个插曲：签完购房合同后不久的一天，父亲因为业务需要，没开公司配给的小轿车，而是开了一辆公司用来拉货的破旧面包车出去办事。忙完事情后，已经是母亲下班的时间，他便去学校门口接母亲一道回家。中途，路过售楼部，母亲说想去个洗手间，却被销售人员拦住说“厕所不能用”。这一幕刚巧被一位清洁工撞到，她见过我父母前几天来签合同，急忙走来对母亲说：“能用了，能用了，刚刚维修好。”

自那之后，母亲便有了个习惯，尤其是在坐出租车时，她总会先说小区名，然后再赶忙补充上几句：“哎呀，你不知道吗？就在那个食品城后面，有片花园洋房，复式的那种。”

中国有句古话，“好马配好鞍”。甫一签订合同，母亲便紧锣密鼓地张罗起家装的事。欧式高档皮质沙发被搬进客厅，最先进的滚筒洗衣机开始轰鸣，厨房里从此有了消毒柜和净水器，卧室里也挂上了耀目的水晶灯。未开封的红酒塞满了吧台桌，被人造山水的喷泉声所围绕……院子里，不到5平米的狭长土地上，被撒下菜籽，栽上花苗，承载着“花园”亦或是“田园”的梦想。

自古以来，要想人前光鲜，必得人后受难。在这份精致背后，我见过父亲拿着房子的平面图在瓷砖店反复勾画，考虑如何用最佳的尺寸和布局达成最小的材料损耗；我也见过母亲经历多次拉锯，才最终以满意的价格买回了家具店的样品……当然，即便这样精打细算，装修也花了50多万，父母不得不因此欠下外债。

而更没想到的是，这种精打细算成了日后多年的常态。

二

经济危机虽是在2008年爆发的，但似乎却在2010年才初显端倪。那是我们搬进新房的第一年，经济整体大势的跌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碎石雨，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如闷头一棍，却又令人十足清醒。那段时光，母亲总有一句稍显迷信的口头禅：“自打咱家搬到这儿住之后，就不挣钱了。”

在实业发展尚且稳健的岁月里，对于老黄牛一样的父亲来说，“多劳多得”是成家立业的密钥。母亲说，之前每个月只要父亲拿回钱来，她总是第一时间把两个人的工资一凑，计算好一家的生活开支，扣除基本开销后，将剩余的钱全部存进银行，有时1万，有时2万，总之整存整取，全部死期。看着银行卡上一点点变多的数字，她心里就踏实。

买房、装修掏空存款后，市场的动荡又让父亲收入失去了稳定和丰厚。原本以为每月5800元的房贷，在蒸蒸日上的生活进程中会变得微不足道，没想到，它却如一柄暗剑戳破了母亲对收支平衡的幻想。当然，也不是“不挣钱了”，而是除房贷之外，还得还债，加之我和妹妹升学、物价的上涨、文娱消费的提高等等，家里的支出一路看涨。这样一来，每月能拿去储蓄的钱所剩无几，甚至是负数。

于是，曾在银行工作人员极力游说下才勉强办了一张信用卡的父亲，不得不主动奔走于各大银行，以申请更多的信用卡，用于资金周转。每当从超市推着购物车走向收银台时，母亲总会在付款前先询问父亲一句：“今天刷哪张卡？过了银行规定的还款日没有？”就类似于如今的“花呗”，每个月的10日，刷10号还款的卡是最划算的——还款的周期可以拉满到整整30天，充分发挥它资金周转的价值。当然，那段时日，我们一家去超市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许多，用母亲的话说，逛超市就很容易买一些原本不需要的东西。

母亲也不再按部就班地完成学校的工作，为了分担家里经济上的压力。她暑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家陪我们姐俩了，而是投入到学校的招生工作，常常连着几天奔波在周边的乡镇，坐在家家户户的炕头上、板凳上，拿着一张花花绿绿的招生简章，磨破嘴皮，说干口水，草草吃着一份盒饭，用辛劳换取一笔可观的招生提成。

