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作者：詹姆斯·苏兹曼（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编译：蒋宗强，原文标题：《工作的意义：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吗？》，题图来自：《穿Prada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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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从燃煤蒸汽机车那熏黑的烟囱中喷薄而出，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一跃而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处理器的形式勃然兴起。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它是由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等共同催生的。我们被告知它将带来指数级的变革，远超之前历次革命。在工厂、企业和家庭中，越来越多的任务将由算法驱动的物联网完成，但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场技术革命未来将如何演变。

一些人认为，自动化前景预示着机器人将带来诸多便利，另一些人认为这预示着人类又朝着被机器人控制的糟糕时代迈出了一大步， 但对许多人而言，自动化前景只会诱发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了，该怎么办？

尽管智能机器人的兴起会蚕食一些工作岗位，但有些行业迄今尚未受到冲击。对于这些暂时安全无忧的行业来说，机器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单调乏味的领域。比如，超市里面一排排的机器人取代了收银员，对客户进行问候和引导；再比如，一些初级算法既能指导我们去探索数字世界，又使我们身为人类感到受挫。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资本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空前之大，新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那么多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波纹铁皮棚屋下挣扎求生的无业人员而言，自动化技术堪称更为紧迫的问题。这也是工业化经济体中那些半熟练的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罢工从自动化技术手中拯救自己的工作，而自动化技术的主要优点就在于从不罢工。

此外，对于一些技术性强的行业而言，虽然暂时不至于感觉如此紧迫，却也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甚至超越人类自身，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变成了魔鬼般的作坊，抢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双手无事可做，让我们的人生失去意义。由此来看，人类似乎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欺骗了。

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从单调乏味地拖地，到处心积虑地钻税制漏洞，几乎任何“工作”都能让我们获得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们所做的工作还会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未来的前景、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同谁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调整自我存在的意义，塑造我们在诸多方面的价值观，引导我们的政治忠诚方向。正因为工作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才歌颂奋斗者，谴责偷懒耍滑者，而实现全民就业目标也依然是所有政客的口头禅。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必须工作，目标、智慧和勤奋共同塑造着人类命运，促使我们为公共建设添砖加瓦，无数个体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我们对自动化未来的种种焦虑，同许多思想家、空想家的乐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些人一直坚信自动化是开启经济乌托邦的钥匙。“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大力赞颂“非常精巧的机械”，相信它们未来将“节约劳动”。一个世纪之后，奥斯卡·王尔德则幻想未来“所有必要却令人不悦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但无人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全面阐述乐观愿景。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1930年就曾预测：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

数十年前，我们已经实现凯恩斯计算的为抵达所谓的“经济乐土”而必须达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一阈值，但今天大多数人仍像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样努力工作，政府仍然像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不遗余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更严重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私人养老金和公共养老基金均面临沉重压力。据估计，我们许多人不得不比半个世纪前多工作近十年，才能安心退休养老。尽管日本、韩国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取得了空前进步，官方宣布每年仍然有成百上千的人由于长时间加班而死亡，这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人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领取共同退休金。要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结局，就要意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其实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且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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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相信，到达他设想的“经济乐土”将是人类最非凡的成就，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解决他所描述的“人类从原始生命形态出现以来……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 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

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这一观点还支撑着我们的市场、金融、就业和货币体系。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稀缺性是驱使我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我们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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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性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做出悲观评价。悲观者认为，进化已经把人类塑造成了一种自私的生物，一直背负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包袱。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觉得这种关于人性的假设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但对于其他地区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假设站不住脚，比如，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带过着丛林生活的朱/霍安西（Ju/ hoansi）部落。该部落是非洲布须曼人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末还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一直在记录该部落在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中遭遇的创伤。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发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每种生活方式都基于迥异的社会和经济理念，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也有天壤之别。对该部落而言，市场经济和支撑它的人性假设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沮丧。

并非只有这一个部落有这种困惑、沮丧之感。从东非的哈扎比部落到北极的因纽特人，以及其他在20世纪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都在努力理解和适应一种基于永恒稀缺性的经济体系。

当凯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只不过是社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狩猎采集者，也不会找到太多东西来挑战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原始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同饥饿的持久斗争。他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去说服自己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偶尔出现倒退，人类的旅程仍以进步为主，进步就是我们工作、生产、建设和交换的引擎，而这个引擎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内在动力。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像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其成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非但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这些部落的人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息和休闲。我们还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

尽管“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人类受到了无限欲望的诅咒，不得不在有限资源的炼狱中挣扎求生，但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物质欲望却很少，他们只需要付出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能得到物质满足。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相信资源充裕性，而非过于关注稀缺性。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

关于工作，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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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祖先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关注资源稀缺性。这就提醒我们，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经常把各种有目的的活动都描述为工作，比如建立人际关系、健身甚至休闲。经济学家把工作定义为我们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这种描述规避了两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工作与休闲的区别往往在于背景不同，以及我们是“收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还是“主动付钱去做一件事”。

对于古代的猎人而言，猎杀麋鹿是一项维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对于发达国家的猎人而言，则变成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对于旨在营利的艺术家而言，画画是工作，但对于众多艺术爱好者而言，画画能放松自我、带来乐趣；对游说者而言，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是工作，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交友主要是一种乐趣。

其次，除了我们为满足食物、水、空气、取暖、友谊和安全等基本需求而花费的精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需品。

更重要的是，需求常常不知不觉地与欲望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因此，有些人会坚持认为，羊角面包配上一杯上好的咖啡是早餐必备，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一种奢侈。

关于工作，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对于这个定义，狩猎采集者、身着条纹西服套装的衍生品交易员、手上布满老茧的农民，还有其他职业的人都会认同。

