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原文标题：《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不必为生育率下降过于担心，人口减少或可避免气候灾难 | 专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99.9%的人类历史中——这里我们指的是从大约30万年前智人在东非出现至今的整个人类史——人类都处于一种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的状态。诚然，技术和生产力在发展进步，但新增人口很快就会吞噬生产力提升的成果，让生活水平再次回落到温饱线上下。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论》中悲观地认为，人类会一直在这个贫困陷阱中挣扎，但他未能预见的是，几乎就在他做出这一论断的那一刻，技术进步突破了临界点，人类终于走出了“马尔萨斯时代”，进入了增长和繁荣的时代。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新近出版的《人类之旅》（The Journey of Humanity）一书中，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将19世纪这一前所未有的突破形容为不断加速的“变革之轮”带来的结果：迅猛的技术革新赋予教育更高的价值，家庭为此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精力，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生育太多孩子，对整个社会而言，下降的生育率保证了生产力提高的成果不会被过快消耗殆尽，而是能够带来创新、进步和繁荣。这一良性循环持续至今，且盖勒在书中乐观地认为，我们不仅能因此继续提高生活水平，并且可以减少碳排放。

这是《人类之旅》上半部主要探讨的内容，在下半部，盖勒将视线转向另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这位长期深耕收入分配和增长领域的学者，以“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来解释全球财富增长与不平等现象的历史规律。他认为，财富与不平等的种子在千万年前就已种下——这些存在于遥远过去、却对当今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的初始条件，包括地理环境、社会多样性、制度和文化因素。举例而言，有利于高回报作物耕种的地理特征促进了更加面向未来的思维模式的兴起，以及通过保护产权和执行合同强化这些文化特性的制度。此类文化特性对增长有利。

用一个理论来解释贯穿古今、横跨所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或许是所有社会科学学者的终极梦想，而当一位学者用简洁的语言、宽广的视野和详实的数据分析将这一理论浓缩到一本面向公众的非学术类著作中，它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是很强的。《人类之旅》以30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具有成为像《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等社科畅销书的潜质。值得一提的是，盖勒在《人类之旅》中充分致敬了贾雷德·戴蒙德，《人类之旅》从某种程度补上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地理决定论”论述中较少涉及的关键一环——地理环境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形塑作用。

“在摆脱人口膨胀的反向作用之后，生活水准得以提高，由此开启了人类物质繁荣程度的长期提升……从短期看，增长进程很容易发生巨大波动，例如近期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此类事件虽然令人震惊和恐惧，但对人类发展的宏大路径却没有多少长期效应。因此，人类的不懈征途依旧是不可阻止的。”

在书中，盖勒展现出了对人类未来无比乐观的态度。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这种乐观精神也溢于言表，例如他反复表达了对用更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弥合地区之间在制度、文化、地理和多样性方面的差异，并因此缩小经济差距的信心，尽管他自己在《人类之旅》通过诸多例子说明了文化惯性之强大。以性别角色观念为例，作为一种文化特性它亦有地理根源：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证据证实了“犁假说”，即采用犁的地区始终有更鲜明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这部分解释了南欧、中东和中亚等历史上较早和较多使用犁的地区，女性面孔更少出现在职场、政界和企业董事会中。

盖勒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社会在过去25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的确，正如他在书中引言所述，16世纪初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同1.1万年前的耶利哥牧羊人无甚区别，但自19世纪初以来，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翻了一番多，最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提高到过去的20倍，全球平均也提升了14倍。在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或许需要从这种长期主义的视角中汲取信心与力量。

理解当今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要从30万年前谈起

界面文化：能为还不太了解这本书的读者做一个简单介绍吗？什么是“统一增长理论”，你是如何构想出这个理论的？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是我最近出版的新书，我希望在其中探讨自30万年前智人出走非洲以来的人类社会变迁。我希望解答人类之旅中的两大谜团：在持续千万年的发展停滞后，人类社会为何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脱胎换骨，实现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和国家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悬殊的财富不平等？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构思了“统一增长理论”。这个概念框架让我们得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长久以来，人类在生存线上挣扎求生，但变革之轮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出贫困陷阱，进入现代世界。和早先的理论不同——它们要么关注现代社会，要么关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停滞——统一增长理论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因为如果要理解当今的平等问题，我们必须对当今社会及其与存在于遥远过去的初始条件的联系有更好的理解，这些条件包括地理环境、社会多样性、制度与文化因素。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以]奥戴德·盖勒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8

