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ID：rendaxinwenxi），作者：王洲淼、陈诗怡、邓希琪、朱娟娟、杜培，指导老师：方洁，美编：邓可，原文标题：《直播间内外：一个成人，如何走出文盲》，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没想到，中国现在还有这么多文盲。”

如果你第一次点进成人识字教学的直播间，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花花绿绿的特效和形形色色的动画实时更新着观看直播的人数，2个小时的直播，人流量最高可达10万人。随着各大媒体的报道，成人识字的话题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人们的视界。

直播工具现如今已成为一个嵌入社会中的现象级景观，包罗各色人群。而这次，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他们通过直播间窥见了一个生活中不常见的人群：文盲。在这些“折叠空间”中，之前零散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再次集中起来，聚集在了一起。

可是，直播间里的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小部分，而我们希望能从直播间的窗口往外看，从推崇终身学习、好学上进的范式里暂时抽离，看看直播间内外，看到他们的纠结与希冀，看到他们和文字的故事。

一、中国有3775万文盲

晚上十点多，王兆超跺了跺脚，打开了声控灯。出租屋的门把手上乱七八糟别着几卷小广告，遮住了锁孔。他取下来，看到惊叹号，粗大的彩色字体，还有一个大苹果在图上。他心里暗笑，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些看不太懂的符号，“贴小广告的真是塞错地方了。”

王兆超把小广告扔到门口，插进钥匙，那一刻他心里突然一个念头微微闪现：不识字的他，连小广告都看不懂，是不是很失败。这种念头持续了1秒，钥匙扭转，随后门开了。

“平时感觉不到和他人的差别，只是偶尔会有一点感觉。”生活的细节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提醒着他欠缺着什么，但是他一般都会选择让这种瞬间在分秒之间过去。

王兆超不会想到，这样的闪念不止他一人曾经有过。像王兆超这样的文盲，中国目前有3775万，他们在中国各个角落里生活着。

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20年的2.7%，文盲人口大幅度地降低。从每省的文盲总人口来看，西部地区文盲绝对数量较少，但文盲人口占比较高，人数虽然在降低，但脱盲工作仍在途中。此外仍有几个地区的文盲数量居高不下，主要的集中分布点有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华中地区的河南，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以及华南地区的广东。

放弃上学，对王兆超来说是一瞬间的念头，在一个6月末的夏天，他和伙伴在外面玩的时候，突然不知道哪个人提出“咱们说好了，谁都不去上学，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的主意。他回想起，当时村里很多人都没有上学，尤其是女孩子们，每天赶着羊去山上，这一切他们觉得，“不上学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王兆超他们当年可能没有想到，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放弃上学，也许背后是一场艰苦的拉扯和放弃。2022年，女性文盲仍然还有2800多万人，这相当于新加坡总人口的5倍，远高于男性。

倩倩就是被迫辍学的，当时家里有六个孩子，前几个都是女孩，只有最后一个是男孩，交了罚款，家里就更没钱供她念书，“当时我的成绩特别好，我也想继续念下去，但是父母希望可以让最小的弟弟上学。”那天，父母给了她一只母羊，说让她今天去山上放羊，她迷迷糊糊地去了，起初甚至觉得好玩，还在山上揪了一大把狗尾巴草玩，那天对她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天。第二天，父母又让她去，第三天，第四天，直到这个不一样的一天变成了平常的一天，而在学校里的日子，变成了一个特殊而遥远的回忆。

二、单打独斗的路：错过了年龄，我还想识字怎么办？

王兆超14岁的时候，和同伴一样，去砖厂打工，他发现，识字多的工友总是更受欢迎，也容易被提拔为“班长”，于是他也想识字，并用刚挣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对着字典学字和拼音，他慢慢学会了一些字，“那时候每天学到凌晨，就是对着拼音死记硬背，再盖上拼音检查自己是不是记住了。”

王兆超的脑子确实比较灵光，2004年，他一边用字典自学识字，一边跑去青岛的海尔工厂去学修空调和健身器材维修。这虽然是一项比较精密的活计，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爱跟自己较劲”的人，师傅带他学修理的时候，经常不吃饭不休息地研究这些修理的技术，进步很快。

后来，他的师傅推荐他到公司去上一些管理培训课程。但是，当王兆超坐在教室里，看着“那个像电影一样的东西”上放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感到了一种无能为力。他试图用笔做些记录，但是对他来说，到纸上都是扭曲变形的形状，虽然他在字典上学了一些字，却远远不够用，他记录的速度根本追不上PPT的放映速度。

