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高价？服务太差？给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们开一剂药方

虎嗅注：本文原题《开放通信市场，推进自由竞争—— 与奥卡姆剃刀博士商榷中国通信业的现状与未来》，作者老解（资深通信从业人员，新浪微博@老解1972）。

娱乐界大咖高晓松与通信学界博士奥卡姆剃刀关于电信业垄断的话题讨论，以高晓松一句“中国加入WTO十四年后，电信依然高度垄断需总理行政命令才给消费者让一点利”引发，以奥卡姆剃刀单方总结“垄断不是邪恶，电信业就应是行业垄断，纯市场无垄断是政府的失职”告一段落。

其间，拥高者以电信消费者为主，永远追求更低的价格更高质量的服务是消费者不变的追求，这可以理解；而拥奥者以电信从业者为主，不愿自身服务的行业或企业背上垄断的骂名，也在情理之中。奥博士替通信业界出头虽勇气可嘉，但其论证逻辑和事实举证却颇多可商榷之处，最后难免被业界之外哂笑为逻辑混乱；而其最终得出的结论观点之谬，却有可能误导受众乃至伤害到通信业走向开放的健康发展。因此，作为具有近20年通信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笔者希望能就通信业健康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进行讨论，引发业内业外的冷静思考。

高晓松的论点是“电信依然高度垄断”，论据是“（运营商）需总理行政命令才（肯）给消费者让一点利”，其背后的事实是运营商资费问题一直是社会热点，天价流量费、套餐不清零等话题一直缠绕着运营商，而在今年上半年李克强总理连续三次督促宽带提速降费的要求之下，运营商才在下半年开始被消费者称为“雷声大雨点小”的资费调整更是给这一话题不断升温，社会舆论大有携总理指示之威以令运营商将资费一降到底之势，高晓松这一言论无非也是以柴添火。

而针对高晓松的“垄断”之说，奥博士却列出“运营商该有几家”、“运营商之间勾兑制定垄断价格”、“谁在垄断电信设备”“手机市场开放了吗”、“中国电信服务垄断吗”五大论点予以批驳，估计是搞得高晓松及其拥趸颇有几分摸不着头脑：咱们谈的是运营商搞垄断不降价，您拿电信设备华为最牛、手机市场国产最棒来糊弄什么事啊？

中国通信业当然包括通信设备和手机等相关行业，但因为高奥论战由通信运营而起，而相较通信设备市场和手机市场的全面开放与充分竞争，中国通信运营市场的封闭与垄断却与普通民众关系更为直接，且影响了整个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也就仅针对奥博士之有关运营商的三大论点来分析如下：

一、“通信业不能放开自由竞争”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奥博士认为按照“涉及公民基础性安全的公众事业不能完全自由竞争，政府的管控是对人民的负责”的原则，“电信运营商不能随便设立”，“中国的全国性运营商有移动、联通、电信三家是国际主流模式”。

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市场是否存在“垄断”。回溯当年，全国只有一个运营商的时代，老百姓安装电话除了找中国电信一家，别无分号只能忍受高价格低质量的服务，那绝对是垄断；其后中国联通设立，市场上有两家运营商了但中国联通势单力薄无法撬动中国电信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电信在市场上还是一家独大，依然占据了垄断的市场地位；再后，中国电信分拆出中国移动且被限定只能运营固网业务，中国电信被打趴下了，中国移动却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打得拥有全业务运营之利的中国联通毫无还手之力，80%左右的市场份额叫不叫垄断？此后几经改革，通信市场到现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分天下了，国际主流模式了，是不是就不存在垄断了？那还是要看消费者认不认同、满不满意。

答案很明显，消费者不认同、不满意，而且不光消费者不认同、不满意，连政府也不放心、不满意，所以现行政策才会进一步放开通信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政府一批就是数十家虚拟运营商，摆明了就是不认为三家运营商就是最合适的数量。

而通信市场开放引入民间资本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在宽带接入市场已经证明消费者最能直接受益。以笔者亲身体验北京的小区宽带接入为例，以前装宽带只能选择北京联通，从ADSL到1M、2M宽带，不仅月费高得惊人而且服务很差，有了故障只能预约排队等人上门，而现在市场开放之后有方正宽带、宽带通、歌华宽带、长城宽带等一大批宽带供应商可选，不仅网速可加倍提升到50M、100M，价格包月包年均可优惠，而且出了故障有小区驻点工程师一个电话就可及时上门服务。如此竞争之下，还会有消费者去指责北京联通垄断宽带市场吗？

