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如何“创造”谷歌？

本文摘自《风险投资史》，湛庐文化出版，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原文标题：《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风险投资如何“创造”谷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博士生在一位朋友家的车库内创建了Google公司。次年，由于搜索引擎的开发占用了太多学习时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考虑将其以100万美元出售，后来还把价格进一步降低到75万美元，但仍被一位潜在的投资者拒绝了。今天Google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如何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新书《风险投资史》可以告诉你答案。《风险投资史》首度权威揭秘硅谷指数级技术革命背后的千亿资本冒险史，谷歌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风险投资如何改变谷歌？谷歌创始人如何与风险投资博弈？

正文

1998年8月的一天，帕洛阿尔托一栋房子的门廊上，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正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搜索引擎，并计划为此筹资。这两位博士生就是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他们的公司叫作谷歌。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不太有前途的事业，因为在当时市面上已经有另外17家公司在提供网络搜索服务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布林和佩奇却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技术可以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在门廊上等待一位名叫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sheim）的硅谷工程师。

贝托尔斯海姆并不是一名风险投资人，他曾是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手里有些空闲资金。早在1982年，他就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非常成功的太阳微系统公司。他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名为葛雷尼特系统（Granite Systems）的网络公司，贝托尔斯海姆本人是公司的主要股东，该公司已被思科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贝托尔斯海姆乐于用他的财富来支持其他工程师，毕竟在各处资助个几十万美元并不会影响他的银行余额。

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约翰·利特尔（John Little）的早期互联网企业家曾顺路到访过贝托尔斯海姆的办公室。利特尔也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两人是在太阳微系统公司举办的啤酒狂欢节上认识的。贝托尔斯海姆问道：“最近公司情况如何？”利特尔回答：“不太好。”与他共同创立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要退出，但利特尔没有足够的钱买断对方的股权。“你需要多少钱？”贝托尔斯海姆问他。“我不知道，”利特尔说，“大概9万美元。”

贝托尔斯海姆拿出支票簿，写下9万美元并签了名。他动作太快了，利特尔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在1996年，利特尔从阿克塞尔的阿瑟·帕特森那里筹集了近600万美元，他们需要正式确定股权份额的分配，而贝托尔斯海姆冲动的慷慨行为也让他获得了利特尔的公司1%的股权。在互联网繁荣时期，利特尔的公司的业绩惊人地优秀，贝托尔斯海姆从这张9万美元投资获得的收入可能比他参与创立的太阳微系统带来的收入还要多。

现在，在帕洛阿尔托，贝托尔斯海姆在与谷歌创始人们谈过之后，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贝托尔斯海姆跑向他的保时捷，然后拿着什么东西折返了回来。他热情地说：“以后我们还可以讨论很多问题，现在让我先给你们开张支票吧。”说完，他递给布林和佩奇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抬头是“谷歌公司”。

布林和佩奇解释说，谷歌还没有被注册成公司，因此没有银行账户来兑现支票。“好吧，那等你们注册了公司再兑现。”贝托尔斯海姆高兴地说。然后他就开着保时捷离开了，他并没有说他认为自己购买了谷歌的多少股权。他后来说：“我太激动了，只想参与其中。”

一、“让我先给你们开张支票吧”

贝托尔斯海姆的即兴投资预示着一种新的科技领域融资方式的到来，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不亚于两年前孙正义开出的1亿美元支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一些半退休的科技高管有时会转而从事投资，例如迈克·马库拉曾支持并领导过刚起步的苹果，米奇·卡普尔曾为GO公司和悠游网络提供了资金和建议。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科技市场蓬勃发展之后，这种“天使投资”才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多亏了IPO带来的红利，硅谷的千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天使投资成了精英人士的一种新的消遣方式，就像好莱坞明星热衷的医美手术一样。