界面文化：当经济学家谈论不平等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追溯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或者更早的工业革命，但你完全跳脱出了传统的时间框架，把探讨的时间段拓展至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呢？

奥戴德·盖勒：我们需要区分不平等的两种维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过去四五十年里，社会个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确在加深，这其中有技术变革、全球化和你提及的那些原因，但当我们讨论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时，可以从种种实证明显看出，当今的不平等并不源自晚近，一些几百年前甚至千万年前的条件影响了一个社会能否发展出促进增长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最终表现为如今我们看到的不平等。

界面文化：但用这种“大历史”的眼光去看人类发展的历程可能会牺牲掉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我们要如何理解“大历史类研究”的价值呢？

奥戴德·盖勒：阅读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书中总是充满了细节，但过多的细节可能会妨碍我们辨明人类之旅的决定性推动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说，《人类之旅》试图定义主导社会发展的变革之轮，即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将社会从停滞时代带入增长时代并且造成日益严峻的不平等的历史驱动力。一旦我们理解了变革之轮，我们可以拿它来验证那些迷人的历史细节，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这就好比如果我们只关注一棵树就看不见整片森林。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引用了不少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你的书都强调了地理环境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吗？

奥戴德·盖勒：我需要解释一下。首先，我的书和戴蒙德的书有很大不同，我在第十一章（“农业革命的遗产”）中有详细解释。戴蒙德是一位非常有独创性的学者，但他的理论对当今世界的不平等问题没有解释力。如果你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会发现戴蒙德的假说完全不能解释今天的不平等问题，这是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不过，他的理论对于解释直至1500年的不平等问题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与戴蒙德不同的是，我的观点更具整体性，视野更开阔。我认为我们如今看到的不平等由很多原因导致：制度、文化、地理环境、社会多样性。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或地理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政策设计，来抵消“过去之遗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的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指出哪些是帮助一些社会快速领先的因素，哪些是给另一些社会拖后腿的因素。一旦了解了这些因素，我们就能更好地调整政策，来调和过去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社会同质性为何从优势一度变为负累

界面文化：千百年来，生产力停滞和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的繁荣形成掣肘，使人类总是在一段时间的增长与繁荣后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是什么让人类历史的变革之轮在19世纪以更快的速度运转，将人类带入后马尔萨斯时代的呢？

奥戴德·盖勒：当我们回顾人类存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99.9%的时间里，人类的生活水平在温饱层面上下波动——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预期寿命在30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25-40岁这一狭窄区间内波动。大约200年前，人类社会突然出现了一个剧烈变化，19世纪初以来，人类的生活水平迅猛提高，全球平均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

3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远古人类具有一个强大的工具：大脑。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的大脑让人类具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最初的创新非常原始，比如用一种石质工具取代另一种石质工具、发现和使用火，但慢慢地，人类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资源让家庭能够养育更多的后代，并带来人口增长。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程中，这一互动都意味着技术进步支持着人口增长，更多人口带来更多潜在创新者，推动更大的技术进步。这就是我所说的变革之轮：人口结构、人口规模和技术进步的相辅相成。

在30万年的时间里，我们从石器时代进入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在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人口总数约为250万人；在工业革命前夕，这一数字达到10亿，增长了400倍。停滞时代存在一对有趣的对立：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会吞噬技术进步的成果。然后，技术环境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起初人们对此没有多少意识，但技术进步不知不觉地突破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要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人们必须在孩子的教育上加大投资。但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加大教育投资后就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很多时候这些消费涉及温饱问题。为此，人们必须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于是我们看到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缓，让技术进步可以作用于创造一个更繁荣的社会而非仅仅带来更多人口，这个社会转型最终将人类从停滞时代带入增长时代。

界面文化：你能再解释一下你对这一个古老问题的看法么：为什么是欧洲取得了领先地位？在书中你提出，促进增长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有时是随机出现的，比如黑死病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1688-1689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创造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还有新教。这是否意味着，欧洲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呢？