所以，通信业不能放开自由竞争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府开放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才是对消费者负责。

二、从业者和用户都是监管失败的受害者

奥博士以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竞争很“惨烈”、底层员工摆摊卖卡“恶斗”校园为例证明“一块蛋糕三人分，你多抢一块我就少一块”的格局不可能形成价格同盟。

稍微对通信市场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在2014年5月工信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电信业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告》之前，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关系远非价格同盟所能描述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通信市场上的服务价格其实一直是由政府管制的，而且还主要管制的是价格下限，限制运营商不能卖低价！2012年于英涛主政浙江联通时推出的“随意打”被叫停就是当时的市场竞争被行政管制所扼杀的典型案例。

所以，三大运营商之间的竞争确实很“惨烈”，因为他们要争抢用户、争夺市场份额，但又不掌握定价权这个致胜武器，不能拼价格就只能拼身段，于是贴身肉搏摆摊卖卡自然就在所难免；然而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样“惨烈”的竞争又有何益？买谁的卡用谁的网，价格都一样，反正免不了被你宰，看你们斗来斗去乐得看热闹。所以，运营商底层员工的处境确实艰难而可怜，试想一下如果运营商之间打的是“价格战”而非“份额战”，拼的是优质优价的差异化，消费者能够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与不同服务质量之间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还何需运营商的底层员工恶斗校园？

那么，2014年5月电信资费价格改由市场调节之后，通信市场是否就真正迎来了自由竞争，运营商之间就更不可能形成价格同盟了呢？答案在市场准入放开的小区宽带市场是肯定的，上文已有提及；而在依然由移动、电信、联通三家一统天下的移动通信市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价格管制放开的同时，没有引入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搅局，现有的三家移动运营商依然延续着价格受管制时期的惯性，以价格默契维持着现有市场格局的平衡，将通信运营市场搞成了一潭死水。

在开放的市场，自由竞争追求的是你死我活的市场结果：败者无力抗争就只有退出市场，难免被兼并重组或破产的命运，胜者一方则凭借技术、价格或服务优势赢得用户和市场并取得一定期限内的利润最大化，直到再有新生力量崛起凭借新的客户价值革旧有势力的命，通信设备市场上华为的崛起导致北电、朗讯、摩托罗拉等一众大佬的覆灭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国际市场上Vodafone、Softbank、Telefonica等强势运营商主导的运营商之间的兼并重组也是开放竞争的典范。

而我国的通信运营市场的三大主体，同属国资委下属的国有企业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有可能展开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前车之鉴是实力最为雄厚的中国移动的遭遇，2G时代凭借网络服务优势打得中国联通毫无还手之力，到3G时代就把最薄弱的TD-SCDMA技术强压给中国移动，甚至在中国电信购买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时，还要中国移动无偿提供资金划拨！抑强扶弱貌似公正，其实是阻碍了优胜劣汰，抑制了自由竞争。

因此，对于已经重演了两次相互轮换的三大运营商掌门人而言，彼此相安无事才是最安全的市场信条，更何况其业绩考核也由国资委主导，承担的是任期内的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指标，无论任何一方率先挑起价格竞争，则短期内各方利润均会受损，而最终结果又不可能致对方于死地，所以维持现有的价格默契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三次督促提速降价而运营商却动作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要忘了2015年的6月份那边总理在喊降费，这边的国资委却一纸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做好增收节支并强调效益下降的央企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看看上图所示三家运营商的4G业务套餐，我们确实无法判断运营商之间是否会勾兑制定垄断价格，但其定价水平之相差无几的结果又怎能否认三大运营商彼此相互看齐的价格默契这一客观事实？中国通信市场竞争的畸形现状也体现在这里，作为市场份额弱势一方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不主动以低价竞争来抢占市场，甚至还要刻意示弱，就是为了坐等中国移动一步步做大直到监管出手再搞一次平衡，而这恰恰是正是通信行业监管屡管屡败所结下的恶果。

正如业内专家“我是二姐夫“所说，“从业者和用户都是监管失败的受害者”，因此底层员工摆摊卖卡、恶斗校园的惨烈局面在公司高层追求利润和经济增加值的业绩指标的压力之下仍然无法改观，而最终消费者希望得到质优低价的通信服务的诉求也只有靠总理喊话才能得到些许的回应。