1998年，也就是贝托尔斯海姆支持谷歌的那一年，一位名叫罗恩·康韦（Ron Conway）的富有的天使投资人甚至筹集了3000万美元的基金来扩大他的个人投资。“机构天使”或“超级天使”成为硅谷创业引擎中最新的气缸。以前，公司创始人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资金，但孙正义的巨额成长型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这一方式。

天使投资的出现，也让创业者们找到了传统风险投资的替代方式，有抱负的创业者只需要被引荐给几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就可以筹集到首轮资本。贝托尔斯海姆非凡的投资风格变得几乎随处可见。

布林和佩奇特别擅长利用这个新体系。他们首先向一位名叫拉姆·施拉姆（Ram Shriram）的印度科技高管寻求帮助，后者通过将自己的创业公司出售给亚马逊从而迅速致富。起初，施拉姆向可能购买谷歌技术的老牌搜索公司介绍了谷歌，但没有出现合适的报价。这时施拉姆提出，如果他们能找到其他天使投资人跟自己一起出资，自己就会支持他们。

很快，布林和佩奇就找到了贝托尔斯海姆和他在葛雷尼特系统的联合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谢瑞登（David Cheriton）。几个月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来到湾区露营，并在施拉姆的家中见到了布林和佩奇。之后，贝佐斯也想出资。贝佐斯后来说：“我对拉里和谢尔盖一见倾心。”

到了1998年底，布林和佩奇从4位天使投资人手中筹集了1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比雅虎从红杉资本手中筹集的资金还要多。但他们募资时没有找过任何一位风险投资人，没有放弃过超过10%的股权，也没有签署绩效目标或受到风险投资人的监督。像贝佐斯和贝托尔斯海姆这样的天使投资人，会更专注于自己的公司，而无暇担心布林和佩奇的情况。因此，用约翰·利特尔的话来说，布林和佩奇“几乎是白白筹集到这么多的钱”。

至此，解放资本的旧概念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类的奋斗史中，年轻的发明家从未享有过如此特权。

二、保持强势，主动追逐两大资本猎物

虽然谷歌的创始人没有和风险投资人合作，但风险投资业务还在蓬勃发展。1998年，风险投资人一共筹集了创纪录的300亿美元，是1995年总募资额的3倍，孙正义就是在那一年与雅虎相遇的。1999年，这种繁荣变得更加疯狂：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在他们的战备金库里又补充了56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数量也从10年前的400家增至750家。硅谷充斥着财富带来的兴奋，受到感染的不仅是风险投资人。

鉴于风险投资行业的繁荣，谷歌几乎肯定会向风险投资公司募资，毕竟天使投资人提供的100万美元只能维持公司几个月的运营，尤其布林和佩奇渴望建立用户群体，而不是创造收入。1999年初，参与度最高的天使投资人拉姆·施拉姆直白地告诉创始人们，他们需要写一份商业计划来解释公司的盈利模式，但布林回应道：“什么是商业计划？”

施拉姆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把起草计划的工作交给了一名不断到谷歌办公室来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然后，他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到一名愿意为该公司工作的成熟高管。施拉姆的角色与米奇·卡普尔在准备向投资人推介悠游网络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同。

1999年5月，谷歌正式开始与风险投资人会面。但是，在以如此优惠的条件从天使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后，布林和佩奇决心在下一轮融资中保持强势。考虑到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如此充沛，他们认为这是试出风险投资人底线的好时机。从逻辑上讲，资本充足就代表资本的价值应该是低廉的。两位异常自信的创始人有机会试探风险投资人能够被迫让步到何等程度。

第一项任务是选择最理想的投资人。红杉资本自然是候选者之一，毕竟，它投资过雅虎。但佩奇和布林也很想见见约翰·杜尔，他是凯鹏华盈的能量之源。

杜尔在GO公司遭遇的挫折现在已成过眼云烟，他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最热情的推动者，在吸引人才进入被投资公司方面，没有人比他更高效。在投资网景后，杜尔设法与一位老牌电话公司的高管签约，让他加入这家年轻的新兴公司，这位高管名叫吉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看起来十分老成的人。知情人士后来解释说：“巴克斯代尔只是痴迷于约翰·杜尔的光环。”

