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李叔同：两位奇才的“命”与“运”

秦朔朋友圈最近发的《如果这就是命运》引发强烈关注。我们先来相对客观地谈谈命运。人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六择业、七嫁娶、八遇贵人、九养生。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九境”，其实每一境都需要智慧，每一境都需要机缘。人生九境中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如果从量子世界观的量子属性来看，“命”是一种秩序，而“运”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在哪里呢？运在哪里呢？“命”在空间里，“运”在时间里。

人的生命有着一套运行系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命运，从科学角度来看是一种生命程序。所谓命运是有规律的，只是我们的认知看不见隐藏的规律而已。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因人而异而无法控制。

古往今来，人们对命运的认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命运具有这样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不得不陷于迷惘之中而又无可奈何。

“神龙不见首尾”的命运，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在影响或左右着人类的命运。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己算。人的命运，有太多的不可思议，又有太多的玄之又玄，奇妙无比。

人的命运之好坏，在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结束之前，是很难定义的。世人所说的命好命坏，都是我们站在生命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的，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无疑是错误的。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一个人命运中的侥幸和偶然，就是量子世界观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测不准属性”。人的先天决定着人的后天，人的后天更影响着先天。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出生的人，甚至还是同一地点同一环境出生的人，但是每个人的命运也会有所不同。

因为每个人在先天都由各自的父母来决定的，恰恰也是各不相同。每个父母与生带来的信息也会影响着每个孩子的先天信息。父母的先天信息可以从天（自然）、地（社会）、人（基因）三个维度思考。

我们每个人所在的自然指的是天、地、时、空。

天指的是天文；

地指的是地理；

时即受孕、怀胎、降生的时间；

空即受孕、降生的地理方位；

社会指的是父母的先天生理、生活、家族、家庭、家业、文化，这些都可以影响和决定我们的性别、体形、体征、体质、长相、健康、婚姻、家庭、寿命、性格；

人指的是先天带来的那种气，也可以说是气象。这种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着的生命之信息。这正是我们的生命本原，也是《中庸》说的那种“天命之谓性”的东西。

这种生命信息能量，恰恰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精神、心性、修养、环境地位和荣辱得失。

二

命运应该是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了。事实上，“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个通俗点的比方：

“命”好比你拥有的车，有跑车、摩托车、自行车。拿到什么车是随机的，车的配置也是固定的，这二者都很难改变，你能做的就是把握好车的性能，让其性能发挥到极致。

有的人生来就有跑车，却不知爱惜，最终进了报废站；有的人只能拿到自行车，但养护尤佳，照样骑着它走出一方天地。

“运”好比你走的路，有高速、省道、乡村公路。你要做的是思考自己的车，最适合走哪种路，才能走出恰到好处的效果。一切果真是该入戏就入戏，该下场就下场，皆如“知天命，尽人事”吗？

人世间的生活有苦难、失败和不幸，也有欢乐、成功和希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命、顺命、修命和非命，也有造命、乐命、任命和制命，我们该怎样看待命运呢？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命运观呢？

人不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随时与厄运抗争、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才能建立起丰功伟绩，这是贝多芬的“命运观”：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灵魂的守望者。今天我们想聊聊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奇才，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命运观呢？

三

记得2016年去盐官开会，我去过王国维的故居。当时正好孩子打来电话和我谈论人生问题，我随手发了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过去：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首先，我们需要有“望尽天涯路”的那种志存高远的追求，更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孤独和寂寞；

其次，我们需要勤奋努力，“学而时习之”，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哪怕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

再其次，我们需要学会独立思考，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当你“蓦然回首”时，在那个“灯火阑珊处”定会领悟真谛，获取真理。

这既是知学、为学、治学的三重境界，也是生存、生活、生命的三重境界，更是“知、行、得”而抵达“致良知”的终极境界。无论做什么都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坚持读书和运用相结合，积极做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看着王国维那嶙峋清瘦的相貌，我们实在是想象不到他的学术世界、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字里行间影响了后来的无数人。

当王国维写下《红楼评论》时才二十八岁，正是这部书开创了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

当王国维用一本《人间词话》提炼出了“境界说”时才三十三岁，正是这部书史无前例地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评论理念；

当王国维写出《宋元戏曲史》时才三十六岁，这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发展史研究……