三、跟外国同行相比，中国运营商到底有多赚钱？

奥博士以中国电信业的政府管控特色明显，运营商为完成工信部下达的“村村通”工程而不得不“从北上广等大城市收取远远高于成本的资费，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农村”来证明“北上广的电信资费比香港高”的合理性，同时以“村村通政策造就的全球第一的大国电信覆盖率”、运营商践行了联合国倡导的普遍服务政策为中国人权挣来大亮点为据，证明运营商是“只有干活义务的小媳妇”、劳苦功高不容易，怎么能指责其垄断呢？

全球第一的大国电信覆盖率当然值得通信业为之骄傲，但“村村通”工程是否应由北上广的用户的高资费来补贴，运营商是否为了普遍服务的人权而甘于牺牲自身利润则需另当别论。首先看看承担了普遍服务义务的中国运营商与奥博士口中“按照市场规律行商业行为”的国外运营的运营利润率对比：

可以看到，与美国市场上的四大电信运营商AT&T、Verizone、T-Mobile、Sprint和日本市场上的三大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KDDI、Softbank相比，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盈利水平并未处于全面的下风，尤其是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除2013年被AT&T和Verizone超越之外，其他年份则一直保持着业界最高的盈利水平，这还是在尽了普遍覆盖义务执行了工信部下达的不可能盈利的“村村通”工程的前提之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移动不做这部分的投入，其经营利润率水平会有多高？如果我们以比较集中的15%~20%作为运营商合理的经营利润率水平来比较，不难得出中国移动多年以来在市场上的盈利水平一直高于业界普遍水平的结论。

奥博士以中国移动和AT&T的经营利润与移动用户数计算出中国移动平均从每用户身上挣到的利润是“136元”（准确的数字是中移动全年经营利润为1173亿元除以8.07亿用户=145元人民币），而AT&T平均从每用户身上挣到的利润是“180美元”（准确的数字是AT&T的移动业务经营利润为171.27亿美元除以1.21亿移动用户=142美元），由此认为充分竞争的美国市场运营商利润比“垄断的中国还要高”，这种不考虑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的简单粗暴对比其实毫无意义。就像我们看中国移动2014年的用户ARPU值（平均每用户业务收入）是61元人民币，而AT&T在2014年的用户ARPU值竟然是44.05美元，岂不更要惊诧中国移动每月向用户收取的费用竟然只是AT&T的22%，身为中国移动用户我们要不要对运营商的仁慈感激涕零？

好在还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指标叫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国是5.52万美元，而中国只有7380美元，只是美国的13.4%！所以，与其比较中美两国运营商的利润水平，不如回到用户身上，来比较一下两国民众的平均通信业务支出在人均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更能反映通信资费水平是否合理：

从上图所示美国市场各运营商的ARPU值，可以平均测算每一位美国用户在2014年支付给运营商的费用大概在每月42美元左右，全年504美元，占人均国民总收入（5.52万美元）的比例是0.91%，而中国移动的每位用户在2014年支付的通信费用是61元人民币，按2014年的年终汇率折算为9.84美元，全年118美元，占人均国民总收入（7380美元）的比例是1.6%，是美国的1.75倍！按照中国移动在2014年年报中所称其4G用户的ARPU是平均值的1.7倍，则每位中国移动的4G用户全年平均通信支出约200美元，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2.7%，约为美国的3倍！

为便于全面比较，我们把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移动宽带用户和固定宽带用户也纳入其中，如下表所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与四大运营商自由竞争的美国通信市场相比，在三大运营商以价格默契掌控的中国通信市场，平均每位用户（包括高资费的北上广用户也包括村村通用户）所支付给运营商的通信费用在其收入中的占比是美国用户的1.7~1.9倍。

更进一步推论，中国移动高出业界平均水平的运营利润率其实是建立在不合理的通信资费水平之上的，而通信资费水平与中国移动不相上下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却没有取得和中国移动一样的盈利水平，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管理层的经营能力和整体竞争实力的差距。由于前文所述的国资委业绩考核指标所限，虽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市场份额上与中国移动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管理层仍然没有意愿通过价格手段来打破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优势，则中国移动更无意愿主动调降资费而使其利润受损。

于是，在这个不开放的没有自有竞争的移动通信市场上，以不合理的资费水平为标志的价格垄断才能大行其道，具体到严重制约着中国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的数据流量业务来看，三大运营商网上营业厅4G业务套餐收费标准，包含420~500分钟的语音通话在内的1G国内数据流量在128~136元之间，按现行美元汇率折算在20.2~21.4美元之间。

而美国运营商的数据业务收费标准如何呢？由于四大运营商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美国各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差距较大且辅以各种家庭计划，比较难以统一比较，仅以AT&T 的资费标准来看，如下图所示，AT&T的用户每月使用2G流量，同时包括无限量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境内通话在内的收费只有30美元！即使不考虑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美国市场每1G数据流量的资费水平已经比中国市场便宜！