杜尔随后将网景变成了一系列旨在从事网络行业的企业的跳板，其中包括通过有线宽带提供高速互联网连接的突破性公司链接在家，试图在网上销售药品的药店网，甚至还有一家已经获得互联网经营权，以家政服务领域的“女强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的名字命名的公司。

硅谷各地的企业家都争相加入杜尔的阵营。一位仰慕者告诉《纽约客》杂志：“有观点认为，如果约翰·杜尔和凯鹏华盈投资了你，那么你立刻就可以去买法拉利了。”

杜尔能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他对亚马逊的投资。1996年，杜尔以800万美元收购了亚马逊13%的股权；到1999年春天，亚马逊已经是一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考虑到杜尔对亚马逊的投资，以及贝佐斯对谷歌的投资，布林和佩奇与凯鹏华盈的知名风险投资人会面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认为自己获得投资是理所当然的。

其他创业者为了说服风险投资人投资自己，可能会通宵准备PPT，但谷歌的创始人并没有太紧张：他们带着一份只有17页的PPT去见杜尔，其中还有3页展示了卡通画，只有2页有实际数据。尽管在演示内容上稍显不足，但他们用泰然自若的演讲弥补了这一缺陷。在施拉姆的带领下，他们将谷歌的企业使命和愿景浓缩为8个字：“一键传递世界信息。”（We deliver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 one click.）

杜尔最喜欢的就是大胆自信的且具有高度概念性的演讲。这源于他的工程师背景，让他天生就是个梦想家。此外，在天使轮阶段，谷歌还利用资金对搜索引擎进行了开发升级：现在它每天能处理50万次的用户搜索。

杜尔心算出如果谷歌能够进入顶级搜索公司的行列，其市值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为了判断创始人是否有雄心，杜尔问：“你认为公司未来规模会有多大？”佩奇回答：“100亿美元。”“你是指市值吗？”杜尔接着问。“不，我不是指市值，我是在指收入。”佩奇自信地宣称。他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展示着与竞争对手相比，谷歌的搜索结果有多快、相关性有多强。

杜尔又惊又喜。100亿美元的收入意味着谷歌的市值将至少达到1000亿美元，这一目标不仅是杜尔对谷歌估值的整整100倍，也意味着一旦达成目标，这将会是一家规模和微软一样大、比亚马逊大得多的公司。无论这一目标是否合理，它都表现出了创业者的胆识。杜尔很少遇到比他自己还敢于梦想的创业者。

当谷歌的创始人们向杜尔谋求投资时，他们也在寻找第二个资金来源。他们遇到了“超级天使”罗恩·康韦，并向他提出了一项交易：如果康韦可以帮助他们跟红杉资本牵上线，他就可以投资谷歌。康韦愉快地接受了，毕竟即使按照硅谷的高标准来衡量，他也称得上是一位人际网络大师。

康韦与道格·莱昂内关系非常密切，后者是与迈克尔·莫里茨一起管理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就是看起来不太友好。莫里茨的胜负欲非常强烈，他广结好友却也树敌无数，而莱昂内在本质上是一个善于交际的意大利人。

在一个星期五的午餐后，莱昂内接到了康韦的电话。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谷歌，但他还是立即给布林和佩奇打了电话。下午4点，他坐在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们面前，一边看着他们展示谷歌的搜索引擎，一边惊叹不已。他认为，谷歌搜索的结果确实远比雅虎的有用。一结束会面，莱昂内就给莫里茨打电话请他过来。莫里茨在下午6点出现，谷歌的创始人们再一次向他做了展示。

他们不知道的是，莫里茨其实已经从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那里听说了谷歌，后者对谷歌的技术大加赞赏，并且正在考虑使用谷歌布林和佩奇为其网站上的搜索框赋能。其实布林和佩奇早已凭借技术扣开了合作的大门。

