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大半年，挣不够一户人家的礼金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编辑：卷心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基本每逢春节才会回来短暂停留几天，面对面的交流和聚会也只有春节的那些天。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工作和工厂安排的作息很难与家乡人同频，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在自家人所在的微信群里，回复也好像永远隔着时差，沟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谁随时都在翻看手机。除了村里某家某户发生大小事、宴请摆席、人情往来的知会外，其余时间，纯粹的联络情感为数并不多，更谈不上和那些血缘更为疏远的同村人的联络，他们更多地靠朋友圈和短视频APP的动态了解家乡发生的大小事。

这种淡淡的联系让我觉得父母已经疏远了在场的乡村人，难以融入到主体乡村，仿佛是个过客。然而，回村后，与我的想法南辕北辙，父母在村庄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他们不像我一样内敛，只要是碰到村里人，他们总是会招呼寒暄，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如果不催促父母离开，他们很难主动潦草抽离。

而和父母一样，长期在外奔波、短暂居家的“候鸟人”在我们村有很多，也如同父母一样，与同村人联系不多，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只是浅淡联系的离乡人回村后，立刻融入村庄，进入到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

一、为何村里人乐此不疲地前往宴请地？

如果真的平日完全不与村民联系，回村后也很难无差别地融入到自己的乡村，那时，就只能从主人转变成为客人了。能够无差别感地进入到主体乡村得益于平日里的人情往来和守望相助的乡土人情。

因为父母常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家乡的人情往来全都指靠着家里人。爷爷奶奶在世时，指靠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离世后，又指靠着叔叔一家，只要村里某家某户要操办酒席，婶婶都会提前电话告诉父母，或者在微信群里知会。

如果父母需要随礼，就会将礼金微信转帐给婶婶，由婶婶当天前往宴请的主人家，将礼金以现金的形式送给该户人家；若遇到婶婶家不随礼的情况，父母也会请其他前往该户随礼的家人，赠送礼金；当家里人都不随礼，也就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母才会将礼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随给该户，但凡有熟人到场，都会将礼金折成现金的形式。

对于不在场的家庭来说，维持与同村的人情往来是通过值得信赖的家人来帮助，予以赠送人情，这在我们村是很常见的随礼方式。随完礼之后，前往宴请家的客人们大多都会在主人家待上一会儿，吃过午饭后才会离开。

对于这种相对繁琐的人情往来，我一开始不太理解。我想着：反正都是送钱，直接线上转账不是更方便嘛，还为宴请的主人家节省了一位客人的生活开支呢！并且现在手机支付也很普遍，为什么还要专门换成现金的形式随礼呢？当我回村后，婶婶就直接告诉我，村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宴请情况，再由我转告给父母。

在婶婶家，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等，时不时还会听到长辈们抱怨三五年内再次整酒的人家，类似于：“L家去年才整了学酒，过几天又要整搬家酒”或者“M家去年老人才过世，今年又修了新房子，又要整酒”等等此类的言语，然后他们又会对自己的这些抱怨立刻进行补充，“这些人情一直都送着的，这次不去，以后自己有事，他们家可能也不会来，那以前送的人情也白送了”。

其实，他们也心知肚明，当自己需要宴请时，曾经去过的人家并不会将自己送过的礼金累加，反馈到自己手里。这些言论，好像只是他们为自己无力改变的客观情况找到的看似“正当的辩护”，通过持续的随礼维持家庭之间的往来。

当家里人知道父母要随礼金时，他们大都会说：“反正都送人钱（礼金）了，去耍哈，也有伴。”但于我而言，村里大部分人都是相对陌生的，经常忘记如何称呼那些沾亲带故的乡里人以及见面后的一些必要寒暄，以至于我不喜欢这种社交场合，所以能不去就尽量不去。当然，这种躲避行为只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很普遍，长辈们也并不能理解我们的行为。这次，我依旧表达了不愿前往的态度，家里的长辈还是试图劝服我，还告诉我：“如果大家都不去，自己家有事的时候，他们也不来，岂不是很冷清。”

我知道，村里人都是讲究热闹的，所以，即使是在农忙时节，只要是自己村里的宴请，他们也会抓紧干几小时农活中午前前往宴请主人家，他们认为，这种随礼行为是具有相互性的，亲自到场更有诚意。当自己家需要宴请时，其他乡里人也是会抽出时间来凑热闹，为家庭宴请撑排面。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更愿意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出就有回报吧，所以，这种乐此不疲的前往，不过是村里人情的积攒，不过是等待在未来某一刻得到回报。

二、为何农村的酒席之风无法根除？

随着乡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农村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其中的一个外显变化是人情往来中的礼金变化。村里人送礼讲究亲疏远近之别，对同村地缘关系上的礼金往来，村里人称之为“平伙人钱”，这种礼金已经从二十多年前的5元变为现如今的100元，如此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地的收入增速，遇到关系比较好的亲朋，三五百甚至更高的礼金就随出去了。

听婶婶他们闲谈时，得知婶婶家和另一个伯母家在去年仅在礼金上就随出上万元，这对于村里承包地老板开出的80元的日工资来说，就得辛苦工作大半年，辛辛苦苦劳累一天还无法挣足一户人家的礼金，很难不抱怨操办酒席频繁的人家，甚至连同抱怨村委会的糟糕能力，毕竟村里和政府每年都在倡导大力整治无事酒的不正之风而效果甚微。