起初我也喜欢新房子。楼上的花园里不仅种着我爱吃的草莓，还搭着葡萄架。楼下的山水景观里养着上百条锦鲤，学习倦怠时，我可以坐在藤编的秋千上看喷水，也可以偷偷拎着一根绳钓鱼找乐子。在宽敞的大房子里，我不仅拥有了更大的自己的空间，也拥有了更多能觅得的乐趣。

然而，步入初中后，青春期开始牵动我敏感的神经，很长时间里，我都羞于提及自己住在300多平花园洋房里。

每次发生争吵时，母亲总会口不择言地说一句：“你们同学家谁像咱们家这样，让你们住这么大的房子，还一人一个屋，人家条件不好的，不照样考得不错！”

这套房仿佛变成了一个标签，成了衡量许多事情的唯一标尺。母亲以为用一套房子就实现了阶级的跨越，而处于青春期的我却觉得，我们全家都成了房子的奴隶。父母为了供养它而负债奔波，而我则为了配上它而拼命伪装，陷于思维矛盾的水火，让我常常想要远离。

从装修开始，我就知道小区里住的人非富即贵，到处都是穿名牌、开跑车的邻居，甚至听闻连副市长也住在小区里。后来我发现这个小区入住率并不高，每到中午，饭菜飘香的人家也不过寥寥几户——对于许多在此买房的人来说，这里不过是回国时的一处落脚，又或者只是多处房产中的一份投资。有次中午放学回家，我骑着车子刚到小区门口，就听见前面那个骑着变速车的男孩正在对保安大叔说：“我爸妈还在国外呢，过两天才回来。”

与富邻们不同的是，这个房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都是质朴的，吃饱穿暖就好，不要追求名牌，不要追求任何奢侈品。我们一家的打扮依然质朴，就显得与周遭有些“格格不入”。  

在学校，我最不愿回答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家住哪里”，另一个是“你穿的运动鞋是什么牌子”。我穿着几十块的地摊货，却住在上百万的洋房里，这种认知上的矛盾让我异常“撕裂”。一方面，我因着家教对物质的虚荣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深陷于追逐物质虚荣的不自洽中，偏执而天真地用当下的生活水平来考究住房的价值，厌弃它所带来的那种所谓的“体面”，蒙蔽了父母对整个社会的判断。

在那几年里，我反复追问自己：“除了这套房，我们还有什么？”

当然，这种不自洽的虚荣，我未曾和任何人提起，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想法是“可耻”的，是对父母的苛求。

这隐藏在我心底的矛盾，有过一次正面爆发。那是临近体育中考，老师建议买一双好一点的、轻便些的鞋子，辅助我们跑得更快、跳得更远。其实，我深知鞋子并不是成绩的决定因素，但我还是找到了由头，在同学们都在讨论是买耐克还是阿迪时，我也理直气壮地回家传达了老师的“建议”。 

我以为我会就此拥有一双名牌鞋，但母亲却把我带到了鸿星尔克的专卖店。我任性地说每一双试的鞋都不舒服，“这样的鞋不是好鞋子”。最后，母亲发怒了，只撂下一句“爱买不买”。最终，我依旧没得到因“虚荣”而求取的礼物，只能捧着一双鸿星尔克的新鞋回到洋房里，委屈得无以复加。躲在被窝里，我抹着眼泪想：若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住在童年的小房子里，兴许家里也有多余的钱让我穿跟同学们差不多的鞋子吧？

体育中考那天，班里只有两个女生得到了满分，一个是穿鸿星尔克的我，一个是穿耐克的同学。当我们一起瘫倒在终点线的垫子上时，她感激地说，“多亏你跑得快，不然我就算咬紧你的步伐，也拿不到满分的。”

看着她满眼真诚，完全没因为我的鞋是不是名牌而有任何异样表现。那一刻，扎在我心上“虚荣”的刺，有了松动的迹象。但看着父母依然为了房贷奔忙，我头顶上仍然悬着乌云，生怕经济的压力把我们整个家压垮了。