奥戴德·盖勒：和在前现代时期曾傲视全球的中国相比，欧洲反而是最早进入现代世界的大陆，这的确是《人类之旅》中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此我的解释是，这是由于欧洲的社会多样性和中国的社会同质性。前现代的中国地理隔绝，帝国统治者可以更容易地统一全国，创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与之相反，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高度碎片化，导致激烈的政治竞争，欧洲从未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长期维持诸国林立的局面。前现代时期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中国能占据上风是因为社会同质性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并因此促进生产力。

但最终技术进步的新范式在工业化中出现了，得益于某种文化流动性，欧洲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领先位置。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部分是因为地理环境因素导致欧洲更容易接受启蒙运动思想，即勇于抛弃旧思想，拥抱新思想，放眼未来。这一能力改变了欧洲的制度和文化，使之更加适应技术革命。但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同质性在彼时是一种优势，在此时就是一种负累，因为中国缺乏适应技术革命的能力。

一些随机历史事件影响的是欧洲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它们解释的是为何工业革命率先出现在英格兰，而不是法国、德国或波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光荣革命未曾发生，詹姆斯二世击败了奥兰治亲王威廉，君主立宪制没能在英格兰建立起来，英格兰就会在历史中掉队，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整体比中国更早进入现代世界。当我们对比欧洲和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更宏大的历史推动力量。正如我刚才所说，欧洲的地理环境高度碎片化，中国则更加统一，这造成了欧洲的政治分裂和中国的政治统一，也导致了欧洲内部的充分竞争和中国内部的竞争不足，即中国缺乏欧洲所具备的文化流动性，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迟至20世纪末才完成了社会转型。

界面文化：社会多样性被认为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你在书中提到，理想的社会应该存在一个“甜蜜地带”——在该国的人口多样性达到某一水平时，就能既促进创新，又保持社会凝聚力。要如何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同质性之间取得平衡呢？

奥戴德·盖勒：人类多样性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人类多样性会对经济繁荣产生两种彼此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人类多样性能促进创意交流和创新，但另一方面，人类多样性也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多元社会通常更缺乏社会信任、在公共利益问题面前有更多争议（比如一些人想改善教育，一些人不想；一些人支持左翼思想，另一些人支持右翼思想），而这会带来冲突，冲突会降低生产力。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达到某种中间状态的多样性，才能有助于实现繁荣。过度多元的社会饱受内部冲突之苦，但同质性过强的社会又无法从创新中充分获益。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中古时期人口多样性的“甜蜜地带”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的创新速度不像今天这么快，由社会同质性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因此是一个比拥有更多潜在创新者更有力的因素。但随着我们进入现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加快，多样性促进创新的因素就更加重要了，更多元的社会也因此占了上风。种种实证告诉我们，如今社会多样性的最佳水平存在于美国。

当代中国开始转型，由于社会同质性程度很高，凝聚力非常强，它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其中风险依然存在——技术进步过程的变幻莫测，社会同质性过高将阻碍中国社会及时调整自身，适应新的技术变革。为此，我们就需要设法调和同质性对创新产生的负面效应。

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新的教育政策：我们应该设计课程，鼓励中国学生勇于挑战现状、挑战传统科学发现。中国社会长久以来认为挑战前人的传统智慧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允许和鼓励中国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挑战现状，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更有利孵化创新的多样性。

界面文化：那么移民政策呢？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政策或许就足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多样性情况了。

奥戴德·盖勒：移民的确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多样性的力量，但正如我们在目前的欧洲所看到的，移民在短期内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它带来的好处往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之后才会显现。从这个方面来看，是否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取决于一个国家对未来预期的偏好。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为了长远利益等待，移民政策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移民有短期的负面效应，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往往是延迟的。

降低生育率能帮助我们避免环境灾难

界面文化：了解了这本书提出的种种促进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呢？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提出的最重要洞见是，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增长政策，政策制定应该因地制宜，每一个国家都有独一无二的发展轨迹，都需要调和其独特的历史遗产，在进行政策制定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

举例来说，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促进增长的文化因素是未雨绸缪的心态。未雨绸缪（或者说积极规划未来的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质，因为它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教育决策、储蓄决策和技术应用。这种能力在不同社会中参差不齐，与每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