到目前为止，莫里茨和杜尔都对谷歌十分着迷，想要投资它，但他们的逻辑存在微妙的差异。在“不科学”的风险投资领域，当两个投资人对同一笔交易有同样的热情时，不一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作为一名工程师出身的风险投资人，对杜尔而言，谷歌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所拥有的技术优势。许多对谷歌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由于有18家竞争对手在你争我抢，搜索将是一项利润率较低的网络业务。但杜尔对谷歌的技术优势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一个拥有更好算法的搜索引擎，可以后发制人，在一众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他的合伙人维诺德·科斯拉这样解释到：如果你认为现有的搜索技术已达到了最佳性能的90%，那么将性能提高到95%并不能为你赢得用户。但是，如果你认为现有搜索技术只展现出20%的能力，发展空间还很大，那么谷歌的实力可能是其竞争对手的3倍到4倍，在这种情况下，其卓越技术带来的领先优势将吸引大量用户。

科斯拉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连续投资数代网络路由器收益颇丰，每一个迭代产品都比前一代产品好得多。他由此得来的经验是，工程产品的改进程度会超出非工程师的想象。

但在以前做过记者的莫里茨看来，谷歌属于另一种情况。当然，他可以看出谷歌的搜索引擎很具有技术优势，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技术优势会带来变革。这种看法来自他对互联网未来的展望。考虑到他在投资雅虎时的经验，以及1999年互联网的发展方式，莫里茨预计互联网将由品牌主导。搜索引擎等技术功能将以不起眼的插件形式，存在于依靠消费者忠诚度生存的热门网站上。

《华盛顿邮报》已经向谷歌支付了升级其主页搜索框的费用，佩奇和布林不久也将与网景公司达成类似协议。与雅虎合作的想法也符合这一模式：作为热门的雅虎门户网站上不起眼的搜索引擎供应商，谷歌可能拥有坚实的未来。

莫里茨的错误估计证明了，技术的进步具有完全不可预测性。毕竟，在1999年，人们很难预见，未来谷歌将超越雅虎，或是亚马逊将超越所有其他电子商务竞争者。这种进步绝非显而易见。

在分别与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进行交涉后，佩奇和布林考虑了他们的选择。基准资本和阿克塞尔等其他风险投资公司对谷歌的估值较低；纽约一家银行准备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施拉姆建议他们继续与懂得如何经营公司的西海岸风险投资公司合作。这让谷歌需要在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之间做选择。他们决心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计划让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

贝托尔斯海姆提出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两家自傲的公司同意共同投资的“可能性为零”：他们习惯于主导交易，而不仅仅是参与交易。但布林和佩奇并没有气馁，他们觉得在1999年的繁荣气氛中，不可能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他们利用天使投资人作为中介，让外界知道他们将把12.5%的股权出售给凯鹏华盈，并将同样数额的股权出售给红杉资本。如果两家风险投资公司中有一家拒绝，谷歌将不会向他们任何一方出售任何股权。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的投资人气得发抖：亚马逊和雅虎都没有这样对待他们。但在牛市的狂欢中，显然，如果他们拒绝达成协议，就会有其他人向谷歌提供它所需的资金。

谷歌创始人意识到，他们在谈判中已占据明显的优势，于是他们更加坚定地请康韦和施拉姆分别重申他们对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的最后通牒。几天后，康韦在星巴克的停车场中接到了施拉姆的电话。“这场争执结束了，”施拉姆说，“他们都会投资，而且所获股权份额相当。”

1999年6月7日，三方签署了一项协议。对杜尔来说，1200万美元的投资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赌注”。他挖苦地说：“我从来没有为一家初创企业投入这么多钱却只获得这么少的股份。”多亏了天使投资人的出现，以及流入行业的大量资金，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

