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军李广，为什么拿不到“股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汪宗白，责编：施杨，题图来源：《汉武大帝》

李广自杀前的两年，即西汉元狩二年的某一天，头发花白的一代名将找到相面先生王朔，问他：“汉击匈奴以来的每一次战役，我没有不参与的，但是才智不如中流人物的那些校尉们，因军功封侯的却有几十个人，在困难面前，我从来没有落于人后，却没有尺寸之功得以封侯，是我的面相不当封侯吗？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吗？”

在《史记》里，王朔的职业被称为“望气”。“气”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重要概念，有时候也被具体化为一种先兆。比如，范增在鸿门宴上劝项羽做掉刘邦时说：“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跟匈奴缠斗了四十年的李广却没有累积到足够的功劳去拿股权，哪怕是食邑三百户的侯。

李广难封

王朔并未向李广索要出生年月日信息，这是术数家的事，他似乎又跟李广耍了一个滑头，回避了他的问题，反问：“将军自问，做过特别懊悔的事情吗？”

李广说：“我在陇西郡太守任上，曾经诱降八百个造反的羌人，并使诈同一天杀掉了他们，至今让我特别悔恨的事，只有这一件。”王朔立刻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古训杀降不祥，战国名将白起收到秦王派人送来的快递，看到是一把宝剑后，发懵很久，他也把被赐死的命运归咎于曾经坑杀过长平降卒，得罪了上天。

李广开始怀疑是自己的“气”出了问题，他是来找王朔求化解的。问题很难回答，很容易把王朔自己卷进去，无论王朔是否真的懂得望气。不过，王朔用这样一个问答，就把李广打发走了。

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李广难封”，这四字寄托了古今怀才不遇者的很多情绪。在古代，俸禄是工资，爵位类似期权，是可以传给子孙的。连很多校尉，包括一些他曾经的部下，都因可以计量的战功封侯，分到了“股票”。

身为将军，跟匈奴缠斗了四十年的李广却没有累积到足够的功劳去拿股权，哪怕是食邑三百户的侯呢，他自然极其郁闷，只能归咎于命运。连皇帝也认为是李广命不好。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刘彻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击匈奴，李广数次请战，皇帝都说因为他年老，不同意他出征，“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大军出塞之后，捕获了一个匈奴人，得到了匈奴单于牙帐的“坐标”。卫青决定亲自带领精兵往北直接面对单于，命李广与右将军合兵往东走，迂回合击单于。李广不乐意，说自己本来就是前将军，而且从20岁开始就和匈奴作战，今天才有了和匈奴单于面对面的机会，所以“臣愿居前，先和单于玩命”。而大将军卫青也有汉武帝私下的指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数奇，即命数不对称，偶数意味着对称，是好的。在汉武帝看来，李广的命数是奇的，不好的。这和望气不同，是另一种预测命运的方法，根据出生年月日时来计算，所谓八字、紫微斗数以及西洋星座都属于这类。

愤懑之极的李广不得不服从军令，带领他指挥的那一部分军队和右将军合兵东进，却在沙漠里迷了路。霍去病的人马遇到匈奴左贤王，大获全胜，卫青的队伍虽然找到了匈奴单于，然而单于一溜烟跑了，卫青没有什么斩获，只得班师向南越过沙漠，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李广和右将军。

李广先跟卫青说：“各位校尉无罪，是我自己搞错了路，我现在自己写供状，听候质问。”他回到军中，对部下说：“李广20岁起与匈奴大小打过70余战，如今有幸跟从大将军，如今有幸从大将军出塞与单于决战，而大将军又调动我们迂回，却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想和审查我的那些刀笔之吏打交道了。”

说完，拔刀自刎，一军皆哭。司马迁说：“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右将军独自下狱，被判了死刑，后花钱赎为庶民。

作为“国宝”的李广

青年李广在历史上刚出场的时 候，汉文帝目睹了他冲锋陷阵以及狩猎中与猛兽搏斗的一身本领，对他说：“可惜啊，你真是生不逢时，如果生在汉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又算什么呢？”

在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李广都是一名偶像级的军人，尤其善于骑射，《史记》记载，李广个子很高，臂膀像长臂猿一样。司马迁说，他射箭的本领也许是天生的，因为他的子孙和其他很多人跟他学习射箭，却没人比得上他。李广一生也喜欢与人拿射箭当游戏来行酒令。

李广在汉景帝时候，做过“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汉武帝时期，李广担任过右北平太守，“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司马迁还记录了他的一些琐碎事，比如他在历任太守的各郡，只要听说有虎，都会赶去亲自射杀，还曾经把一块草中石当作老虎，竟将铁镞射入石中，后来发现是石头，再射怎么也射不进去了。在右北平郡射虎，李广还被老虎击伤，最终还是射杀了那只老虎。

李广在初次担任太守的上谷郡，每天都和匈奴交战，以至于典属国公孙昆邪哭着对汉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于是皇帝把李广调往上郡做太守。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李广格斗射箭技艺已经上升为一门个人艺术，他自己也如同球王级的足球运动员一样，被朝野上下视为“国宝”了，匈奴人很多匈奴人也是他的粉丝，包括匈奴单于。

从20多岁起，李广就做上了年俸禄两千石的“省部级”的高官，要么外任做郡守，要么在朝廷担任九卿中的郎中令、卫尉等。当然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也一直停留在这个级别上，同时苦劳不少，却没有取得足以拿股权的功劳。

