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工作“毫无意义”，何尝不是一种暴力话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作者：夏永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哲学国际中心副研究员），头图来自：《摩登时代》

一、“狗屁工作”：真理还是阴谋论？

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在劳神工作之余大骂一声“狗屁工作”，但只有少数人会把“狗屁工作”当做严肃思考的对象。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正是这少数人之一，他先是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檄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来讨伐，后又将其扩展为一本专著《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所谓狗屁工作，按照格雷伯的定义，就是一份毫无意义而且往往有害的职业，甚至从业者费尽心思都无法为其找到存在的理由。哪怕这些工作突然消失，对世界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这个说法令人心惊肉跳，每个人都会对号入座地细思一阵：我所从事的，是否狗屁工作？

格雷伯的檄文一炮而红，大量读者写信告诉格雷伯：在下的工作正是狗屁工作。根据这些反馈和后续的访谈，格雷伯进一步把狗屁工作归为五类：

随从（衬托他人的重要，比如看门人、接待员、行政助理）；

打手（带有一定攻击性的工作，比如说客、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

拼接修补者（修补组织故障或缺陷的人，比如部分程序员、测试员、电话客服）；

打勾者（用来掩盖组织不作为的人，比如调查员、PPT演讲人）；

分派者（给人派活的人，以及制造狗屁工作的人，比如部分中层管理者）；

这些狗屁工作涵盖范围如此之广，案例如此之丰富，几乎每个读者都从中读出自己的工作处境——越来越狗屁化，或者干脆就是狗屁工作。

格雷伯的檄文让厌恶工作的人激动不已，自然也会让热爱工作的人愤意难平。有的人干脆直斥格雷伯人类学家的职业就属于狗屁工作——可能格雷伯自己也很难证明，人类学家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吧？

撇开这些激愤之词，格雷伯的观点确也存在两个疑点：阴谋论与实用论。

他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过于武断地断言“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这似乎暗示了狗屁工作是一种有意识设计的结果——避免民众拥有无所事事的自由时间，从而让不劳动者免于政治上的风险。但这个结论也不免让很多人指责格雷伯在宣扬阴谋论。

另外，格雷伯在定义何为狗屁工作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漏洞。他自始至终把工作的有用性和有意义性等同起来，把狗屁工作等同于无用的工作，那么那些于现实毫无用处的数学和哲学研究，是否也是狗屁工作呢？

我们且来看格雷伯如何从这两个泥沼中走出或迷失。

二、为什么“狗屁工作”必须存在？

虽然狗屁工作一直存在，但格雷伯观察到一个新趋势：狗屁工作的岗位大规模扩张，而原本正常的工作也日渐狗屁化，毫无意义的文书、沟通任务占据了工作的大部分时间。

但这种趋势很难说是一个或一群人拍拍头脑想出并下令实施的结果，因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节奏，无论一个人动机如何邪恶，也无法在整个社会层面完美地实现意图。更可能的原因是，狗屁工作的产生是不同层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而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过于草率地宣称这是政治上有意设计的结果，自然会被很多人抨击为阴谋论，因此他后来在《狗屁工作》一书中试图为狗屁工作的产生找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学解释。他从个人、社会和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层面来阐明了这种产生机制。

个人层面涉及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会从事并忍受毫无意义的工作？格雷伯的回答直接干脆：为了挣钱。

他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工作的经济回报同社会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薪资越高的工作，越没有价值；越有价值的工作，薪资越低。格雷伯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个华尔街交易员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人士聊了起来：“我对这个世界确实没做什么积极贡献，整个制度已经腐坏，而在这个腐坏中说不定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你告诉我，在纽约生活，如果赚不到6位数的薪水，怎么过？如果你有办法，我明天就辞职不干了。”为了眼前的苟且，这位交易员只能放弃诗和远方。

社会和经济层面涉及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么多的狗屁工作？格雷伯把原因归结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诞生。

在历史上，生产率的提高会伴随着工人薪资的提高，但这种相关性在1970年代之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利润哪里去了？一个常见的回答是，进了1%的资本家和权贵的腰包，但格雷伯认为真实的原因要复杂得多。这些利润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层和行政岗位，也就是所谓狗屁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狗屁，但政治作用不可低估，它们起到了类似于封建制下领主给封臣分配资源的作用。

格雷伯把西方金融公司视为一种封建领主制度，也就是说，它不再与产品生产相关，而是与对资源的榨取和分配相关，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

正如封建主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榨取剩余价值，而是根据身份阶序采取“法律-政治式直接榨取”，金融领主也通过繁复的科层管理创造了一套身份阶序来分配资源。从公共机构到私营企业，有着各种花样迭出的职级。人们穷其一生的目标，就是在这些职级阶序上逐级晋升。

在文化和政治层面，格雷伯关注的不是狗屁工作的文化和政治动力，而是人们为何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忽略了它，即人们默认了狗屁工作的存在，却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去消灭它。

格雷伯将其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它将工作与道德绑定在了一起，即认为勤劳工作是一种美德，而游手好闲是一种罪恶。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倾向于对狗屁工作保持沉默，毕竟工作总比不工作要好得多。

