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被“谋杀”谁之过：众生皆有“罪”

《闯入者》5月2日的排片率仅为1.13%（采自猫眼实时票房》，无论是对于王小帅还是对于这部作品本身而言，这都是不公平的。无论从形式观感还是从主题意涵，《闯入者》都堪称佳作，特别是在与《何以笙箫默》同场“竞技”的背景下，前者于中国电影而言，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畸形的排片，谁之过？

《何以笙箫默》的30%以上的高排片遥遥领先于《闯入者》，当然远高于后者的并不止于前者一部影片。这种严重失衡甚至有些畸形的排片令王小帅愤怒地表示“这是场谋杀”。实际上，如此的排片局面在近年来中国的市场上早已屡见不鲜，2013年暑期，《小时代》上映时的情形比之于当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时，贾樟柯就曾援引法国“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实践批评国内电影企业们“市场经济不等于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并进而指出“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是业余的市场经济”。

当时，经济学家许小年立即隔空批驳了贾樟柯：“经典的胡说八道。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保护出来的，而是自由创作和自由竞争的结果。巴尔扎克和雨果、莫奈和雷诺阿（印象派绘画大师），哪个得到过法国政府的保护？”

笔者尽管十分惋惜和不忍于《闯入者》的不公平遭遇，但仍然不能赞同贾樟柯导演的“指导”。任何企图以看得见的手的方式“约束”、干预市场的才是业余的市场经济，即便是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良好初衷，干预市场的行为都会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从而错配社会资源，导致低效率。

《何以笙箫默》即便已经骂声一片，却仍然是影院经理们的不二首选，也仍然是很多观众这个假期观影的唯一首选，表面上看起来影院经理的“盲目”和观众的“盲从”此长彼消地“压迫”了《闯入者》的排片。但不管是以80后、90后为主的电影观众还是以70后、60后为主的院线、影院经理们，均无法与《闯入者》产生共同的情感、记忆共鸣才是根本原因。

一段被抹去的民族记忆：没有记忆的民族，内心必然是空洞的

《闯入者》隐含的历史背景是“三线建设”，指的是1964 年到 1980 年，主要涉及中国中西部 13 个省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

王小帅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三线”题材，从《青红》（2005）《我11》（2007）再到今天的《闯入者》，尽管“三部曲”看起来像是王小帅个人化的童年往事系列，但“三线记忆”实际上本该是我们全民族的，它是一段尘封的大时代的侧影，也是一代人曾经共享的青春记忆，但这段记忆却在这三十年来的历史课本上几乎荡然无存。在某种人为的干预下，民族的一段记忆就这样被抹去了，而相当一部分被“三线”锁闭在三线城市的人已经被新的大时代所彻底遗忘，一如《闯入者》里的老赵以及那些老同事们，而他们的子孙辈则几乎无望地在用悲剧性地方式企图闯入“新时代”，但结局——无论是遗忘者，还是被遗忘者，遭遇的并共同缔造的都是一场悲剧。

《闯入者》在我家附近的四五家影院内都只有寥落的排片——其中一家有较多厅的影院甚至是零排片，而在观影过程中又陆陆续续有人中途离场。市场的残酷毫无疑问，但更残酷的是证明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碗中国电影的鸡汤根本是无效的，事实上，在我们本土，民族的连民族的都不是。

诚然，90后和80后作为影院的主力观众一定是没有“三线记忆”的，王小帅也吸取了前两部作品的残酷市场教训，选择了用当代的一个故事并用悬疑的叙事方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令观众能够在影院里坐得住并看下去，从而在最后才牵出隐含的“三线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但焦躁的观众们却大多无法适应王小帅冷静、隐秘的镜头语言以及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表现手法，最直接的“槽点”恐怕还是无大明星和情节无爆点，即便在“男孩”堕楼的结局上都毫无情绪渲染的一下嘎嘣脆了，凌厉迅猛的根本无法渲染观众情绪——《速度与激情7》几乎全靠最后那段被无限渲染的“情怀”结尾催眠了整个中国市场，砍下惊人的21亿。

但笔者奇怪的是，《闯入者》结局的残酷不应该会产生最大的内心震撼吗？从结果来看，大部分观众对《闯入者》的结局都是漠然的，片尾字幕一出，立即走人。

没有记忆的民族，内心必然是空洞的。

细究起来，抹去全民族记忆的并不是某个人，也并不是某个特定的集体，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擦除，借用陈可辛导演《武侠》里的一句台词，“一个人犯了错，众生皆为同谋者。”

如果有更多观众更有耐心地看完《闯入者》，如果有更多影院经理更有历史担当、社会责任地增加哪怕多一场排片，如果其他导演、制片方更有理想地创作不愚民、不投机的电影，那些仍然在缝隙里唤起民族记忆的努力或许就能够滴水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