三、拒绝外部首席执行官，打破奎茂公式

不管施拉姆怎么说，谷歌创始人和风险投资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并没有结束。风险投资人们几乎接受了谷歌所有的条件，但他们坚决认为公司应该有一名外部首席执行官。当时谷歌在组织结构上略显荒唐：佩奇自称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布林自封为董事长和主席。他们都有不得了的管理职位头衔，但缺乏管理经验。要打造一家能与微软匹敌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

在为企业融资时，布林和佩奇同意在今后某个时间节点聘请新的首席执行官。但在几个月后，他们告诉杜尔：“我们改变主意了，实际上我们认为自己就能管理公司。”

从萨特山创投发明了奎茂公式的1973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虎和eBay等初创企业都张开双臂接受了外部首席执行官，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默认了自己将会为被投公司引入一位新的领导者。

但现在布林和佩奇援引了少数几位保留管理权的成功创始人的例子，比如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来证明自己也可以管理公司。杜尔的一位助手尖锐地指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所有的失败者。那不在他们的数据集里。”

莫里茨和杜尔对这次“叛乱”感到很是不快。莫里茨后来冷嘲热讽道：“即便拉里和谢尔盖得到了神灵的指示，他们仍然会出现问题。”在一场特别激烈的争论中，两位风险投资人坚称，谷歌创始人在损害公司的前景，如果佩奇和布林拒绝为外部首席执行官腾出空间，他们将撤回投资。莫里茨后来说：“我对他们做出了严厉的威胁。”

金融环境的变化令风险投资人无暇顾及自己的情绪。2000年春天，科技股的长期繁荣戛然而止；繁荣的氛围已经消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像Webvan这样充满泡沫的公司纷纷宣布破产。在此之前，风险投资人将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安排公司上市和统计他们从中赢得的利润上。而现在，随着IPO窗口几乎关闭，他们纷纷开始清算退出投资组合内的公司。自然而然，他们的业绩一落千丈。

这次危击对杜尔而言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2000年前4个月，他投资的玛莎·斯图尔特公司市值下降了60%，他投资的宽带公司链接在家在1999年初市值为350亿美元，但在2001年，该公司破产了。就连亚马逊的股价也在暴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一位著名分析师警告称，亚马逊可能有债券违约的风险。为此，杜尔给雷曼兄弟的老板迪克·富尔德（Dick Fuld）打电话坚决否认其分析师的推测，并设法化解了雷曼兄弟对亚马逊的下一次恶性预测。杜尔后来说：“迪克很感激我给他打去了这通电话。”

在与这些不景气的浪潮做斗争的同时，杜尔将他对谷歌的愤怒转化为一种新的策略。2000年夏天，他向布林和佩奇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兴趣的提议。他和莫里茨会把他们介绍给他们崇拜的知名创始人，然后让他们去和这些知名创始人探讨引进经验丰富的外部首席执行官是否有价值。杜尔推测，虽然布林和佩奇拒绝听取自己关于引进人才的建议，但他们也许会听其他创始人的建议。他意识到情势已经向有利于公司创始人的方向发展，于是学习了天使投资人善用的四两拨千斤式的做事方式。

杜尔告诉布林和佩奇，如果他们两人与其他创始人交谈后，认为他们需要风险投资人帮忙寻找人才，自己一定会照做。杜尔对此补充道：“要是我们依旧坚持原来的想法但你们不接受，我就将自己做出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布林和佩奇适时地咨询了一系列硅谷的权威人士，比如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太阳微系统的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当然还有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杜尔在每次会面后都会谨慎地跟进，询问资深管理者们对谷歌创始人认为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也能运营好公司的看法。“有些人就是想乘坐着橡皮筏划过大西洋，”杜尔回忆起贝佐斯的话，“这对他们来说没问题。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接受。”

夏天结束的时候，布林和佩奇来到杜尔这里，他们告诉杜尔：“这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我们同意你的看法。”他们现在想要一位外部首席执行官，甚至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选，只有一个人符合他们的标准。“我们想要史蒂夫·乔布斯！”布林和佩奇说。

