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效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基本保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国际货币紊乱给各国决策者留下了很大阴影，当时各主要国家陆续退出金本位制，一些国家甚至实施了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对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产生较大影响。

二战行将结束之际，为了为战后经济保驾护航，40多个国家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次会议的两位主角是美国的怀特和英国的凯恩斯，但由于英国经济实力下降，并且在二战中受到重创，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已大不如前，纵然凯恩斯有再大的能力，也已经无力回天，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是在怀特的主导下制定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而积累的美元可以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从美国那里兑换成黄金，看似和谐的货币安排应该能为战后世界经济提供良好的保障。

当然，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为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提供了稳定的框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不用担心货币汇率波动问题，对于战后初期国际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稳定的汇率中包含着不稳定因素，即随着国际上美元沉淀越来越多，美国用黄金兑换美元的承诺无法为继。支撑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支柱本来就是不稳的。随着这根支柱晃动越来越严重，最终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了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在事实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终结。

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E·加藤所著的《戴维营三天：1971年的一场秘密会议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详细描述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走向终结的最后时刻。这本书详细介绍了1971年8月13至15日这三天围绕美国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阐述，也对于我们详细了解美国此时的政策考量非常有帮助。

一、阿喀琉斯之踵：美国黄金储备不足

美元与黄金挂钩这一机制设计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也可以说这种设计并没有采取发展的视角来看问题。美国从19世纪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对美国本土产生破坏，甚至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拥有规模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也足以支撑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价格将其他国家官方所拥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但随着西欧和日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经济腾飞，世界经济力量逐渐发生变化，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国际收支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而美国的国际收支水平却不断恶化，到1970年代初，从19世纪末以来就持续顺差的经常项下都出现了逆差，整体国际收支形势更是日益堪忧。由于美国较低的利率，1970年美国资本外流100亿美元，1971年增至300亿美元。此时国外积累的美元已是美国黄金储备的四倍，美国能否兑现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承诺似乎不用仔细计算便可知悉。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1972年尼克松面临大选，为了提振经济，势必要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推动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形势更加恶化，美元也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同时，到1970年代初，私人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动对汇率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维持美元价值及各国汇率稳定越来越困难。例如，尼克松在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时，将责任归咎于国际货币投机者，他指出是国际货币投资者导致美元不稳定，并下定决心使美元不再被国际货币投资者所“绑架”。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就指出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会越来越多，需要美国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地向国际社会输出美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需要美元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国际上的美元流动性不能太多，否则美元币值必然无法保值稳定。上述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当然，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因为美元与黄金挂钩，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特殊现象，随着国际社会沉淀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的黄金储备必然无法支撑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要求。特里芬曾写到“最终，世界被迫正视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试图修补这个系统。”

二、步履维艰的1960年代

《戴维营三天》这本书中并没有详细讨论，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就已经磕磕绊绊，维持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面临很多困难，美元时常发生贬值压力，要求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来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进行修修补补。如黄金总库计划，即美国联合西欧国家建立黄金储备库，平抑可能产生的美元价值波动；现在我们熟知的特别提款权（SDR）也是为了让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继续运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创设一种补充性的国际储备资产，作为对美元国际货币职能的一种补充。

对于1960年代的国际社会来说，尚存的一点有利条件是各国还能为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做出一点贡献，但这点有利条件在各国更多将目光投向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之后，也已经在慢慢消逝。金本位制度下，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各国将维持汇率稳定作为非常重要的责任，在汇率出现偏离后各国有义务进行干预使汇率回到原来的水平，但在二战之后，各国把国内经济发展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不愿意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这也是在汇率制度上以国内为主还是以国外为主的问题。

这里也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与黄金挂钩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不稳定，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要锲入黄金这种东西？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让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是必然的归宿，不是可选的选项。对于经历过金本位汇率稳定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货币动荡时期的决策者来说，对于黄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甚至可以说黄金是一种图腾，不让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才是问题。