从村里人的谈话中，总是可以听到某家某户收到了多少礼金，这种宴请当天可以收入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的礼金，一方面是该户人家短时间内收回自己过去随出去的部分礼金，另一方面，轻轻松松日入过万的收成也成了一种诱惑，让部分村民将其当作收敛钱财的方式。毕竟，对于不常整办酒席的人家来说，他们不过是以随礼金的方式将自己的积蓄存往各家各户，等到自家操办酒席时将其收回；而对于频繁操办的人家，虽然可以从宴请中谋取一两次福利，但却付出了声誉受损的代价。

总的来看，其实，村里人对宴席的包容性很强，他们讲面子、讲人情，不会因为多操办了几次酒席就不顾情面地揭露，针锋相对，在人情社会的乡里，根除酒席之风的道路仍道阻且长。村里人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们讲究仪式和排场，但凡是一些重要场合，他们都会宴请宾客，举杯同庆，收取礼金。

在村里宴请的酒席分类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针对结婚的“出阁酒”（女方家举办）、“结婚酒”（男方家举办），生子的“满月酒”，以及离世的“白事”，修建或购买房屋的“搬家酒”，以及其他的酒席，如考上大学的升学宴和大寿的生日宴等等，大家对于十几年不曾整过酒席的人家包容性很高，没有怨言，觉得这家人这些年随出去了许多礼金也该收回一些；而对于三五年再次整酒以及升学宴和生日宴等其他酒席的包容性明显低于红白喜事。

其实政府和村委会也多次出台了相关的禁止无事酒席的规定，甚至出台了“对违规操办酒席举报，来信来访举报一经查实，举报人可获得200元奖励，若存在多名举报人，首位举报人可获得奖励”的奖惩措施和举报方式，但对违规者的惩罚微乎其微，这种低奖励少惩罚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多大威慑力，大家都认为“举报后，获得的200块钱，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还得罪了村里人，并且村里其他人知道后，也会在背后说三道四，鄙夷举报者，实在难以开支，不去贺喜就可以了”。

正是这样的心态，大家都选择沉默和包容，如此，村里的酒席之风无法根治。当然，除了这种明文规定外，村长、书记也曾亲自出面劝阻无事酒席之风，对于没有多大实权的村长们，他们顶多也只是凭借自己往日工作积累下的权威和影响力来劝阻，一旦几次劝阻无效，他们也很难再在其它家庭获取成功。

长期以来的人情往来让村民们对操办酒席理所应当的态度，以及将其作为关系维护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加上即使被发现后也只是一些没有多少杀伤力的惩罚的代价，让村里的酒席之风难以扼杀。

三、无法割舍的人情伦理

但凡某家庭操办酒席，同宗、邻里以及其他关系很好的人都会主动帮忙，最后顺利结束宴请。疫情之下，村里的宴请之风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我并不能理解大家对于白事以外的其他各种酒席的执着，在我看来，生死之外无大事，家乡的医疗等硬件设施本就很薄弱，家里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基础病，经常出入集会和在宴请人家里堂食，加大了自己，尤其是家里老人、婴儿的感染风险。在疫情全面散开之际，只要把酒席延期，就会降低很多风险。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防疫政策的放开，人流量的加大，家乡人对于防疫认识和防护的不当使得疫情很快波及全村，几乎无一幸免。因为没有抗原和核酸，感染后的症状如同重感冒，甚至一些媒体和社交软件上也推出如“不吃药一个星期也可以康复”“这些症状和感冒也没有多大区别”等消息，更加给村里人打了稳定剂，生活如往常，即使感染后，大家也从不会谈起新冠感染或者阳了之类的说法，而只是用不在意的语气说成感冒。

因为村里的人很能吃苦抗病，对疾病的忍受力很强，一直以小病拖到好的心态对待感染，这种对感染的不重视以及退化的身体让老年人，尤其让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没有熬过这个冬天。村里，有这样的习俗，当老人一离世，就会放鞭炮，这既是对老人的送别，也是向村里人传递离世消息，并且对于白事，村里基本上都是大操大办三天，将逝者放置在棺椁中，再以土葬的方式送别。

在村里疫情最严重的那些天，村里人基本都感染了且没有康复，其中 ，一位老人在这期间不幸离世，鞭炮响起没多久，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已经陆续赶来，一些外地的亲朋也会尽量赶回，帮助逝者家庭处理后事，顺利告别，并齐心协力让逝者入土为安。虽然在期间，大家戴着口罩，但幸好，物理隔离没有隔离爱，有事一起上，遇事相互帮助，正是乡土社会的守望相助和人情伦理才让每一位家庭的宴请顺利落幕。

村里的人情往来看似复杂，但其实，不过是以一种礼物的方式产生的相互馈赠。通过礼金等随礼和互帮互助的人情积累维系起的社会资本，为自家的各种事情预谋后路，这种以利己为内核的往来和对邻里相亲的热心构成了村庄的熟人似的社会，持续不断的关系维系让哪怕是不在场的人们也能在回乡后无差别地回到主体身份和融入乡村，这种互助的人情社会让村里的每个人等风来也在追风去！

只是，这些年来激增的人情支出，也让大多数人喘不过气来。这风刮得太大了些，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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