那天，他没赶上公交车，慢慢走回去，路上冷冷清清，他的心情也极差。那年他才19岁，本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但是他觉得自己达到了某种极限：我知道我肯定是学不会了。“年轻的时候，自尊心也强，总不愿意让人看见自己学不会。”第二年，他在别处找了其他修理工的活，周围的人都不太识字。

王玉名是15岁去了煤矿上。他说，他也曾买过字帖，那是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子，他花了一周的工钱买的，很好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宝贝得不行，把字帖藏在枕头底下，那是他学会识字的希望。但是当他翻开帖子的时候，他失望了，字帖并不是学字的好方法，没有注音，也不知道那些痕迹都是什么，他曾熬夜写过字帖，“但是写完，只觉得有些字眼熟，没什么用。”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位老师。但哪里能找到一位老师？他不知道。

倩倩一直在试图学习认字，她比王兆超和王玉名要更幸运，在2004年通过自己的小学老师，了解到了一个成人识字班，每天骑自行车去镇上上课，她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

扫盲教学班曾经是实现脱盲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1949年以后，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2000年全国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后，扫盲工作的重点转向西部地区。2011年，中国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

但是随着大面积扫盲工作的落幕，扫盲班也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教育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扫盲教学班数量为32527，而到2017年教学班就只剩一半了，相较于从前，文盲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接触到扫盲教学班。

倩倩参加的那个识字班也没有躲过这个命运，没过多久那个识字班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就没有再开了，“还是学了不少字吧，但是如果不经常写和看，就忘了。”

还有些人会采用识字课本进行自学，倩倩也曾经留意过市面上是否有这样的教材，但是她发现都是幼儿的教学定位，后来她选择用自己之前在识字班做的笔记进行自学，但是内容毕竟有限，最后也放弃了。

的确，在扫盲运动时期，识字教材更成体系，因为是由国家统一印刷发放，是扫盲班帮助成年人识字的重要教辅资料，在教材内容设计上，也更贴合成年人的学习特点，结合成年人的工作生活。

但在2000年扫盲运动得到阶段性胜利后，识字教材编写逐渐由中央负责转向地方自行开展，如浙江省教育厅出版的《浙江扫盲读本》、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扫盲基础教材》，但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协调管理，可能会存在教材质量地方不均、普及不到位的问题。

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有的识字教材趋向商品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识字教材不再专门为成人文盲编写，而将市场更多地面向同样有识字需求儿童群体。一方面教材低龄化的风格和内容影响了成人识字的效率，另一方面市场中教材类型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文盲群体的选择。

新媒体时代，手机识字软件上学习或许是破除文盲困境的新希望。然而，观察应用市场上下载量较高的识字软件可以发现——目前市面上的识字APP主要面向学龄前儿童或低龄儿童。在内容上，这些软件往往通过上口的儿歌和简单的游戏吸引小朋友们。鲜艳的色彩、丰富的动画、欢快的背景音乐，是这些软件形式上的共同点。

从听音乐、看动画学字到描红、玩游戏巩固知识，在这些软件上学一个拼音或一组汉字需要十几分钟。牙牙学语的幼儿固然有许多时间去探索知识、认识世界，但文盲群体是需要忙碌生计的成年人，他们的认知能力已经发育成熟，不需要这样精心地被喂养知识。再者，从“日”“月”“星”“辰”学起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起到直接帮助，或许他们更渴望学习的是写自己的名字，学贴近生活的“酱油”“盐”“路”。

在尝试了诸多途径无果后，倩倩在一个青岛的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家人们终于放下了心。在要启程的时候，她在火车站和自己上了大学的发小见了一面，当时她看着从小和她长大的同学，感觉到一种隔膜。

她说，因为这次碰面，她在火车上做了一晚上的梦，觉得自己一直在跑，每条路都被堵死了。那天她从厂子回来，累得眼睛都睁不开，她不再想识字的事情了。疲累很快席卷了她，于是她把被子用被子蒙住头，很快就睡着了，这次，她什么梦都没有做。

三、新媒介：是新希望吗？

以上，是直播间之外的故事，也是这些挂在直播间里的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他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单打独斗的识字尝试，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个直播间。

目前，在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着上百个成人识字主播，他们的粉丝数量从六十万到几千不等。我们选取了四个粉丝量不同的主播，发现不少识字博主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学模式——从拼音教起，辅以字形的系统化教学，还有一些把拼音和打字结合起来的新方式。

长期困守在围墙内的人们，能否通过这种新媒介走向到他们向往已久的文字世界，尚是一个有待验证的事情，但是不得不承认，直播已经开始革命性地，拆除着沉重的围墙。最重要的是，这让大家汇聚在了一起，他们不再是孤独地对着字典、字帖，而是看见了他们的同伴，从全国各地通过一个移动端看见了彼此。