自从古代人类首次划分自己周围的世界，并根据概念、词汇和思想来组织世界观以来，他们几乎肯定有过一些工作的概念。如同爱情、抚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哀悼一样，当人类学家和旅行者在异乡漂泊时，工作是少数几种共通的行为之一。

如果语言或令人困惑的习俗影响沟通与交流，那么帮助别人完成某项工作的简单举动，往往比任何花言巧语更有助于迅速打破人际隔阂，因为这一举动能够表达善意，而且就像舞蹈或歌曲一样，创造了一种有目的且和谐的交流体验。

若要摒弃“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意味着我们要拓展工作的定义，不能仅仅局限于如何谋生这一范畴。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从生命起源到忙碌的现代，人类同工作的关系的演变历程。同时，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从事的工作比我们的祖先狩猎采集重要得多呢？为什么在一个空前富足的时代，我们仍然对稀缺性如此关注？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进入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动物学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需要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它们。只有通过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才能让那些在20世纪仍继续狩猎采集的社会变得鲜活起来，才能让那些石头碎片、洞穴壁画和破碎的骨头变得鲜活起来，为揭示我们祖先如何生活和工作提供丰富的物证。

也只有通过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不同工作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一些挑战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特有的，而社会人类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令人惊讶的视角，让我们洞察到它们在古代的根源。比如，根据这个新视角，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其实类似古代农民与牛、马等役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对于自动化的焦虑，其实类似古代佃农们对新技术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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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绘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的历史时，有两条路线是最明显的，这两条路线彼此交叉。

第一条路线描绘了我们与能源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所谓工作，终究是一个能量交换过程，而活的有机体与死的、无生命的物质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做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只有生物有机体才会主动寻找并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存、生长和繁殖。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人类并不是唯一经常挥霍能量的物种，而且当人类被剥夺了目标、没有工作可做之后，会变得倦怠、沮丧和低落。

这又引发了其他一系列关于工作的性质以及我们与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比如，像细菌、植物、农场的马这样的有机体也能工作吗？如果能的话，它们的工作与人类的工作以及人类制造的机器所做的工作存在什么不同呢？这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启发呢？

在这条路线的起点，一堆混乱的、不同的分子借助某种能源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生命的有机体，之后，生命逐渐扩散到地球表面， 并在进化过程中获取新的能量，包括阳光、氧气、肉、火以及化石燃料，这条能量交换路线也在稳步拓展，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第二条路线是人类的进化和文明之旅。

早期的文明里程碑上标记的是粗糙的石器、古老的炉具和破碎的珠子，后来的里程碑包括强大的引擎、大型城市、证券交易所、手工工场、民族国家以及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机器。这条道路也布满了许多无形的标志，它们表现为思想、观念、抱负、希望、习惯、仪式、惯例、制度和故事，构成了文化和历史的基石。

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掌握不同的技能时，为什么会磨炼出如此强烈的目的性，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建造金字塔、岩壁绘画等活动中找到意义、欢乐和深深的满足感。这条路径还揭示了古人所做的工作以及掌握的技能如何逐步塑造他们感知周围世界以及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方式。

但这两条路线的交叉点，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人与工作的关系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大约100万年前，当人类掌握取火技巧的时候，这两条路线出现了第一个交叉点。在学习如何用火来满足一些能源需求之后， 他们更容易获取食物，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于掌握了如何在寒冷天气保暖的技能，大大拓宽了饮食范围，所以催生了一个消耗能量越来越多、工作也更努力的大脑。

第二个交叉点大约始于12000年前，可以说离我们最近，也更具有变革性。那时，我们的祖先开始常规性地储存食物，并尝试耕作。这样一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环境、稀缺资源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都开始发生改变。探索这一交叉点可以揭示出我们今天赖以开展工作的经济架构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农耕时代，也可以揭示出我们对平等和地位的看法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存在多么密切的联系。

当人们开始聚集在城镇时，第三个交叉点就出现了。这是大约8000年前的事。当时，农业社会开始产生富余粮食去养活大量的城市人口，这翻开了人类工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田间劳动以获取能量，还意味着想方设法消耗掉富余的能量。第一批城市的诞生孕育了全新的技能、职业、工作和贸易，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大型村落和城镇的出现也在重塑经济和资源稀缺的动态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物质需求取决于在农村生产粮食的农民，因此，城市居民就能够集中精力去追求地位、财富、快乐、休闲和权力。城市很快就出现了不平等问题，而在城市内部，人们不再像小型农村社区那样被紧密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凝聚在一起。这一事实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结果，城市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社会地位与从事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并与同一行业的人建立社群。

第四个交叉点是18世纪早期工厂的出现。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标志着西欧社会学会了如何从化石燃料中释放古老的能量储备，并将其转化为当时无法想象的物质繁荣。从这时开始，城市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以及被我们祖先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局面，之前提到的两种路线都开始扩张了，世界变得更加拥挤起来。

这时，人类开始关注资源稀缺性和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忙碌。（矛盾的是，这时的物资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现在还不宜得出结论，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与 工作的关系时，不会区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是会认为这段漫长的时期与之前的任何时期同样重要。

【作者简介】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际知名人类学家，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1970年出生于南非，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人类学学位时，带着满腔的冒险精神离开校园，去往非洲南部博茨瓦纳的喀拉哈里沙漠，成为布须曼部落发展计划的志愿者。在攻读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再次返回布须曼族群开始人类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创作出代表作《原始富足：消失的布须曼人》。苏兹曼目前担任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他曾获得剑桥大学“英联邦史末资非洲研究奖学金”，并于2013年建立了智库“人类”（Anthropos），致力于运用人类学研究成果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问题。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工作的意义》一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作者：詹姆斯·苏兹曼（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编译：蒋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