另外一种“创造就业”的文化也助长了对狗屁工作的认可。在格雷伯看来，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创造就业的社会工程。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就业，各种无用的工作岗位会自动地被创造出来。格雷伯举了一个例子，当初奥巴马之所以不赞成国有化全民医保，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因为市场化的医保可以保留几百万的文书岗位。

格雷伯上述三个层面对狗屁工作根源的解释，都是为了回应对其阴谋论的批评。我们暂且不论格雷伯给出的论据是否成立，比如“工作的经济回报同社会价值成反比”、金融资本主义的“管理封建主义”等，但当格雷伯不厌其烦地寻找狗屁工作的多重原因的时候，他确实在努力地“创造”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说明，并尽量回避阴谋论的指控。

然而，即便格雷伯走出了阴谋论的泥沼，但他最终还是迷失在另一个泥沼之中。

三、超越实用论：从工作到游戏 

诸如交易员、电话销售、文书之类的工作，被格雷伯斥为狗屁，因为这些职业对社会毫无用处。但对社会是否有用，其实见仁见智，缺乏共同的标准。因此，格雷伯为“狗屁工作”的定义打上了补丁，补充了一个主观认识的维度，即从业者本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无用的。

但是，显然存在着这样的工作，即便从业者本人认为它对社会百无一用，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某些层面的意义非凡。

比如大多数哲学家的思考——除了那些梦想成为国师或哲人王的人，恐怕没什么哲学家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用；再比如最前沿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研究——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这些工作以后会有什么用处；甚至格雷伯本人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可能都能归属到这个范畴——一定要强行为人类学的有用性辩护，恐怕格雷伯本人都会觉得有些尴尬。

所以对于这样的工作，又该如何界定？是否能被称为狗屁工作？

为了澄清这种工作的本质，有必要区分工作的有用性和有意义性。有用性并不足以成为有意义性的标准，因为确实存在着哲学、纯数学研究之类对社会无用，但对个体却有意义的“劳动”。

反过来也成立，绝大多数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从业者本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这些工作过于乏味，工作环境糟糕，令人厌恶——格雷伯将其称之为“狗屎工作”，比如清洁工和厕所疏通工。而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却不必然会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我想强调的是：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正如很多人在批评格雷伯时所指出的，除非有政府的介入，市场经济不可能创造出大量没有用处的工作，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效用。

当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用的时候，这些工作就是狗屎工作；当人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工作的有用性的时候，这些工作就成为了狗屁工作。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这两种定义，都是有用性压过了有意义性，只不过前者的有用性很难认识，但后者的有用性很容易认识。

当格雷伯心心念念工作的有用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认同了主导当下世界的经济逻辑。正如巴塔耶所指出的，“有用”这个词体现了一种物质效用原则，它把生命的目标限定于财物的获取和保存，以及人类生命的繁衍和保存。在这个原则的评判下，一切人类活动要具有价值，都必须与生产和保存相关。

实际上，生产和保存远不能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后者还包括了消耗。

首先是生产性消耗，它是为了保存生命活动和延续生产所需的消耗，其次是非生产性消耗，它非但不有用，反而是让损失最大化。非生产性消耗体现在各种祭祀、战争和仪式中，这些都属于生命中的荣誉、义务、神灵的维度。想想我们在耗费性的节庆仪式中感受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彻底交融的迷狂时刻，就会明白，有意义性就诞生于这种非生产性的消耗之中。

而狗屁工作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是无用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太有用了，以至于丧失了游戏和艺术的神圣维度，我们无法从中获得身心的享受、耗费的快感和神性的体验。

劳动本质上是用当下的辛劳换来未来的消费，因此它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的禁忌来杜绝当下的享受。也只有遵守这些禁忌，才能将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效用最大化。

但这些合理化的行为并不会让个人获得任何意义，在这些手段-目的的桥上，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工具人（Homo Faber），完全不能获得任何的自主。只有当我们克服这些禁忌，把工作当成游戏，把规范视为仪式，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才能成为一个智人（Homo Sapiens）。

傅立叶最早认识到，必须把享乐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工作游戏化，才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在他看来，人类的活动在根本上受到情欲的驱动。最低级的五种情欲来自个体对视、听、触、味、嗅五种感官的满足；更高级的情欲是友谊、荣誉、爱情和亲情，它们促使人们自由组成小团体；最高级的情欲是计谋、轻浮和组合，它们构成了傅立叶乌托邦中的劳动小组“谢利叶”的组队动力。

傅立叶试图通过尽可能地满足这些情欲，来让劳动成为一种宜人的游戏。他开出的药方是，让邻近的谢利叶做相似的工作，激发它们的竞争以满足计谋情欲；把工作时间限于两小时内，从而可以参加三十种谢利叶，以满足轻浮情欲；在谢利叶内分工协作以满足组合情欲。

可以设想，如果傅立叶的这些工作得以实施，由于它极大地违背了效用原则，这些工作很可能大多数都将是无用的，将立马成为格雷伯意义上的真正的“狗屁工作”。它们唯一的用处就在于满足劳动者的情欲。

但如果物质足够充裕，每个人都从事这样的工作又有何不可呢？在一个自动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我们可以每周从事四小时的有用的“狗屎工作”，剩下的时间就在这种无用的“狗屁工作”中自娱自乐。如果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恐怕格雷伯本人也会乐在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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