由于乔布斯拒绝加入谷歌，杜尔急忙寻找替代人选。他有时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光荣的招聘人员”，“我们不是在投资商业计划，也不是在投资经现金流贴现法评估后的公司，而是在投资人才”。他强调，这表明自阿瑟·洛克和汤米·戴维斯时代以来，风险投资行业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杜尔适时地利用他的人脉网络找到了一位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高管，但这个人看不出在无数个搜索引擎公司的竞争中谷歌有什么未来。然后，在2000年10月，杜尔锁定了另一位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高管。他叫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经营着一家名为诺维尔（Novell）的软件公司。

在思科的首席执行官举办的政治筹款活动中，杜尔碰到了施密特，便上前与他交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人一直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曾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工作。施密特在太阳微系统公司不断晋升，并已显露出作为工程师的天赋。更可贵的是，他能适应幽默活泼的工作氛围。有一次，他的团队拆解了一辆大众甲壳虫轿车，并在他的办公室里重新组装，之后车甚至还能正常驾驶。现场的一段视频显示，年轻的施密特虽然很惊讶，但和其他人一样喜欢这个恶作剧。

杜尔知道施密特打算卖掉诺维尔，很快就会为新工作做好准备。杜尔以最急切的语气告诉施密特，他的下一站应该是谷歌。但施密特不屑地回答：“我无法想象谷歌会值那么多钱。”他补充道：“没人会真的在乎搜索引擎。”“我认为你应该和拉里及谢尔盖谈谈。”杜尔重申，谷歌是“一颗需要他人帮助打磨的小宝石”。施密特非常信任杜尔，因此不会拒绝他的请求。他后来说：“约翰·杜尔很了解我。他知道我在意什么。如果我信任的人让我做什么，我会照办的。”

施密特适时造访了谷歌，这家公司恰巧位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旧大楼内。施密特认出了20世纪80年代就在大楼里的熔岩灯，他还注意到，自己的简历依旧贴在墙上。“真奇怪。”他自言自语。

见面后，布林和佩奇开始询问施密特在诺维尔的工作情况。他们认为，诺维尔使用代理缓存的方法来加快互联网响应时间的努力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施密特和他们进行了一场后来被他称作刺激又彻底的辩论。他本质上还是名知识分子，是个彻彻底底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个决心实现商业目标的商人，因此他十分享受这场辩论。

但对施密特而言，显然，这也是一种警告。这位即将上任的首席执行官意识到，要想管理好这些年轻人，需要多花些心思，尤其是这些年轻人能决定他的收入，而收入的多少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布林和佩奇只出售给风险投资人25%的股份，他们保留了对公司管理的最终控制权。如果他们雇用了首席执行官，而又后悔了，他们就有权解雇这名首席执行官。

施密特一方面对加入谷歌的前景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对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两个20多岁的反复无常的年轻人感到焦虑。最终，硅谷人际网络可靠的守护者杜尔打破了他的顾虑。施密特说：“我确信，如果拉里和谢尔盖把我赶出去，杜尔会善待我。”他明白，如果谷歌没有成功，杜尔和莫里茨也会帮他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好的工作。有了风险投资人为他提供的心理支撑，施密特迈出了这一步。最终，谷歌终于拥有了一位他们所需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来引领他们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四、创造三个不可能