不过，就目前的地域分布来看，直播间观众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这虽然与全国文盲群体的分布相似，但有较多文盲存在的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在直播间的占比不高，这可能是因为当地有识字需求的人们尚未接上互联网并了解到直播识字这一渠道。

直播间还聚集许多无力于教孩子拼音的年轻妈妈们，她们由于担负着教育孩子的任务却没有太多知识积累。也许与此有关，直播间观众以女性为主，覆盖了从18岁到50岁以上的不同年龄阶段。她们的头像往往是微笑灿烂的自拍，起着如“玉珍”“晨晨妈妈”的昵称，在直播结束后，她们会发送玫瑰花、比心的表情，诚恳地说，“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但是，直播间识字究竟能否达到它理想的效果，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尝试过这种方法进行识字学习，“一场直播那么长，我们只能听三四十分钟，这三四十分钟还有卖东西的时间，我也不能总是盯着直播间，有点不靠谱。”王玉名曾经提到，对于他们这样的文盲群体，工作的体力消耗非常大，回到家中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精力，长达两个小时的直播如果不能直击重点，很难坚持。

王兆超记得自己和识字直播间的一次短暂相遇，那一天他在养鸡场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回到家他瘫在沙发上，打开手机想要刷一会短视频，嘻嘻哈哈了一阵，突然，一个直播间被他刷到了，“讲的是拼音之类的东西，好像是教人认字，但是一会又好像是卖东西的。”王兆超听了一会，点了关注。五分钟之后，困意袭来，他离开了直播间，一条搞笑视频刷了出来，欢快的笑声充斥着房间，而他窝在沙发上睡着了。

根据观察，虽然识字博主们直播教学的内容主要围绕音节、韵母等汉字拼读的基础知识展开，但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长中，纯粹的教学不会是唯一的组成成分——主播们往往会在教学的空隙或者通过与观众互动引出所带货的商品。一些主播会在讲解韵母的拼读时提及自己在北京的线下拼音机构教学十几年：“一套课程的费用就需要两千左右，时间还不自由”，而直播商品链接的线上拼音课程只需要79元，随时随地都可以学。

由于面向的观众大多为识字基础较差，互联网操作不熟悉的成年人，主播在介绍商品后往往需要继续花费时间教观众如何一步步操作下单。商品推销、下单讲解等内容穿插在识字教学中，共同组成每一场的直播。在“79买不了房买不了车，最多几箱苹果和梨，最后就剩一堆皮”的叫卖声中，“老师”们在直播中的身份不只是老师，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商人属性。通过统计发现，粉丝数量更多的课堂在一场直播中的带货频率更为频繁和分散，有关商品的内容基本融入了教学内容当中。在四个主播中，带货时长的占比也随粉丝数量的递减而依次减少。

对四个直播间近30天的商品链接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识字博主们所带的货物除了拼音教学课本、拼音付费课程以及相关的文具和电子产品，还有许多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商品，如厨房清洁剂、儿童口罩、食用油，涵盖食品、日用品、厨卫家电等多个品类。

当然，知识付费本就是互联网优质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之一，这无可指摘，而且最高不到80元的产品，跟系统的课程教授相比来说也并非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众多中年的文盲群体来说，紧迫的时间、对于纯粹知识密度获取的渴望和这样的带货商业模式产生了一种冲突，如何平衡这种冲突可能还需要实践过程中的调试，以及在直播过程中以质量为王的信念。毕竟，这些直播间唤醒的是那些沉淀了20多年前的梦想，值得千般慎重。

四、尾声

王兆超记得，那天晚上，他刷到了直播间后，虽然只看了不到两分钟，但算法记住了他的选择。在这之后他常常能刷到成人识字的视频，他觉得挺开心，有时会转给儿子看。他觉得，直播间给他一种希望，如果他有时间，他可以选择和大家一起从头拾起小时候的遗憾。

很多机遇一旦错过就不会重来，这是我们经常能够体验的。但是识字并非简简单单的、可以放弃的机遇，而是一种重要的权利，在当今这个世界，它代表着能够进入世界、认识世界的入场券。

我们期待着新媒介能够带来新的改变，提供重来的机遇，无处不在的明灯散了雾气，知识可以拆解年龄的围墙，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真正看懂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北青深一度：73岁奶奶的直播间，藏着上万成年人共同的秘密

[2]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3] 国家统计局：2007~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

[4] 郅鸿博：中国扫盲教材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2017年成人小学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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