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死于热射病，是一个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ID：HealthInsight），作者：韦晓宁，原文标题：《多人死于热射病的背后，不只是穿不穿防护服的问题》，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创下高温纪录的夏天。

济南，气温在6月就达到了40摄氏度，这是近71年历史同期第2位高值；湖南在7月10日一天就发布了99条高温预警；随后，上海的徐家汇气象台再次测到了1873年以来的最高值……

在江西，护士谢春华身着防护服在38℃高温天气里进行核酸采样时晕倒；

在西安，一位建筑工人因热射病不治身亡；

在广州，一名快递员患上热射病昏迷一个多月未醒；

在自贡，环卫工人忽然晕倒心脏骤停被诊断为热射病；

在浙江，一位车间工人因热射病多器官衰竭死亡……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的出现，最近数十年来，国际上正倾向于认为，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中国，热射病，因其受害者一直是体力劳动者、贫困人群而长期不为人所知。

直到撞上了新冠疫情，极端的高温中，这种病死率比新冠病死率高数百倍的疾病——热射病，随着身着防护服的医务工作者的倒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是一种凶险的疾病，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下简称《专家共识》）中曾提到：热射病的发病率和危害性可能远超预期。

在《专家共识》中，热射病被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

前者主要针对老弱病残，在国外的统计中，人群发病率为（17.6~26.5）/10万，ICU病死率超过60%。

后者对健康年轻人的威胁最大，主要针对的是以建筑工人、消防员、军人、运动员等户外体力劳动者，合并低血压时病死率超过30%，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度体力活动是导致劳力型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这些室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是热射病面前最为脆弱的人群。

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筑工人，在日本一项1989~2000年的统计中，建筑工人中暑人数占全行业中暑人数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还达到了70%。

而在中国，构成建筑工人主力的农民工，也成了受到热射病危害最严重的人群。

重庆大学2010年的一篇硕士论文“高温下建筑施工健康安全管理与成熟度评价”中，列举了当年的数起工地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在宁波的第二医院，“最近数天内，已抢救了4名严重中暑的民工，其中的3名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死亡”。“2010年7月30到8月1日，济南因高温出现多名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8人因抢救无效离世，大多为环卫工人、农民工”……

而在上海浦东新区经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一项关于2013~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高温中暑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提到，重症中暑者中热射病占比为55.9%。

而今年的热浪还远未结束，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柳艳香研究员向八点健闻介绍，在短暂的间歇过后，就在7月19日，第三轮高温热浪已经来袭，这次高温热浪也将会主要影响我国南方大部地区。而热浪的来袭，对老年人、小孩和孕妇等体质虚弱的人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以及户外工作者带来的风险尤其大。

被忽略的公卫问题，待解的“死亡诅咒”

严酷高温，撞上政策要求严格防控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疫情。这个夏天，热射病因室外作业的医务工作者不幸倒下而备受关注。

关于热射病的讨论最先被引向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否必要。

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公众号里，张文宏和他的同事们写到：包裹住全身的防护服使得汗液无法蒸发，从而不利于散热，他们呼吁：进行普通人群的采样等工作时，工作人员“不应该再鼓励或规定必须穿着’大白’”。

一位资深的感控专家同样向八点健闻指出：《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中一直提到的都是“防护服和隔离衣二选一，没有说只能选防护服”。

目前，虽然尚无国家卫健委的表态，护士晕倒两天后，南昌市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昌市室外采样人员不再穿防护服采样，而是改穿一次性隔离衣。

这看似是“新工种”工作标准尚不完善而引发的偶发事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公卫问题——高温热浪带来的死亡风险，以及相关干预系统建设的问题。

人体控温系统失效，晕厥、抽搐、全身器官衰竭……热射病是高温死亡风险最极端的体现。然而，高温带来的不仅是热射病而已，在看不见的地方，热浪下死于心血管病、肾脏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猫狗攻击的人也在变多。

2021年，一项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表在《柳叶刀-星球健康》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拥有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43个国家、750 个地区中，每年高温所致超额死亡占 0.91%，且这个数字正在上升。

也就是说，全球每100个超额死亡者里，有将近1个人是死于高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地区，高温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任何其他与天气相关的灾害，包括洪水、飓风和海啸。一项由瑞士、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2003年的欧洲热浪，曾造成了7万多人的死亡。

作为受影响尤其大的亚洲地区的国家，中国并不能从热浪的死亡诅咒里幸免。

北京大学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室发表的研究显示，2017年中国2852个县与异常热浪相关的全因死亡人数是16299人，死亡相关经济损失613.04亿元。其中上海受影响最为明显，434人死于热浪，死亡经济损失2.388亿元。

另一项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13年~2015年，中国130个区县里，热浪相关非意外总死亡风险增加15.7%，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增加22%。

尽管热浪会对生命安全造成极端危险，却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天气预报天天播，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不把热当回事。如果是热射病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心脏病爆发、猝死，那真的是不明不白的。”一位气象从业者感慨。

当热浪就在跟前，人类并非无能为力。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毕鹏参与的一项南澳州高温与工伤关系的研究指出，与高温相关的职业风险79%发生于公路和桥梁建设、浇筑混凝土施工等户外工作，建议对热浪下的此类工作加以限制。