2001年，在招募了施密特后，谷歌创始人进一步打破惯例，创造了三个不可能，让风险投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第一个不可能是关于交易定价的：正如杜尔所说，当他们投资谷歌时，这是凯鹏华盈有史以来为一家初创企业的少量股权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第二个不可能涉及对奎茂模式的反抗：施密特是在谷歌招募首席执行官一事被长期拖延之后才被聘用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领导公司的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不可能发生在2004年，当时谷歌正准备上市。布林和佩奇无视硅谷的传统以及杜尔和莫里茨的抗议，坚持要在向公众出售股票后仍保持自己对公司的掌控。他们决定遵循主要由媒体行业的家族企业开创的先例，规定谷歌将发行两类股票。第一类由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持有，授予其在决议重大公司决策时10票的投票权。第二类由外部投资人持有，只授予其1票的投票权。总而言之，外部投资人将只获得全部投票权的20%。而内部人士，尤其是布林和佩奇，将保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当谷歌提出这种股权结构时，杜尔和莫里茨提出了两项反对意见。第一，外部投资人可能会因为只能成为二级股东而反感。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拒绝购买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下降，最终使风险投资公司在退出时利润减少。第二，无限期地让创始人保有控制权似乎也不太明智。布林和佩奇还年轻，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从而影响公司发展。随着谷歌的发展，它将更难管理。如果未来创始人决定去加勒比的海岛上享受他们的富有生活该怎么办？莫里茨还认为，双重股权结构与谷歌所代表的理念相矛盾：信息应该广泛传播，以便由从公开辩论中产生决策，而不是由思想固化的老板做出决策。

谷歌创始人提出了两个反驳理由作为回应。首先，他们强调了谷歌的公共使命。华盛顿邮报公司和纽约时报公司等报业集团认为，记者只有在远离渴望盈利的公众股东的情况下才能诚实地报道事件。一个充满公民责任感的开明的报业家族才会领导报社毫无畏惧、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相。公众股东的声誉与报道质量无关，他们更可能因惧怕大胆的报道会离间报纸与政府或广告商的关系而退缩。

布林和佩奇对谷歌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的IPO招股说明书援引了该公司“对世界的责任”，即提供免费、丰富和公正信息的责任。十几年后，当科技巨头因囤积用户数据和模糊真假新闻之间的区别而受到谴责时，所谓的创始人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似乎变得更加可疑。但在2004年时，谷歌坚称年轻的创始人比公众股东更能维护公众利益，股东民主将损害政治民主。

其次，布林和佩奇强调了长期利益。与人们熟悉的对股东资本主义的批评相呼应，布林和佩奇断言，股市投资人目光短浅，不会去支持那些牺牲今天的利益以投资未来发展的管理者。言下之意，为了股市投资人的利益，他们应该被剥夺权利：如果将股市投资人带来的影响最小化，他们能取得更大的利益。当然，在政治民主化的讨论中，类似的观点，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剥夺人民的投票权，也会遭到嘲笑。

显然，股市投资人并非目光短浅、不懂得着眼长期利益；相反，他们持续抬高亚马逊、奈飞和特斯拉等资本密集型公司的股价，正是因为他们重视未来发展。但谷歌创始人依然坚定地援引了股市短视的倾向性论点，他们在向潜在投资人发出的IPO信息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因为短期收益压力而回避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2004年8月19日，谷歌公司正式上市，他们的股票分配机制得到了重点关注。在他们对金融机构的另一次反抗中，谷歌拒绝向投资银行支付传统的配售股票的服务费用，而宁愿通过拍卖出售股票。但是，尽管谷歌的具有实验性的定价机制并没有成为后来硅谷其他公司IPO的模板，但其“1股10票”的双层股权结构还是被Facebook等公司所效仿。在上市后的3年里谷歌实现了非凡的增长，股价翻了5倍，这让风险投资人们对双层股权结构的反对显得无关紧要。显然，投资人非常乐意购买所谓的二等股票。而创始人享有过多权力一事也被他们领导公司的成功所掩盖。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硅谷之星，谷歌对初创企业的筹资方式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向天使投资人寻求早期资本，同时迫使A轮投资人为获取股权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拒绝了奎茂模式，转而自己经营公司，同时也放弃了股东民主制度。总的来说，创业者们正利用他们掌握的每一个技巧来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更重要的权力。

《风险投资史》 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本文摘自《风险投资史》，湛庐文化出版，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