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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水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一
世界变化得如此快。人们开始从焦虑菜和自由变成了焦虑药和增长。我们的心真是忙碌啊,愿大家都健康平安。
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里,其实一直有一个找到自己、安顿自己的分支。老子庄子、嵇康阮籍、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王阳明等等,其实是一个序列的。这是一个真正安顿身心的天团。
古代的人其实没有多少“自己”这个成分的,儒家更是把人紧紧地绑在一起,要生硬地画出自己的边界,有时候意味着自私和背叛。而有时候哲人,总是能高维度地运用思维和语言,让人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新鲜的、好玩的、高级的追求,是个稀缺的存在方式。不过,那意味着要断舍离很多东西和关系。
我小时候读庄子,并不背,只是觉得,那种逍遥悠然的境界,那虚幻世界里也有源源不断的人在营造,那里面一定是温柔的吧。无论现实有多残酷,温柔在那里源源不断地可持续发生着,升腾着的是别致的新希望。
能很好地退避,还能不受俗世的迫害和打扰,那需要多大的力量、又需要多大的包容和温柔?
幸好,国人可以不使用巨量的内心成本,就能相对低耗能地就进入那个世界,这大概是我们文明的福利吧。
遇到事情,先坦然面对吧,有药寻药,有病治病,心可以慢一点焦虑,可以先对自己、对别人温柔慈悲。“予人慈,拔人悲,喜人喜,平等舍”。那个天团里,最温柔的人,该是王维,所以先写王维吧。
王维的长相是温柔的,帅而白净,忧郁和明媚综合得恰如其分。他出身贵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底子都很好,能让人感觉到一直静、一直美,一直静美,而少有愤恨埋怨暴烈委屈的,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存在。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
“俯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这个柔啊。仿佛人世间的悲喜,都是自然的,用不着花很大的力气去拨弄它们本来的样子,就像一掬水,拿起又在阳光中放下;像一些烧透的灰烬里还有玄妙而传奇的力量在流转,在保护人们一样。
二
为什么可以一直温柔?温柔到现实中的悲伤和被迫妥协都不能损坏他。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
王维最早的诗作《过秦皇墓》,大概写于14周岁左右,这个少年面对着长满野草的大墓,感喟深重。但是,他并没有批判秦始皇的暴虐,他是在感慨世事变幻大。
中国人不仅政治早熟,其实人生也早熟。总有那么多的道理,可以从前辈前浪那里,用一些非常方便的、灌输式的、加压加能的方式接收到。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大道理和规矩继承下来,仿佛生来就懂很多。
但是为什么人生必须这样重复着发生,好似不同,又好似相同,在长长的历史变迁中,过往又真实存在不可磨灭,但一切又变得那么快。
我小时候最多的疑问大概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有些观念会如此自然而深重地刻在成年人身上,一些高度扭曲的或高难度的事儿能那么轻易容易地做出来。但同时,我们有那么漫长的不间断的历史,一定有很多精神力量、精神碎片如漫天繁星般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星空里。
他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有那么大的愁,化都化不开,且不是那种基于生活政治等等的愁,而是世事变迁感的愁。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天生来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维和新的感觉的。忧虑是有意义的。
16周岁,他写了那首三岁儿童都会背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出独在京城的孤寂,“每逢佳节倍思亲”,诗情流淌,悲情共载。
17周岁作《哭祖六自虚》,面对友人的仙逝,他用“未省音容间,哪堪生死迁”,对人生表示哀叹。第一次来人间,感受各种悲喜,总觉得什么都可以经历,但盛衰规律又掌握得那么彻底。于是,水里来火里去的人生,平静地、温柔地去面对,就胜利了一半。
他开始找长久的、温柔平静的力量了。18岁前他开始有求仙的经历,“南山惧隐逸,东洛类神仙”,追求那个高蹈绝尘、自由自在的境界。
18周岁他写了《桃源行》,那是一首乐府诗,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是人间乐土,渐渐有了人间仙境般的待遇。
他喜欢桃源,但不一定喜欢陶渊明,因为陶渊明虽然不用求官了,但他生存不下去,也是要求人帮助的,人不是求这个,就是求那个,不是要遇到这个挑战,就是要遇到那个困难。所以,必须把自己的各方面实力变强了,人只能自足、自生、自成、自洽。
王维认为陶渊明没有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就不是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也觉得陶渊明的诗作一般,属于中品。是苏东坡拔高了陶渊明,因为苏东坡内心里喜欢那种不顾一切的纯粹。
完全不管物质基础,并不是好的人生范本,王维选择物质基础和人文意义共有,所以他要留在士人体系中,好像也总是不得不留在士人体系中。人生的局限性,大概都是如此吧。