一位曾在阿德莱德大学研究高温问题的公卫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科研-政府-行业和社区已形成良好的闭环，相关人士会在科研结论的指引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建立行业标准、提供社区服务，避免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而在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年年强调，“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等条例仍难以实现。半个月前，建筑工人王建禄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中工作9个小时后，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因热射病抢救无效去世。

有报道称，因王建禄未签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工伤。然而，需要为高温死亡负责的，也许并不只是用人单位而已。

作为一个长期存在、导致死亡风险大大增长的公共卫生问题，关于高温与生命安全，需要有部门站出来，发出更有力的警报声，帮助人们逃离一年又一年的“死亡热浪”。

上天入地的气象数据，却无法通向疾控和医疗系统

频发的热射病死亡病例，背后是缺位的高温干预系统设计。

缺的并不是气象数据和相关信息。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由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研发的“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已广泛开展，从全国到地方的新闻联播、报纸、广播、新媒体多渠道发声。

然而在行内人看来，气象局只是一个服务提供部门，并非行政机构。尽管他们的硬件齐全，气象航标布设在全国的每一个县甚至村级单位，“能准确统计从地下到外太空的数据”，健康气象科研水平也已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但能做的“也就是播一播新闻，科普一下，很快会被其他社会热点淹没”。

实际上，医学界和气象界的交叉学科“医疗气象学”“健康气象学”早已有之。在欧美发达国家，健康气象学在上世纪50年代风靡，并广泛展开了相关预报服务，到70年代已基本解答了气象条件变化与敏感性疾病的问题。而我国的健康气象服务也在80年代末起步，2010年以后流行病学和毒理学开始在健康气象领域逐渐应用，目前全国有甘肃、上海成立了人类生物气象实验室。

然而，这两个由当地气象局成立的实验室，虽然预报模型准确率较高，多数时候却仍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未大范围应用。

在气象和健康方面，掌握更高权力的话事人仍被期待着。40多度的烈日下，老人中暑，工人晕厥，核酸采样员倒下，谁来联合民政、住建、医疗等部门制定行业劳作环境标准？谁来对高温下的晕厥和死亡负责？是气象、卫健或者疾控？没有人能说清楚。

“应指定一个权威机构来协调应对热浪”，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联合发布的《热浪与健康：预警系统开发指南》建议，这个机构应负责热浪下所有人群的健康保护，包括传达信息、推迟户外活动、保证水电服务供应等。如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级卫生部是牵头机构，英国则由公共卫生署（PHE）负责。

“（负责部门）空缺状态，虚位以待。有人晕了、去世了，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一位接近气象和疾控部门人士直言。

话事人空缺，部门间的合作也缺乏动力。“部局合作交流不畅通、服务产品不精细、业务体系不健全。”内部资料显示，气象局相关部门如此形容目前我国的医疗气象服务现状。其中，部局合作指的是与疾控部门、医疗机构间沟通对话渠道不畅通，技术交流匮乏，资料难以共享。

“仅限于个别科研项目有交流，没有战略性的统筹合作。”上述人士表示，因为数据的敏感性、科研成果的归属、高温事件的责任归属等原因，气象与疾控部门之间的交流往往非常谨慎，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也以科研合作为主，业务合作很少，“科研合作也多是数据汇交和分析”。

这也导致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往往只能宽泛地面向全人群，无法与其他部门合作，针对具体地区的某些人群提出精细的建议，也无法在信息播报之外开展实际的行动。

而在日本，地方政府积极开展热屏障预警实践，如熊谷市利用30余台监测仪，对人体可能受到的热强度做出评价和预警，通过移动电话向公众传递信息；有公司研发了相关产品，输入年龄、性别、血压、排汗、身型、室内或室外的生活方式等个人信息后，可获取定制的中暑等级预测信息及预防和治疗建议。

毕鹏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当地的红十字会会登记易受高温影响的老年人，志愿者每天最多给预先登记的人打三次电话，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指导提防高温，如果电话无人接听或有人遇险将启动紧急程序。

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宋建洋等人发文称，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已经可以为不同受众提供内容专业细致、形式丰富易懂、支持互动和定制的健康气象有偿或无偿服务，而我国的健康气象服务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上述内部资料则显示，“我国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健康气象服务业务体系……缺乏自上而下的统筹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效果反馈。”

对此，上述人士表达了遗憾。“不仅各地高温，近年发生的河南暴雨、甘肃山地马拉松失温事件，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完全可以做得更多，甚至完全避免伤亡。”

但同时他也对气象部门的难处表示理解，“有时掌握了信息也没法去说，涉及到和当地的相关的沟通、协作，否则只会引起恐慌。和这些部门的沟通又需要一套流畅快速的成熟机制，否则天气一过，这些信息也没有意义了。”

“健康气象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期待气象、医疗、公卫等领域联合攻关，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柳艳香对八点健闻表示。

天气转瞬即逝，夏日终将过去，但也终将来临。这一次，因为“大白”们而更受关注的高温死亡案例能留下一些什么吗？需要明确主导方以及多部门联手的健康气象干预，历史欠账何时会补上？

参考文献： 宋建洋， 吴昊， 李蔼恂，等. 健康气象服务现状及展望[J]. 环境卫生学杂志， 2018，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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