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原文标题：《赵思渊 | “数目字管理”为什么仍值得讨论 ——“术道之间”工作坊小记 |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论坛·新春随记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早了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是2021年。蒋杰、王贺两位朋友在上海师大组织的工作坊“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入选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当时我亦忝列其中，和几位朋友讨论了数字人文研究和学科体制之间的关系。参与过程中，朋友们的讨论热烈，很能切中要害。所以到2022年10月份，看到编辑部发布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的征集公告时，我就很期待再有机会参与其中。这一次所组织的工作坊“术道之间：‘数目字管理’与政治理性”正是由此缘起。

这次参加讨论的朋友主要来自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背景。差不多10年前，我们对于如何理解明清以来的财政结构，以及这种财政结构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复杂面向，发生了共同的兴趣。最初在2012年，我在华东师大曾组织过一次“近世中国财政与社会”为主题的讨论。到2018年，我和蒋勤等上海交大历史系同仁又组织了“明清以来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研究工作坊。

这一次将主题聚焦在“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当然来自黄仁宇，他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用过这个说法。流传最广远而影响最深的，大概是他在《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及《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的说法。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特别在明代前期，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举凡税收与会计核算，以及“理性化”的政治运作，都在黄仁宇的批评范围之内。

不过最近这些年我们对于黄仁宇的这个判断，觉得有很多需要重新检视的地方。因为官箴书、契约文书、诉讼档案都显示出当时的地方治理与经济运作中熟稔于会计核算的面向。这也就是我们在此次工作坊主旨说明中所设定的问题：

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政治治理、经济形态、社会秩序等层面都呈现出更多的“理性化”因素。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显示出，黄仁宇所批评的那种“缺乏数目字管理”似乎需要重新予以检视。这表现为明清以来政治与社会演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市场发育与社会秩序演变中所蕴含的内在活力；其二，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化。这意味着，阐释传统中国政治治理的独特道路及其历史命运，需要更新的、更具内生性的理论话语与方法论。本次讨论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

本次讨论主要从法律、财政、经济模式，以及政治治理技术等方面回应上述问题。在法律方面，17世纪以来的司法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基于文书证据链、民商事习惯的“法律理性化”；在财政方面，17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形成了集中式的赋税会计核算体系，核算过程成为理解明清财政运作的关键。地方政府则基于士绅、商人的公共品供给，形成其地方治理的利益平衡。在经济模式方面，复式记账、适应国际贸易的货币金融知识，已经深深嵌入清代的市场发展。在政治治理技术方面，有关量化核算、民商事习惯的知识通过官箴书、官厅会计、胥吏体系等形式成为了清代地方治理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一种新的理论话语阐释传统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尤为必要。

对于这个主题的讨论，邱澎生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20多年前有一篇影响力广远的评论《“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限制？》（《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01年）。这篇评论中，邱澎生老师有几段很有启发的议论：

1. 以现有的明清史研究而论，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是否真能贴切说明众多明清史学者建构的“史实”？特别是在理解明清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数目字管理”概念究竟是洞见还是限制？

2. 我认为黄仁宇先生运用“数目字管理”概念分梳中国与世界史的努力，也对读者带来如下的方法论省思：对于“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要正视其如何有机地联系并影响到不同社会的发展。

3. 尽管黄仁宇先生已注意到“经济、法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但严格来说，他未能进一步呈现三者间的复杂互动。……若借用Charles Taylor区分的两类“现代性”理论做说明，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对现代化社会所做的描述与解释，的确很接近那类“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将现代性的发生，视为是“不带文化因素影响而纯任理性或社会性的操作”；而现代性的传布，则是“任何或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完成的一组社会转型”。

这一辩论曾经对我们都很有启发。围绕“数目字管理”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讨论空间，一方面是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中，需要对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都建立更为复杂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如何从中国历史本来的脉络理解、评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从而避免以某种标准化的“尺子”衡量中国历史之短长。所以当时就想到请邱老师来主持整个讨论，邱老师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幸运这个panel能够入选。讨论中，各位朋友主要在两个方向形成了聚焦的讨论。一方面是会计核算的技术如何成为18世纪中国地方治理的关键部分；另一方面则是18世纪的地方政府如何面对当时已经日渐活跃的市场经济。

这些话题也是我们这个“松散而亲切的联盟”一直在思考、讨论的议题。从契约文书、地方档案等各种史料中都能看到，明清以来的地方社会在形成多样化的生产组织，建立稳定且高效的商业规则方面，日趋成熟。地方政府要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变动的社会，官员要在王朝统治的稳定，儒家伦理的价值观，以及实际行政效益之间建立动态的平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人要透过当时人所留下的只鳞片爪的记载，去理解这种复杂性，就更不容易。这也是为何我们要有这样一次讨论，从司法实践、政治考核、赋税技术、市场运作等各个方面，检验这一议题。

这一次讨论所形成的共识与提问也许能为今后的研究建立更广泛的联结，以及更大的讨论空间。邱澎生老师在圆桌讨论中反思了黄仁宇对于中国社会著名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说法。事实上，至少就18世纪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多元且紧密的联系纽带，只是其价值观框架及发展方向有相当的独特性，这其间当然有其得失曲折。由这里，则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平衡地看待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进程，从中、欧的历史发展中看到共通性，也看到差异性。抛却一些成见和预设，从社会运转的实际情况努力勾勒国家、社会、市场、知识之间的关系。

我们仍身处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探究历史上的“术道”之异动，也有助于更为清醒地观察当下。1990年代之初，先师王家范先生就曾在《探索与争鸣》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时代变局之中“知识分子更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他说：

变革是全社会的事业。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首先就应该抛弃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或霸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做自己所能及的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于此前所有的社会变革。它首先是世俗化，大众广泛参与的程度前所未有；其次是由单一的机械整合转向高度分化的有机整合，即社会趋向多极化、多元化。（王家范：《知识分子应以平常心态走自己的路》，《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9期。）

面对新的时代浪潮，当下与历史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仍在继续。经济史与法律史并非策对之学，也正因此，适能够安放较为冷静也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关怀，这是也是我们从学术理路出发所能做的事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