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的千年一问！读《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 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首先，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再次，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溶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东汉班固就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的，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1 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属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如钱穆所观察到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受统一市场之赐，中国民间的商品交易极度活跃，初级市场如毛细血管般发达，而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非常清晰，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文件可见，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准确性及责任认定，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常常以“均贫富”的面目出现，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实施之目的和结果，则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固。这一景象从中央集权制度初步生成的汉武帝时期就初露端倪，唐宋两代并不乏见，而进入明清之后，皇权专制更为强悍。

就中国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商业利润的欲望，也不缺乏如马克斯•韦伯所称道的新教伦理式的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相比，中国的工商阶层在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上毫不逊色，甚至称得上是杰出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地凸现了出来。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与“子民”之间，统治者对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地发生在“顶层”。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入选的有6个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除了广东商人伍秉鉴，其余都是政治人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自宋之后，特许授权、承包经营日渐盛行，进入明清之后愈演愈烈，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到了唐代，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五个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及囤积货币。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靡之风更远胜过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历两千年以降，中国商人尽管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因而，财富的可持续积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于拥有者之手。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政商关系的保持能力重要。

这四个经典困境构成了中国企业史的基本特征。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叙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20世纪40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常常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历代中国统治，无论曾有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外衣”，最终，都会露出中央集权的“内核”。这一点，在经济领域，反映得尤为突出。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疏隔感。思想的流浪从我们投胎于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它或许真的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迭，已经将“轮回”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和泛黄史书上的一行行文字，就这样循环往替，接下来的是冗长的疲惫和冷漠。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每一个朝代都随着一个皇姓家族的死亡而画上句点，可是，这个国家的进步却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

文明与文明的比较，可触知的是文物，可阅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两部书中，我一再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的关系，在这部《浩荡两千年》中，我仍然沉浸在这一主题之中。我想，我确乎找到了一些前人未必明见的事实。

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当我从众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记中将之一一挖掘出来的时候，其数量之众多，面目之变形，命运之诡异，每每让我充满讶异，更多的时候是有点儿沮丧。

在沉浸于创作的那些昼昼夜夜，我的脑海中每每出现一个又一个身影模糊的工商业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最后的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把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吴晓波

2011年盛夏，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