从逻辑上讲，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无法兑现将美元按照35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就会发生挤兑，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马上解体，但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么做，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三个原因：一是其他国家不想得罪冷战时期的军事保卫者，二是美国一直承诺整顿本国经济，其他国家宁愿等待美国采取行动，三是其他国家不想引发一场国际金融恐慌和政治危机。

三、态度及角色的变化

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世界就陷入了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相抗衡，彼时，美国为了维护其冷战阵营的团结，愿意做出一定付出。例如，美国帮助西欧发展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承担了维护西欧和日本安全的军事负担。在国际贸易中，美国也愿意对西欧和日本做出一定让步，如容忍欧洲对进口的农产品施加关税和配额。但到了尼克松这里，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改变，不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例如，尽管美国持怀疑态度，但西德依然寻求与东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法国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逐出巴黎；英国则专注于加入欧共体，并讨好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共体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法国戴高乐对于美元的国际地位非常不满，多次将法国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1969年7月，尼克松的亚洲之行中宣布不再向越南等盟国派出军队，一些国家将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安全。美国不再对世界做出无限承诺。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被称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尼克松主义昭示着自20世纪40年代末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转变。这也是美国世界角色重大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也很快蔓延到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

实际上，如果追根溯源，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尼克松时期就已经酝酿并付诸实施。彼时，尼克松认识到了压在美国身上的各种负担已经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程度，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内的一些框架已经无法稳定运行。

首先，尼克松强调西欧和日本需要增加国防开支，包括支付美军在其领土上的驻军费用，以及承担更多美军因为保护它们而产生的军备费用。在尼克松之前，为了缓解美国的逆差形势，也曾有让其他国家更多承担军费的想法，但因为害怕破坏联盟关系，而迟迟不能实施。《黄金、美元与权力》这本书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其次，在贸易领域，尼克松表示美国无法继续容忍其市场对贸易伙伴相对更加开放，而贸易伙伴的市场却对自己没有更加开放。最后，美国作出的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已经难以为继。尼克松政府的官员认为，美元相对于日元、德国马克被高估了，主要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需要发生一次大的调整，即美元贬值，日元、马克升值。

四、戴维营会议的政策倾向

1971年8月13日，包括尼克松在内的一些美国主要经济官员聚集在戴维营，研究即将付诸实施的一揽子经济政策，这些官员包括财政部长康纳利、主管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沃克尔、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劳工部长舒尔茨、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理事彼得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等。

对于尼克松来说，他的精力主要经济集中在政治领域，不希望经济事务来干扰其政治战略，在国际货币问题上也是如此。在竞选期间，尼克松很少涉及经济话题。上任之后，他极力避免经济问题来干扰他真正想解决的政治问题，如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问题，与我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等等。他在1970年3月2日给白宫办公厅主任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道：“我不想被国际货币问题打扰”。从某种程度上说，尼克松甚至认为黄金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之中就是一个错误，他并不在乎美元是否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如果这个体系无法持续了，那么就应该作出改变。尼克松的前几任总统，如肯尼迪和约翰逊则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尼克松这么“洒脱”，肯尼迪和约翰逊都表示要维持美元的价值，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

康纳利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他认为一切都是视情况而定的。自由开放的贸易、美元走强还是走弱、对工资和物价的管控，这一些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对康纳利来说，美元完全是为了贸易，而贸易是为了就业。康纳利的外交风格非常强硬，他曾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在国际金融这个曾经平静公平的竞技场上，他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恶霸”。康纳利在戴维营会议结束后不久对一群外部经济专家说：“很简单，我想在外国人欺负我们之前先欺负他们。”

沃尔克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观点，他最让人熟知的功绩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作为美联储主席以坚强的毅力驯服了美国失控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上沃尔克在延续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生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沃尔克在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美联储体系都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则倾向于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使美元汇率高估，日元、马克汇率低估，但沃尔克希望汇率调整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还能回归固定汇率轨道。实际上当时很多国家也愿意维持固定汇率体系，因为固定汇率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汇率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对于彼时的很多决策者来说，浮动汇率让人琢磨不透，大萧条期间的国际货币竞争性贬值所产生的心理疤痕还隐隐作痛，浮动汇率意味着无序，意味着国际贸易面临更大的风险。当然，事后来看，浮动汇率也不是必然会产生当时决策者所担心的风险，但人类思维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对于自己无法把握或不明白的事物，很多时候并不敢勇于尝试。例如，沃尔克曾指出，虽然美国关闭了黄金窗口，但并没有多少国家愿意走向浮动汇率，除了西德和加拿大外，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将浮动汇率制度作为永久性政策，所有国家都渴望稳定和可预测性。

