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追赶”，还有什么困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 （ID：nature-portfolio），作者：Joyce La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中国正在迎接创新文化吗？》

从一些特定的研究指标来看，可以说中国要么快要成为世界领先的研究大国，要么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根据许多常见的研究数量方面的衡量标准，中国已经在同行审议出版物的每年产出方面领先于美国；同时一些报告提出，中国在研究质量上也开始领先。例如，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发表的文章中，中国在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论文中所占比例为27.2%（基于作者所属单位的分数计算），而美国占24.9%。

在自然指数（追踪82种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的研究成果）发布的最新年度表格中，美国在份额这一指标（该指标也使用作者所属机构进行评分）上仍领先于中国。但其中的差距从2020年的超过6000减少到2021年的3000左右。表中的领先机构里，中国科学院的份额还在继续上升，而根据调整后的份额衡量，前10名中的非中国机构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排名皆有所下跌。

然而，在广泛使用的其他关于创新的指标体系中，中国仍落后于其他研究领先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根据一揽子指标对经济体进行排名）中，中国仍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大国，未能进入前10名。

根据2022年随GII发布的报告，中国在专利来源、商标、工业设计和国内市场规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该报告将中国包括法治和环境绩效在内的监管环境视为“弱点”。在与国际关系相关的GII指标（例如来自国外的学生人数、合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方面，中国的排名也远低于前50名。

在这一自然指数附录的50家领先创新组织名单（根据专利引用的频率进行排名）中，也没有出现中国机构，尽管潜在原因可能是专利引用分析的时间滞后和缺乏当地语言覆盖等因素。在前50名之外，排名最高的机构是排名第53的香港科技大学（HKUST），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属于中国主流高等教育和研究体制。

追赶型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创新呢？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需要更久，是否仅仅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将近期基础研究中的成功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社会科学家、新书《揭开中国创新机器的神秘面纱》的合著者Marina Yue Zhang表示，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

 “创新能力建设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后来者通过这个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展他们的知识基础。”她说。然而她补充说，“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成长为世界主要创新领导者之一”，其中创新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22年是中国1982年党的十二大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从农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大国的40周年。从那时起，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50亿美元猛增至17.7万亿美元。尽管中国不在GII前10名之列，但它在GII的中高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

来源：The Lens， Nature Index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Zhang所谓的“注重短期激励的排名驱动型追赶模式”（例如学术出版物），转变为追求“基于学术好奇心和自由的长期知识积累”。根据中国科技部的数据，2021年基础研究占中国研发支出的比例略高于6%。相比之下，根据2022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基础研究占美国研发支出的15%以上。

Zhang说，在中国的基础研究中，超过96%是由大学等公共机构进行的，这意味着只有不到4%由私营企业进行。“这些数字可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取得了更多成就，但在创新方面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她解释道。

Zhang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蓬勃发展，研发支出“受经济回报驱动”，公司更愿意投资应用科学，因为其货币收益更为确定。“如果你正在‘追赶’一个清晰的目标，这种策略效果很好。然而，当中国接近某些技术前沿时”，她说，“就需要投资于基础科学。”

她指出，半导体和生物制药是两个高科技产业，中国在这两个产业中的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在半导体发展方面，中国台湾控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小于10纳米的芯片）约92%的制造能力。

但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学家黄福涛仍对中国创新持谨慎乐观态度。“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提升其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并在研究实力上赶超，因为中国肯定会增加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研究人员数量以及研发投资。”黄福涛说。他承认也存在一些阻碍。“一方面，中国需要实现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扩张，尤其是具有创造力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在政治、监管和生态环境方面取得更显著的进步。”他补充道。

合作“至关重要”

即使中国能够解决阻碍其创新能力的一些基本的国内挑战，它也面临着国际合作的重大挑战，国际合作受到COVID-19旅行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双重打击。根据爱思唯尔和环太平洋大学协会（APRU）的一份报告，自2017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的中美合作出版物数量在2021年略有下降。尽管下降幅度很小，但这一趋势足以让APRU这一由太平洋两岸60所大学组成的团体发表声明，强调保持联系的重要性。

Zhang说，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是中国在追赶创新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黄福涛说，如果中国看起来更加孤立，那么从国外吸引人才可能会面临挑战。这甚至可能包括在国外接受培训后回国的中国公民——中国近年来在吸引这些人才回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建议中国可能需要向内看，并努力为国内有潜力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有利的环境。

中国国际合作困难加剧的一个因素是COVID-19。据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和媒体报道，截至9月，包括研究生在内的许多在中国大学就读的学生仍无法返回。一项研究表明，自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工作的欧洲研究人员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X. Xu et al.Eur. J. High. Educ. 12， 416–433; 2022）。

国内旅行限制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影响到作为技术中心和区域创新中心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枢纽，该中心在2022年上半年不少时间都处于管控状态，与枢纽的其余部分——浙江、江苏和安徽这三个相邻省份的连接受到限制。第二个是珠三角枢纽，在中国大陆一侧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接壤。该中心也被称为大湾区（GBA），被设想为中国的旧金山湾区——这是拥有美国西海岸的大学和硅谷科技公司集群的创新中心。

虽然香港和深圳地铁相距仅一小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一度非常困难，政府不得不开辟一条特殊的出入境通道，为跨境学生提供便利。在COVID-19的管控期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推迟了于8月份参加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新校区开幕式的行程。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估大学在中国南方建设创新和技术中心的作用的研究项目联合研究员杨锐说，即使没有疫情引起的困难，像GBA这样的枢纽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与加州相比，大湾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的潜力在那里。”他补充道。

大湾区背后的理念是将香港的知识和卓越的高等教育与内地广袤的土地和人力资源相结合。但在杨锐看来，刺激更快增长的方法是让这些大型项目着眼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这些枢纽可以创造一个环境，其中大学、业界和更广泛的社会在创新方面有需求、有供给。”他说。

APRU秘书长Christopher Tremewan表示，这种方法也可能有助于重新点燃与中国的国际合作，“尽管政治局势紧张，但国际科学学术合作对于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加速威胁等挑战仍然至关重要。”

成功的创新是对经济或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的能力，中国发挥其潜力的能力，可能基于如何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培养学术研究能力，应用于更广泛的全球挑战。

原文以Is China open to adopting a culture of innovation?为标题发布在2022年12月8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创新”上，© nature，Nature | doi:10.1038/d41586-022-04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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