三

2015年，我读高二时，家里准备卖第一套房。那是本市房价涨得最凶狠的几年，二手房市场也跟着火热。然而，用姑姑的话来说，那时二手房市场上，最吃香的当属两室一厅的小户型，其次便是三室一厅的大户型，像我们家旧房子那种两室一厅的大户型，实在是低不成、高不就，很难出手。但母亲实在是不愿房子闲置白掏许多物业费与取暖费，也不愿意招惹一批租客糟蹋了房子的基础装修，还是与中介签了限时卖房的合同。

老房子最终以81万的价格出手，每平不到8000元，虽略低于市价，但与十几年前买房时相比，已翻了近7倍。我很开心，天真地以为卖房得来的钱会直接全部用以还款，一并挥去长久以来压在我头顶的阴霾，将身处房贷牢笼中的我们拯救出来。

然而，卖房的钱，父亲没有直接用来提前还款，也没有用作流动资金，而是全部存进银行，将其利息作为还贷和生活开销的来源之一。有了这笔钱，还款压力也小了一点，家里逐渐也没有前几年那样拮据了。

但我们还是“房奴”。毋宁是说之前五六年被房贷压迫的生活所塑造的，不如说是父母本身艰苦朴素的个性决定的，抑或是被现实本身逼迫的。人到中年的父亲，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业务员，行业整体衰落，新市场难以开拓，加剧着他的工作压力。除了房贷，家里的开销依然有增无减，眼看我和妹妹长大，父母更得“未雨绸缪”给我们攒下足够的教育资金，甚至是未来的“嫁妆”。

因此，即便卖了一套房，父母仍然不敢彻底放松。父亲积极开拓新的事业线，母亲也更加节约。自打入住，我们就发现一楼采光不好，早上卫生间里都常常是一片昏暗，需要靠开灯来照明。但这一年，母亲反而开始频繁地提及，“要少开灯，多省电”。我常常是刚把手搭在开关上，就又默默地收回去，紧接着等眼睛适应了周围的暗色，再借着天井照进卫生间的微弱日光刷牙洗漱。甚至，我还掌握了半夜起床如何在不开灯的情况下，走进卫生间里精准如厕的技艺。

2017年，我去了外地读大学。寝室有夜谈的习惯，有次，我坦诚地说起自己家的房子，也说起贷款以及我初高中时期各种矛盾的表现。令我没想到的是，室友的回应是分享了一个她的故事，一个与我完全相反却又无比相似的故事。

“你是怕别人说‘原来你家住这么好的房子啊？’，而我是怕别人来到我家会觉得‘原来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

她说自己从来不敢邀请同学们来家里玩，因为在那堆满杂物逼仄的小房子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落脚，又能让同学坐在哪里呢？她说她很羡慕我，“至少，你有自己的空间”。

在室友的羡慕中，我陡然生出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回望青春期的自己，我的确有自己的空间，但那些因房子而生出失望、失落也是真实的。那些“虚荣”，其实是一种极度渴望得到认同、融入群体时的表征，让我误把奢侈品当作是社交的“必需品”、敲门砖。父母观念不同，又困于生活，未能及时发现、疏导，我当时也没有积极沟通，或许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但就像我做不了满分的女儿，我也很难要求他们能做满分的父母。父母给了我远优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我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想到这些，我释怀了许多。那以后，我在大学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有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知晓只要自己优秀，真诚相处，不需要名牌，依然能闪闪发光。父母念及我在外地，更是多了照拂和惦念，每月打给我的生活费只多不少，甚至每到月末，父亲都会主动提起要不要早些给我汇钱。

我鲜少主动问父母要什么东西。直到我要跟学院去研学时，需要一个单反相机，才不得不给父母提起。没想到，父母认为这是必需品，很爽快就答应了。当然，我知道这笔钱完全可以买很多双名牌鞋。

那一刻，我似乎是理解父母了。因为出身和打拼经历，他们一直奉行一套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似乎和花园洋房的幻梦有所错位，但却是他们尽全力打造的一个足够踏实、安定的家。身处其中的我，也一直被他们用这套价值观爱着。