假设你来自一个适宜种植小麦或水稻的地方，这里的农民需要努力播种，半年后收获稻谷，并为来年的种植做准备，这一农业实践告诉他们如何延迟满足，规划未来。这种心态会世代传承，并让整个社会习惯于未雨绸缪。而在一个渔民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业是渔业。渔业无需长期规划，我们今天捕鱼今天吃，或者卖掉手中的鱼获，因此渔民社会不像其他社会那样重视规划长期未来。

比如说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规划未来的社会，但很多其他国家不是。我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回报率差异与未雨绸缪心态差异密切相关，那些更容易进行谷物种植的地方，未雨绸缪的心态就更显著。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地理环境注定了一个社会会永远囚于贫困、永远短视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运用有限的资源改善教育，培养孩子们为未来规划的能力，比如说鼓励孩子去学习乐器——乐器的特性在于需勤学苦练才能奏出有意义的声音，到那时你会发现投入非常值得。

我要再强调一遍，历史不是无法改写的命运，了解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设计教育政策：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多元，我们就要教育人们对他人更加宽容，减少社会分歧；如果一个社会同质性过高，我们就要教育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打破陈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我们就要培养这种能力。

界面文化：我相信历史不是命中注定，但我有点怀疑教育能起到多大作用。我的意思是，文化惰性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们很难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或传统。

奥戴德·盖勒：的确，文化非常顽固，但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它。想一想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吧，两三代之后，他们就会和当地人别无二致，所以某种文化融合是可能出现的。虽然文化惰性很强大，我们无法完全消除文化的初始条件，但我们可以努力调和，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造成发展滞后的根源是什么，然后采取行动。我们不能确保100%的成功，但我们在理解了过去的遗产是什么之后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努力。

界面文化：在我看来，《人类之旅》的整体基调非常技术决定论，技术进步被认为是长期社会繁荣的保证。你在书中很少谈到资本主义（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但当今许多其他思想家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长久剥削以及全球环境恶化归咎于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机制），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内外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奥戴德·盖勒：我们需要区分技术进步对国家繁荣的作用，和技术进步对个体间的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我的观点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国家的繁荣程度也随之提升，全球各地的贫困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技术进步也会加剧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这是因为，加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对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知能力的回报也有所提高，但鉴于个人获得的教育机会和认知能力是不均等的，技术进步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

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是促进机会均等。如果一些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接受教育——比如他们住在教育系统不完善的偏远地区，或父母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并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处碰壁，那么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能够尽可能发展自己的全部潜力，我们至少应该保证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让全社会享受到。机会均等无法阻止不平等，不平等依然会出现，但它不会像之前那样激烈。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需要更加慷慨，这其中既有道德的考量也有经济效益的考量——如果技术进步要求人们提高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那些未能获得这些机会的人应该享有某种社会安全网，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这里有两方面：机会均等创造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网提升社会凝聚力、防止社会动乱。

另外，我想请你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意识到人类社会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吗？250年前，1/4的新生儿会在满周岁以前死亡，一半的孩子活不到生育年龄。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非洲，新生儿死亡都是罕见的，也就是说医疗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全球各个社会的托底能力。还有贫困问题，中国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球范围来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都在减少。虽然一些人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比其他人多得多，但整体而言我们依然取得了进步。

界面文化：在东亚地区，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但根据你的理论，生育率下降能够减少人类物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多时间，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或许是对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呢？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倒转，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新生儿和青年人口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

奥戴德·盖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目前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危机，也许十年之前普通人对此还没有充分认识，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为此，任何能帮助我们抵御环境风险的措施都应该被我们优先考虑。从这个方面来看，降低生育率、降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有可能让地球不再宜居，甚至导致人类灭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要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抚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远东社会比如中国，抚养比率在提升，也就是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正在增加。问题是，这必然是一件坏事吗？生育率如果一直下降，甚至降到人口替代率以下，就必然是一场灾难吗？我认为未必如此。当我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少的孩子，就意味着我们能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做更多教育投入。

当我们思考抚养比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想着年轻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数量差异，而是对比两者的质量（教育水平和谋生能力）差异。想想你自己吧，和你的父母辈相比，你的生产力是不是更高了？你父母辈的生产力和再上一辈相比是不是也提高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严峻程度还不是很清楚。是的，人们担心数量的失衡，但数字本身不能说明全部。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迫近，我认为最终我们需要降低生育率，把人口降到更低水平。我们不必为生育率下降过于担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