有私情，无公理

北宋军事理论家何去非在《备论》里认为李广“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却无功无赏，又走到自裁这一步，是他“治军不用纪律”所致。并认为他不去检讨自己在“管理”上的缺陷，而听从“妄人之言”，将一切都归咎于因自己杀死已经投降的士兵所招致的上天惩罚，十分肤浅。

李广治军不用纪律，并非指他的部下军纪败坏，干扰地方工作或者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说他军队的执行力低下。

《史记》里说，李广很廉洁，一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有酒肉都与士卒共享，终李广的一生，担任年俸二千石这一级别的高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从来不说置家产的事。

在何去非看来，军队会为将领给予的恩惠而主动卖命，也会为将领设立的制度命令而被动卖命。军队懂得为了恩惠卖命，不懂得为了制度去卖命是骄兵，仅仅因为制度驱使而去卖命，全军上下则会积蓄怨愤。既懂职责又对领导者怀有感情的军队，能够百战百胜。

然而，出于感恩义气的角度做事，是私情，出于职责的角度做事是公理。仅懂得职责的军队是可以打仗的，不懂得职责的军队，而仅以恩情义气组织起来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因为，适应了制度的军队，行动决策权在将领。反之，行动的决策权则在一个个下级手上，这是靠不住的。

不幸的是，李广治理军队靠的是义气和个人魅力。汉景帝死，汉武帝继位，他身边的人都说李广是名将，于是李广从地方郡守任上回到京城担任未央卫尉，另一位将军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二人资历相当，都当过与匈奴交界处的边郡太守，既要管民事也要负责军事。

在司马迁看来，程不识也是名将，并比较了两个人做事的差别：李广的军队行军时，随便走，没有阵形，遇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就驻军，人人自便，夜里也没有打更的，文书也罢，条例也罢，能简约就简约，最好没有。

不过他会在离军队很远的地方，安置骑马的哨兵，所以也没有被偷袭过。而程不识行军驻扎都极其严格，整夜敲更，书记员通宵记录文案，军队得不到休息，也没有被偷袭过。

程不识说：“李广管理军队太简略，如果敌人突然进攻，仓促间是很难指挥约束军队的，然而士卒跟着他很快乐，都愿意为他效死力。我管理军队虽然让士卒很烦扰，但敌人也不敢进攻我。”

东汉名将马援曾说：“效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李广的困境是“150人团队人数限制”

李广的管理方式真的不可作为效法的对象吗？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即我们的大脑在接受某些信息时所具有的记忆空间。

比如《神奇的数字7》的作者、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总结道：“或许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似乎生来就受到某种局限，它使我们的通道容量保持在这个大致的范围内。”这就是电话号码常常是7位数的原因，如果超过了7位，会有更多的电话号码被记错。

更有意思的自然极限是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研究的“社会通道容量”。比如一个人的圈子有5个人，他就要面对10个单独的关系，即他与其他4个人的关系和其他4个人之间的6个双边关系。群体的人数达到20个时，他要应对的关系则猛增为190个。

邓巴通过研究各类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明了一个方程式，再输入现代人的大脑新皮质比率，得到一个数值147.8，约等于150。在他看来“150这个数字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的人数的最大值。”一些宗教组织也发现，一旦一个团体人数超过150人，团体里就会形成派别，这个时候，最好去设立分支。

或许是李广对自身魅力可以构建凝聚力的迷信，而不屑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构建。他遇到的困境应该就是这个150人的团队人数限制。通过私人关系约束的组织，在低于150人规模时拥有很好的灵活性和效率，而超过这个规模时，这类组织会变得低效，甚至处于内耗中。

北宋军事理论家何去非认为，当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决策者时，这样“自我”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但他忽略了一个前提——他默认统帅指挥的军队是远大于150人的。

跟随汉高祖打天下，因功封王的彭越，以前只是一个啸聚山林河泽的匪盗，“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就是说起兵前，他的团伙成员也只有一百多人，而且和他没有什么地位差别，《史记》中说，陈胜起义后，天下群雄响应，彭越于是与泽中少年们相约第二天日出时候聚会，迟到的斩首，结果十多人迟到，彭越诛杀了最后到的那个人，“徒属大惊，畏越，不敢仰视”。

也就是说，彭越明白做匪盗时，最优组织规模、组织方法和领导大型组织是不同的。

而李广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战，就是指挥小团队完成的。汉景帝时期，匈奴大举入侵上郡，皇帝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去巡逻，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

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

李广的百名骑兵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

李广让骑兵反而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

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

这时正值日暮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就领兵撤离了。

可见，李广是专家，却不懂得管理。而在现代组织中，围绕150人规则也是可以做文章的。戈尔公司的创始人维尔伯特·戈尔说：“我们发现，群体人数一达到150人，事情也就是有些不对劲了。”

于是，由150名员工组成的小工厂就成了公司的发展目标，随着公司的发展，这家公司就会裂变出更多的150人以下规模的小工厂。这样就兼顾了组织规模的扩张，同时保有小团队的灵活性和效率。

格拉德维尔也认为，“人们不想让别人对自己失望”，来自同伴的压力比来自上司的压力更有威力。在传统组织内，员工感受不到来自其他部门普通员工的压力，而在戈尔公司，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等一系列过程中，全体人员都彼此了解对方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协同。不认识的人在工作中对自己往往是无压力的。

所以，方式本身并无优劣，只是在不同的条件制约下，呈现出不同结果。李广的百夫长式的管理大军，结果便常常是旋胜旋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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