四

2020年因为疫情，我长居在家。

有天，母亲心血来潮，提议要对家里进行改造。我环顾四周，才发现这套花园洋房早没了最初的模样。

当初装修时为了美观，母亲要求施工队在各瓷砖之间都留了缝，然后又用白色的胶进行了填充，如今白缝变黑，藏满了厚厚的生活污垢。原本买来打算用于毛巾消毒的消毒柜，到现在连电源都没插过，一直独自留守楼下的角落，装着我与妹妹的档案以及父亲年轻时所集的邮票。

楼下的人造山水池早就抽干了水，不再有喷泉涌动。因为装修规划时，谁也没能想到一楼的泛潮会严重到必须尽可能保持干燥才不会让墙皮脱落的地步。许多装饰性的灯具也被收进了储物间，就连当年功能性最强的木质花架也被堆在阳台的一侧，成了各种腌菜瓦罐的支撑。

这些年来，居住的需求最终取代了乔迁时的欣喜，显示出了那些生活之外的冗余。装修时曾一度得到母亲关注的精致细节，如今成了屋檐之下最为繁重的负担。宽阔的客厅，已经是跟最初记忆里完全不同的拥挤，曾经光洁的油烟机也沾满油污……母亲喜欢这套房子带来的体面，但是无论是经济所限，还是囿于理念、审美趣味，她舍不得像其他某些邻居那样，常常请钟点工或保姆来维护这套房子的体面。

母亲在饭桌上说：“如果真的有什么大灾大难，咱楼下就是最安全的，就像防空洞一样，多安定。”说完，笑着环顾四周，眼神中充满着安定与满足。

我接过话头：“也是，如果说疫情一直没有好转，我们就赶快去买点花盆和种子，挖一筐土回来，自己种菜吃，自给自足，永远都饿不死。”

我卧室阳台的角落里，错落地摆着母亲腌制的两罐大蒜和一瓶用醋泡的姜片，落地窗前还囤积着一地的柴米油盐。与卧室一墙之隔的厨房，还有两台塞满了冻品的冰箱在夜夜轰鸣。在外面院子里，父亲将废弃的浴缸装满了黑色的泥土，又把不常用的羽毛球拍等距架设在土壤上面作为支架，最后将覆盖在其上的塑料布用绳子捆扎出了农家大棚的样子。初春的冷空气与简易菜棚里的哈气交相呼应，映照出初吐新绿的菜苗。

这副光景和我年少时所期待的洋房生活格格不入，但它却让一家人足够踏实。

我顺势问父亲，会不会后悔将自己后半生的悠闲都搭上，买了这样大的一套房。 

“不后悔。”父亲说得很干脆，“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拥有了一套房子或是一纸户口才停止漂泊的，而是因为一个家。你和妹妹现在还年轻，你们也许会飞出去很久，飞得很远，但你们最终都会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要留给你们一个足够宽敞的家。”

我眼睛酸酸的。我当时想，或许换作是我，是不会、也不敢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一套房子上去过一段拮据而充满矛盾感的生活的。在我的潜意识里，投资自己，远比投资安稳更牢靠，“铁饭碗”就像是历史名词一样。我对父亲说：“如果我赚到人生第一个50万时，我很大概率不会去付一套房子的首付，而是会全部拿出来用于留学。”

父亲笑笑表示，我对房子的这份“不汲汲于求”是因为还没有建立家庭，没有养育后代，仍身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理想状态中，甚至可以说，“我们这套房产亦给了你兜底的余地——大不了回家住，同样有自己的空间”。

我哑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去年毕业前夕，我给上一级的学姐打电话问：“大城市和家乡，我该选哪一个？”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告诉我，年轻时要想10年后的事。她说，去到一座你喜欢的大城市，拿到户口要5年，凑够人生第一套房的首付或许要10年，等你有了孩子，去哪里上学、户口是不是已经落好，这些都是问题。年少时对梦想一腔热血的追求，或许会成为你中年危机时最有压力的一笔。

挂掉电话，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我曾经拼命想逃离的省会城市，也曾是父母眼里最繁华的存在。他们也是追梦人，拼尽全力，顶住压力，才为我和妹妹留下一份唾手可得的稳定，一条足够安全的后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崔子璇，编辑：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