20岁,他就中了进士,任太乐丞,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是个艺术类官职。但因为手下的伶人私自作黄狮子舞(只有皇帝能欣赏),而被牵累,被贬官到济州(今山东西南部)五年。
你看,年轻人总是要碰壁的。而且考验总是没有征兆地就来了,避都避不了。掉以轻心,是年轻人的毒药。适量的焦虑让我们有心理建设,是好的。
这个错误买单五年之后,27岁,他的半官半隐计划就实施了起来。28岁,他开始系统学习禅宗,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那里学顿教(禅宗六祖慧能创立的南宗法门)。
30岁,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没有续娶,他也没有孩子;在这样的孑然一身中,他还是显得那样静美。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苏东坡也做不到。
43岁,他开始经营蓝田辋川别业,隐居的他变得更加温柔,更加细腻,更加从容了。从28岁算起,他也算学佛15年了,学道家的时间则更长。在那里,他用了很多很多年,从理论到实践,都诗文到生活方式,都在融合道家和佛家。
他的晚年也非常波折。55岁经历了安史之乱,他被俘了,虽然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还是因为诗名太大,被安禄山派人接他到洛阳,拘于菩提寺,硬委之以“给事中”这个伪职。后来,事态也很快转变,唐明皇恢复了局势。
被俘时,他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他才能换回一命。现实的人生有了污点。人无完人,当他追求光明的时候,也充满阴影和懦弱。但一个内心充满温柔和平静的人,足以修复好自己。
59岁,他任尚书右丞,升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的官阶。你看,现状其实也可以颠覆式改变的。一切皆有可能,几年之间,什么都可以完全两样。这是我们面对无常的自信所在。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即便是板上钉钉的结论。而且,现在看来,通过一个契机,转向会来得特别快。
本哈明·拉巴图特《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里说:“我们攀升,我们坠落。我们通过坠落而攀升。失败塑造了我们,我们的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智慧来自逆境。无一例外。
60岁,他上了《责躬荐弟表》,请求削去自己全部官职,放归田园,使其弟王缙得以还京师。此生不欠任何人。干干净净,这辈子的事儿都在这辈子了。
三
他留下的文字中,他受的伤仿佛都是天赋和无形之手给调好的。干干净净的情绪,都用温柔包装好了,一个人,极净,极幽。在他面前,苏东坡更像我们普通人,悲欢离合喜怒哀愁,各种小故事小确幸小悲伤小启示都记录下来,疗愈自愈过程都有迹可循。
王维有的,是大块大块的切不开的温柔,经历时空变迁储存,也不变质,不反复,不减少。那背后一定有一些持续的力量在供给他的心力和生活。
我们品一品他们两个写的冬季的诗歌——
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有句云:“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里面从容、闲适,没有人力。
苏东坡《夜雪独宿百仙庵》曰:“晚雨纤纤变玉雨英,小庵高·卧有馀清。梦惊忽有穿窗片,夜静唯闻泻竹声。稳压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为耕。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苏东坡是用力的,他也追求行云流水,那种水的道,但落到人间言语的时候,还是会用力,用巧。
王维之“隔牖风惊竹”,仍旧是自然世界的动静喧哗,着此“惊”字,愈觉宇宙自然之勃勃生意。而苏轼之“梦惊忽有穿窗片”,则是自然界对主体的“惊”搅,也是“此心”未“安”的生动体现。苏轼对王维有着“敛衽无间言”的崇拜。
不惊不慌,终究境界是大不一样的。王维的温柔究竟怎么来的,我想是他在参透禅宗的时候得来的。
有一种观点是,对自然最贴近的其实不是道家,而是佛家。而儒家最远。“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诗薮·内编》卷五)。因缺少内心与自然山水的融和、“通连”,即或描摹了自然山水,也仅仅是“境界止于比拟”。儒家的世界里,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需要运营这个关系,那个关系,这个婚姻,那个事业,这个家族,那个宗族。没有更多的心里空间可以容纳自然了。
道家虽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性认识,亦有“大宗师”“遗形忘生”的气概风范,刘勰还是认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不仅认为道家无助于山水诗,甚至觉得是一种妨碍。道家主张“返朴还淳”“遗形忘生”是亲和自然的,而道教徒羽化登仙之“术幻”,则有悖于自然。
苏东坡学习道家养生,也停留在修炼丹药、练养生诀的层面,没有像他的忘年交,比他大三十多岁,却跟他同一年走的,九十多岁还能去海南探望他2次的吴复古一样,讲究的“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佛禅称“汝即梵”,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证悟得自然,即证悟了本心,所以等到王阳明意识到“吾性自足”,儒释道才真正完成了融合。温柔最后呈现的东西,是慈悲。在这个世界的上的安全感,也许是不取悦于任何人事物的温柔所带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水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