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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6 16:45
飞将军李广,为什么拿不到“股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汪宗白,责编:施杨,题图来源:《汉武大帝》


李广自杀前的两年,即西汉元狩二年的某一天,头发花白的一代名将找到相面先生王朔,问他:“汉击匈奴以来的每一次战役,我没有不参与的,但是才智不如中流人物的那些校尉们,因军功封侯的却有几十个人,在困难面前,我从来没有落于人后,却没有尺寸之功得以封侯,是我的面相不当封侯吗?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吗?”


在《史记》里,王朔的职业被称为“望气”。“气”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重要概念,有时候也被具体化为一种先兆。比如,范增在鸿门宴上劝项羽做掉刘邦时说:“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跟匈奴缠斗了四十年的李广却没有累积到足够的功劳去拿股权,哪怕是食邑三百户的侯。


李广难封


王朔并未向李广索要出生年月日信息,这是术数家的事,他似乎又跟李广耍了一个滑头,回避了他的问题,反问:“将军自问,做过特别懊悔的事情吗?”


李广说:“我在陇西郡太守任上,曾经诱降八百个造反的羌人,并使诈同一天杀掉了他们,至今让我特别悔恨的事,只有这一件。”王朔立刻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古训杀降不祥,战国名将白起收到秦王派人送来的快递,看到是一把宝剑后,发懵很久,他也把被赐死的命运归咎于曾经坑杀过长平降卒,得罪了上天。


李广开始怀疑是自己的“气”出了问题,他是来找王朔求化解的。问题很难回答,很容易把王朔自己卷进去,无论王朔是否真的懂得望气。不过,王朔用这样一个问答,就把李广打发走了。


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李广难封”,这四字寄托了古今怀才不遇者的很多情绪。在古代,俸禄是工资,爵位类似期权,是可以传给子孙的。连很多校尉,包括一些他曾经的部下,都因可以计量的战功封侯,分到了“股票”。


身为将军,跟匈奴缠斗了四十年的李广却没有累积到足够的功劳去拿股权,哪怕是食邑三百户的侯呢,他自然极其郁闷,只能归咎于命运。连皇帝也认为是李广命不好。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刘彻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击匈奴,李广数次请战,皇帝都说因为他年老,不同意他出征,“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大军出塞之后,捕获了一个匈奴人,得到了匈奴单于牙帐的“坐标”。卫青决定亲自带领精兵往北直接面对单于,命李广与右将军合兵往东走,迂回合击单于。李广不乐意,说自己本来就是前将军,而且从20岁开始就和匈奴作战,今天才有了和匈奴单于面对面的机会,所以“臣愿居前,先和单于玩命”。而大将军卫青也有汉武帝私下的指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数奇,即命数不对称,偶数意味着对称,是好的。在汉武帝看来,李广的命数是奇的,不好的。这和望气不同,是另一种预测命运的方法,根据出生年月日时来计算,所谓八字、紫微斗数以及西洋星座都属于这类。


愤懑之极的李广不得不服从军令,带领他指挥的那一部分军队和右将军合兵东进,却在沙漠里迷了路。霍去病的人马遇到匈奴左贤王,大获全胜,卫青的队伍虽然找到了匈奴单于,然而单于一溜烟跑了,卫青没有什么斩获,只得班师向南越过沙漠,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李广和右将军。


李广先跟卫青说:“各位校尉无罪,是我自己搞错了路,我现在自己写供状,听候质问。”他回到军中,对部下说:“李广20岁起与匈奴大小打过70余战,如今有幸跟从大将军,如今有幸从大将军出塞与单于决战,而大将军又调动我们迂回,却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想和审查我的那些刀笔之吏打交道了。”


说完,拔刀自刎,一军皆哭。司马迁说:“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右将军独自下狱,被判了死刑,后花钱赎为庶民。


作为“国宝”的李广


青年李广在历史上刚出场的时 候,汉文帝目睹了他冲锋陷阵以及狩猎中与猛兽搏斗的一身本领,对他说:“可惜啊,你真是生不逢时,如果生在汉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又算什么呢?”


在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李广都是一名偶像级的军人,尤其善于骑射,《史记》记载,李广个子很高,臂膀像长臂猿一样。司马迁说,他射箭的本领也许是天生的,因为他的子孙和其他很多人跟他学习射箭,却没人比得上他。李广一生也喜欢与人拿射箭当游戏来行酒令。


李广在汉景帝时候,做过“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汉武帝时期,李广担任过右北平太守,“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司马迁还记录了他的一些琐碎事,比如他在历任太守的各郡,只要听说有虎,都会赶去亲自射杀,还曾经把一块草中石当作老虎,竟将铁镞射入石中,后来发现是石头,再射怎么也射不进去了。在右北平郡射虎,李广还被老虎击伤,最终还是射杀了那只老虎。


李广在初次担任太守的上谷郡,每天都和匈奴交战,以至于典属国公孙昆邪哭着对汉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于是皇帝把李广调往上郡做太守。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李广格斗射箭技艺已经上升为一门个人艺术,他自己也如同球王级的足球运动员一样,被朝野上下视为“国宝”了,匈奴人很多匈奴人也是他的粉丝,包括匈奴单于。


从20多岁起,李广就做上了年俸禄两千石的“省部级”的高官,要么外任做郡守,要么在朝廷担任九卿中的郎中令、卫尉等。当然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也一直停留在这个级别上,同时苦劳不少,却没有取得足以拿股权的功劳。