伯恩斯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是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以研究商业周期而闻名。在伯恩斯看来，经济问题过于复杂，难以用单一理论来解释，而且经济问题还过于依赖商业信心，但商业信心的根源却很难捉摸。伯恩斯与沃尔克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应该维持固定汇率体系，他甚至一度反对关闭黄金窗口。

舒尔茨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进入政府之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秉持着芝加哥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商业周刊》将舒尔茨描述为“一个简单古板、抽着烟斗、不修边幅的人”。他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崇拜者和密友，深受弗里德曼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汇率问题上，舒尔茨认为应该放弃固定汇率体系，废除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让各国汇率自由浮动。在他看来，浮动汇率是最终的归宿，货币市场应该与其他市场一样，在开放的市场中由供求来决定货币的价值。

五、一个时代的终结

1971年8月15日晚间，尼克松通过电视向全美国人民发表了题为《新经济政策：和平的挑战》的讲话，主要内容包括：对新投资进行税收抵免，对美国国内汽车生产商废除7%的汽车消费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冻结工资和物价来控制通货膨胀，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10%进口附加税，暂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

当然，尼克松对于关闭黄金窗口以及可能发生的美元贬值也不是一点顾虑没有。首先，该如何向美国民众描述美元可能贬值的情况；其次，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承认美元贬值的想法带有一定失败和羞辱意味；再次，美元贬值也意味着从外国进口的产品会变得更加昂贵，对本来就已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异于雪上加霜。

尼克松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厦最重要的支柱推倒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虽然之后的史密森协定要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但并没有成功，1973年2、3月间，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开始自由浮动，1975年9月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西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表示，浮动汇率的权利必须清晰且不受阻碍，世界最终在1976年进入了牙买加体系，也就是目前的浮动汇率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牙买加协议》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之后，国际上较大规模的对汇率进行干预要等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后，世界各国基本上没有因为汇率问题而做出大规模的多边协调。

在史密森协定谈判期间，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美元贬值，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继续维持固定汇率体系。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片段，在康纳利与日本官员谈判日元兑美元升值幅度时，康纳利首先要求日元升值19.2%，被日方断然拒绝；然后康纳利让步到18%，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降至17%，日方还是拒绝。日本一位官员说，在1930年，日本的一位财务大臣将日元升值了17%，民众认为这是引发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最终导致这位大臣被暗杀。康纳利明白迷信的力量非常强大，然后说16.9%怎么样，交易就此达成！这个小插曲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经济决定并不是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有些甚至还含有荒唐的因素。

美国关闭黄金窗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美国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转向，更意味着美国已经无力对世界做出无限承诺。《美联储》一书的作者威廉·格雷德曾指出：“如果历史学家寻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被终结的唯一确切日期，他们可能会确定在1971年8月15日。”

今天，我们再次处在一个时代的转变之中。不久前，不断发展的全球化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合作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现在我们正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同样的是，美国还是时代转向的扳道工，这次是走向了一个不那么令人向往的方向。作者认为，美国的本届政府本可以修复特朗普产生的冲击，但现实的结果却非常遗憾！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轰然倒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虽然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规则发生了改变，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下降。德国马克、日元、欧元等货币一度被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最终都没有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构成威胁。

现在的美元是信用货币，之所以各国还在使用美元是因为对其存在信任，无论是用于国际交易，还是价值储藏，信任是最重要的。当然，信任与很多因素相关，也是会发生变化的。随着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国在经济、政治上所存在的问题，美元的地位未来还能持续多久尚很难断定。因为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美国近年来经常将美元作为国际制裁工具，导致国际社会怨声载道，一些经济体正试图脱离美元体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要持续做正确的事，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