此外，在四大运营商中居于弱势竞争地位的T-Mobile为了抢夺市场份额率先在市场上推出了每月80美元的无限量套餐，却不想迫于压力而迎战的Sprint竟然一举将无限量套餐的价格拉低到70美元，并且在其官方网站上标出了如下的对比图，直接挑战对手：

美国通信市场的激烈竞争，直接受益的首先是最终用户，在竞争性资费的刺激下，美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平均数据流量早已达到GB级别，并由此催生视频应用、社交应用的广泛使用，带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繁荣。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垄断性的数据流量高资费直接导致我国用户月均移动数据流量仅仅达到302MB，最终用户想用而不敢用且用不起的心态之下才会导致中国人到哪里都要问有没有免费WIFI；即以运营商最近的套餐资费清零话题而言，其本质还是因为本身套餐资费水平过高，用户迫不得已要省着用、接着用的诉求所致。

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其《竞争与繁荣》一书中所说：“从全国来看，经济是一个共同体，一家公司的利润就会转化为其他公司的成本。”尤其是运营商建立在不合理的资费水平之上的利润，更是加大了用户个人及周边产业的整体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制约作用。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之所以要三次督促运营商要提速降费的原因所在。所以，对于因行政管控而被封闭、缺乏自由竞争的通信市场，不仅用户不满意，高层领导不满意，连运营商自己也觉得委屈，因此对现有通信运营市场进行深度改革已是业内业外的共识。

四、降费提速？不能解决中国通信市场的根本问题

作为一名通信业从业人员，本人无意于通过上述中美市场资费对比来挑动国内消费者对于三大运营商的怨愤，只是希望从厘清事实的角度来展现客观情况。而且，中国通信市场当前畸形竞争的表现也不止资费一项问题，仅仅是资费的简单下降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信业健康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频段划分问题、技术制式选择问题、企业降薪与人才流失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实无一不是监管失措所导致 。

因此，以总理讲话的方式强压运营商提速降费，仍然摆脱不了以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运营的困境，要解决移动通信市场面临的问题，打破现有监管体制，开放市场推进自由竞争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 开放竞争的宽带接入市场已经走在前面并且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中国虚拟运营商产业联盟秘书长邹学勇所言，为提速降费实现全国光纤全覆盖，工信部颁发至少100张民企宽带牌照，开启了民企倒逼固定宽带市场开放的新局面。

  
  

• 移动通信市场的外来竞争已无法阻挡。当三大运营商以同样高的价格提供同样差的服务而垄断市场不能让用户满意的时候，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催生异质替代来引入新的竞争，比如微信等社交应用的兴起对于运营商短信业务和语音业务的冲击即是鲜明的例证。因此，三大运营商不能自我革命，就只能等着被别人革命，通信基础设施前期投资巨大等进入壁垒其实在新技术面前已经不堪一击，Google的百兆光纤、热气球WiFi、云端路由器等创新摆明了就是要抢通信运营商的饭碗。

  
  

• 移动通信市场的开放已迫在眉睫。中国移动在4G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越来越稳固，战略失误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已经很难撼动其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因此要打破目前的竞争困局和资费僵局，唯有打破监管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要鼓励优胜劣汰、有出有进，引入实力雄厚的民资、外资进场与三大运营商展开自由竞争，把通信运营市场的利润削平，则最终用户可坐享质优价廉的通信服务，由此利民；自由竞争也将倒逼运营商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新技术创造新的利润，则通信产业也将能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

  
  

• 市场准入与人才流动。通信市场的开放有两种顾虑，一是信息安全，认为外资或民资进入会带来安全威胁，其实还是对国家的通信安全监管体系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中国移动可以通过辛姆巴科进入巴基斯坦通信市场、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可以收购O2成为英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接受Vodafone或Telefonica在中国市场购买运营牌照，有什么道理拒绝阿里巴巴或腾讯控股中国联通？第二种顾虑来自于现有运营商员工对于其自身工作安全的考虑，其实现有三大运营商体系内留给内部员工成长发展的机会还是有限，开放市场引入新的竞争，对于现有从业人员而言也意味着新的流动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出现，前段时间传统运营商人才纷纷到虚拟运营商就职就是明显的例证。

  
  

我相信中国通信市场或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如果这一变革能够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中央精神，放开通信运营市场的准入条件，允许民资外资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与现有三大运营商展开自由竞争，中国通信市场就能够获得健康发展的长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