有私情,无公理


北宋军事理论家何去非在《备论》里认为李广“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却无功无赏,又走到自裁这一步,是他“治军不用纪律”所致。并认为他不去检讨自己在“管理”上的缺陷,而听从“妄人之言”,将一切都归咎于因自己杀死已经投降的士兵所招致的上天惩罚,十分肤浅。


李广治军不用纪律,并非指他的部下军纪败坏,干扰地方工作或者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说他军队的执行力低下。


《史记》里说,李广很廉洁,一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有酒肉都与士卒共享,终李广的一生,担任年俸二千石这一级别的高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从来不说置家产的事。


在何去非看来,军队会为将领给予的恩惠而主动卖命,也会为将领设立的制度命令而被动卖命。军队懂得为了恩惠卖命,不懂得为了制度去卖命是骄兵,仅仅因为制度驱使而去卖命,全军上下则会积蓄怨愤。既懂职责又对领导者怀有感情的军队,能够百战百胜。


然而,出于感恩义气的角度做事,是私情,出于职责的角度做事是公理。仅懂得职责的军队是可以打仗的,不懂得职责的军队,而仅以恩情义气组织起来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因为,适应了制度的军队,行动决策权在将领。反之,行动的决策权则在一个个下级手上,这是靠不住的。


不幸的是,李广治理军队靠的是义气和个人魅力。汉景帝死,汉武帝继位,他身边的人都说李广是名将,于是李广从地方郡守任上回到京城担任未央卫尉,另一位将军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二人资历相当,都当过与匈奴交界处的边郡太守,既要管民事也要负责军事。


在司马迁看来,程不识也是名将,并比较了两个人做事的差别:李广的军队行军时,随便走,没有阵形,遇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就驻军,人人自便,夜里也没有打更的,文书也罢,条例也罢,能简约就简约,最好没有。


不过他会在离军队很远的地方,安置骑马的哨兵,所以也没有被偷袭过。而程不识行军驻扎都极其严格,整夜敲更,书记员通宵记录文案,军队得不到休息,也没有被偷袭过。


程不识说:“李广管理军队太简略,如果敌人突然进攻,仓促间是很难指挥约束军队的,然而士卒跟着他很快乐,都愿意为他效死力。我管理军队虽然让士卒很烦扰,但敌人也不敢进攻我。”


东汉名将马援曾说:“效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李广的困境是“150人团队人数限制”


李广的管理方式真的不可作为效法的对象吗?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即我们的大脑在接受某些信息时所具有的记忆空间。


比如《神奇的数字7》的作者、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总结道:“或许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似乎生来就受到某种局限,它使我们的通道容量保持在这个大致的范围内。”这就是电话号码常常是7位数的原因,如果超过了7位,会有更多的电话号码被记错。


更有意思的自然极限是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研究的“社会通道容量”。比如一个人的圈子有5个人,他就要面对10个单独的关系,即他与其他4个人的关系和其他4个人之间的6个双边关系。群体的人数达到20个时,他要应对的关系则猛增为190个。


邓巴通过研究各类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明了一个方程式,再输入现代人的大脑新皮质比率,得到一个数值147.8,约等于150。在他看来“150这个数字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的人数的最大值。”一些宗教组织也发现,一旦一个团体人数超过150人,团体里就会形成派别,这个时候,最好去设立分支。


或许是李广对自身魅力可以构建凝聚力的迷信,而不屑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构建。他遇到的困境应该就是这个150人的团队人数限制。通过私人关系约束的组织,在低于150人规模时拥有很好的灵活性和效率,而超过这个规模时,这类组织会变得低效,甚至处于内耗中。


北宋军事理论家何去非认为,当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决策者时,这样“自我”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但他忽略了一个前提——他默认统帅指挥的军队是远大于150人的。


跟随汉高祖打天下,因功封王的彭越,以前只是一个啸聚山林河泽的匪盗,“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就是说起兵前,他的团伙成员也只有一百多人,而且和他没有什么地位差别,《史记》中说,陈胜起义后,天下群雄响应,彭越于是与泽中少年们相约第二天日出时候聚会,迟到的斩首,结果十多人迟到,彭越诛杀了最后到的那个人,“徒属大惊,畏越,不敢仰视”。


也就是说,彭越明白做匪盗时,最优组织规模、组织方法和领导大型组织是不同的


而李广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战,就是指挥小团队完成的。汉景帝时期,匈奴大举入侵上郡,皇帝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去巡逻,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


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


李广的百名骑兵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


李广让骑兵反而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


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


这时正值日暮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就领兵撤离了。


可见,李广是专家,却不懂得管理。而在现代组织中,围绕150人规则也是可以做文章的。戈尔公司的创始人维尔伯特·戈尔说:“我们发现,群体人数一达到150人,事情也就是有些不对劲了。”


于是,由150名员工组成的小工厂就成了公司的发展目标,随着公司的发展,这家公司就会裂变出更多的150人以下规模的小工厂。这样就兼顾了组织规模的扩张,同时保有小团队的灵活性和效率。


格拉德维尔也认为,“人们不想让别人对自己失望”,来自同伴的压力比来自上司的压力更有威力。在传统组织内,员工感受不到来自其他部门普通员工的压力,而在戈尔公司,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等一系列过程中,全体人员都彼此了解对方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协同。不认识的人在工作中对自己往往是无压力的。


所以,方式本身并无优劣,只是在不同的条件制约下,呈现出不同结果。李广的百夫长式的管理大军,结果便常常是旋胜旋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汪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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