这样一个屡开文化先河的治学巨匠，1927年6月2日上午，义无反顾地、从容地投水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不知何故，他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定格在既孤单又凄凉的历史漫漫风沙之中。

他为中国文化所留下的《人间词话》，被奉为中国文学批评之圭臬，将不朽千古。

王国维投湖自尽后，在他的衣袋中有一封留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的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着特殊的理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这样的命运，不是世俗之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世俗社会可以置评的。　　

王国维的死，是“命”在“理”中，一度曾是读书人的避讳。比起梁启超的维新，章太炎的入狱，胡适之的白话，熊十力的革命，他的悄然自沉，与其说是“不识时务”，不如说成就他的是“命”而不是“运”。

人生困苦也好，忠于清室也好，朋友背信也好，义无再辱也罢，其实内因就是命。这也符合孔子的“天命”之说：知天命，尽人事；时也，命也，运也。

王国维的一生可以说不堪忍视：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暮年丧子，诸此遭遇，任何一件皆让人崩溃。

老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吾之大患在吾有身。”这就是王国维的“戒”和“患”，也就是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说的“命”和“义”。人世间太多人的命运都是被这两个字压垮的。因为这是人世间的两道窄门。

王国维的自沉是解脱，贾宝玉的出家也是解脱，皆是基于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历程。宝玉的出家与黛玉之死有关，王国维的自沉与生命的变故有关，皆与心有关，心在，生命即在。

北宋关学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还记得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的“绝学”是什么呢？“绝学”一定是在“天地人”的三才框架之下展开的。无论是《大学》中的“明明德”，还是《中庸》中的“性”；无论是《左传》的“立德”，还是《论语》的“克己复礼为仁”，都是张载“四为观”的“绝学”。中国人的“绝学”就是中国人的天地信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张载的“四为观”恰恰又来自于孔子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也是成为大人的必经之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中国文化是“心”文化，西方文化是“物”文化；中国人的文明围绕着“心”展开，西方的文明围绕着“物”展开。

关于“心”文化的阐述最早见于《尚书》。“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中记录的尧舜禹禅让时的嘱托，称之为中华文化之“十六字心法”，也是中国“心”文化的源头。

四

20世纪初的动荡时期，一个看得明白，一个看得透。看得明白的是王国维，看得透的是李叔同。王国维活在“命”里，李叔同活在“运”里。

“命”和“天时”赛跑，“运”和“地利”赛跑，所以说李叔同一生都在随风飘散，该做翩翩公子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该要做和尚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和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随风飘散，这就好比一个演戏的优伶：该演青衣像个青衣，该演老生像个老生，人生该入戏就入戏，该下场就下场，一切皆如“知天命，尽人事”也。

李叔同是民国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他的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脍炙人口，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918年正月十五元宵那天，李叔同正式在杭州灵隐寺皈依佛门。从此便开始了一日两餐，过午不食，每顿饭都是一碗米饭、一碟咸菜、一碗白水的青灯黄卷生活。

“来访者暂缓见面，以文字相嘱者暂缓动笔，以事相嘱者暂缓承应。”这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三条戒律，如此决绝就是为了更好地做一个和尚。

林语堂曾惊奇一跳而言：“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虽存若殁”，不见家人难：“不要抛弃我们好吗？”

不见佳人也不易——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就是慈悲。”

“慈悲对世人，何以独伤我？”

雪子来了走了，俞氏来了走了，都是一句话，相当决绝：不见，俱往矣。

王国维是个奇才，生于南方活动在北方，他把小说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都玩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李叔同也是个奇才，生于北方活动在南方，他把每一样也都玩到了极致：诗文第一，丹青第一，金石第一，西洋乐第一。“人生如大梦，惟我独先觉”，此梦一醒，人生悟道，圆满归去。

家境破败也好，精神破产也罢；经世济用也好，灵魂生活也罢，生命不过三重境界：成长、成功、悟道也。

李叔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重境界，不正是他的生命轨迹吗？

20世纪初的那个时代，天地昏暗，风雨飘摇，有的人刀刃上舔血，有的人温柔乡里酣卧，唯有弘一法师却在灵隐古寺里，为无数无辜的生命点灯默默祈福。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都是具有超然于俗世的独立不羁，能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孔子如此，老子如此，孟子如此，庄子如此，王国维如此，李叔同也是如此。

一个民族在一代一代的文化命脉里，虽然前赴后继，但犹如清香一股，千年不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