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班主任的女性主义班会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阳少，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晨曦是某一线城市公立高中的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过去四年，过去几年，每到妇女节这周的周一班会课，她都会和学生一起讨论性别议题。

今年，她在班会课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声，这是她从教以来的头一遭。有学生认为这是她身为女性“夹带私货”，班主任“不应该在课堂上讲这种敏感话题”。

这是晨曦当班主任的第七年，也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公民在公共议题上的讨论空间被剥夺。她没有太多不被学生理解的委屈，更多是无力和担忧：明明是生长在互联网的一代，为什么会觉得性别议题是个不适合在课堂上谈论的禁忌？

与此同时，一些毕业多年的学生则告诉晨曦，每当看到和性别相关的新闻发生时，自己都会想起这门班会课。也有毕业生得知她今年班会课的遭遇后安慰她，说晨曦是自己的女性主义启蒙，从这节课以后，她开始对性别不公变得“敏感”。

晨曦说，翻看自己和这些学生的聊天记录给她带来了动力，不然她会很快感到挫败，进而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过去几年间，她也意识到，寻求改变，本身就是一条困难且漫长的路。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我想成为____的妇女

第一次想要上这门班会课是2019年。在这之前几年的妇女节，网上开始有声音呼吁“过三八不过三七”。三七女生节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当时大家都在这一天给班上的女生过节，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女生节的缘起其实和那个“一日之差”的黄色笑话有关，加上很多商家利用这个节日搞所谓的“女神节”营销，妇女节背后的“抗争”和“平权”反而被人淡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讨论“性别”的好机会，以往妇女节这周的班会课，我们顶多是宽泛地去赞美身边的女性。但我更希望大家能理解“妇女”这个身份背后的抗争意味，因为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中。

在这样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城市，高中生的性别意识远没我想象中好，我原本以为在网上有关性别的讨论进行了这么多年后，他们会比十几年前、我读高中时对性别议题更加“敏感”。然而，很多男生在我看来并不够尊重和理解女性，比如喜欢“二次元”的男生会在班上贬低喜欢“KPOP”的女生，认为她媚韩；也有女生在这门班会课后跟我说，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班会课上讲这么敏感的话题，现在“大家不是挺平等”吗？

其实我能理解TA们为什么这么想，可能恰恰是因为城市比较发达，同学们各自家庭条件也不错，从小被保护得很好，“不平等”就隐藏在他们看不到的那一面。

班会课一般是从“妇女”这个词开始。我会先问班里的女生是否愿意被称作“妇女”，男生是否敢称其他女生为“妇女”——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因为妇女让他们联想到了过度操劳、年老色衰的家庭主妇。

这时候我会启发大家去思考，为什么几十年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反而“女王”和“女神”成了妇女节的代名词？这里面是否意味着女性的劳动价值被“性吸引力”所取代？大家对“妇女”这个词的反应，跟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付出长期得不到承认有没有关系？女性在社会中还面临着哪些显性或隐性的不平等？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他们通常会以为妇女节是给妈妈和我这样的女老师过的，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的现实生活中，“妇女”和“女王”“女神”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像网上那样被同步更新。

之后我会布置一道作业，女生是写“我想成为____的妇女”，男生则是“赞美身边的女性”。我观察到，班里的女生普遍都不够自信，她们经常担心自己长得不好看，或是性格不够好，但这种不自信我很少在男生身上见到。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妇女”身上的闪光点。

事实上，一堂班会课只有40分钟，第一次讲完之后，我不确定大家的反应是否是我想要的结果，只记得在收上来的作业中，有女生在空白里填上了“自由”与“勇敢”，也有男生直白地在纸条上写到，他身边的女性，都要比男性更懂爱。

我会选择一些作业，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墙上。©️晨曦

二、一小时的故事

在讲这门班会课前我是很紧张的。我没有看过太多和“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驾驭这种在网上一点就爆的话题。现在学生的知识面都很广，特别是一些男生，人文社科的理论张口就来，我心想身为班主任，多少应该要表现得更有说服力一些吧。但后来我发现，讲述“女性主义”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权威形象的向下输出，更多是不同生命经验的交汇，你不一定非得输出大量的理论，才能激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而这些也不一定都发生在妇女节这周的班会课上。

最近，我们讲到一篇课文跟CPR（心肺复苏）有关，我就提醒大家去观察，很多用来演示CPR的假人模型大都被预设为男性，胸部非常平坦。这意味着女性一旦需要心肺复苏，如果她面对的是一个男性，对方在触碰她时多少可能会有些为难，哪怕他过去接受过相关训练，也会因为假人模型的性别特征被隐去从而产生犹豫，并最终延误了救治时机。此外，很多用于心肺复苏的AED（自动除颤仪）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使用，因此在救助一些胸部较为丰满的女性时成功率是较低的。

课后，一个女生跑来找我，她说自己之前从未想过“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但CPR的例子让她感受到了一点不一样，就像潜藏在光滑表面下的凹痕。

在我们这学期的英语课中有一篇课文叫《一小时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hour），作者凯特·萧邦是美国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先驱。这则短篇小说非常有意思，主角马拉德夫人心脏不太好，她从姐姐和丈夫的朋友那里得知，丈夫因铁路事故意外身亡，得知消息时她感到很悲伤，于是便回房间一个人呆着。当她坐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景象涌入房间，慢慢地，她回想起和丈夫的过往点滴，她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爱他，反而透过痛苦看到了无尽的自由在前方。狂喜没过了痛苦，她又为自己有这种“罪恶”的念头而感到些许愧疚。正当她畅想未来时，丈夫开门回家了，原来消息搞错了，丈夫不在事故现场，在看到丈夫出现在门口的那一瞬间，马拉德夫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医生说她死于极度高兴（die of the joy）。

我会让大家读完课文后思考两个问题：

• 马拉德夫人的悲伤是真的吗？

  
  

• 为什么她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时候没有心脏病发作，反而在发现丈夫其实还活着的时候发作了，她真的是像文中医生说的那样，die of the joy？

同学们一开始的反应也是认为马拉德夫人“乐极生悲”，但他们其实也能透过细节感受到更复杂的情绪变化，比如马拉德夫人的姐姐看到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太久了，怕她悲痛欲绝，让她开门，但其实她正“暗爽”着。姐姐的视角就是外界认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性应该有的表现。当然，亲人离去总是让人悲伤的，但在房间里的马拉德夫人经历了“悲伤——困惑——否认——觉醒”，到最后这些情绪都混杂在了一起。

我还会告诉大家小说的写作背景——1894年的美国，“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成立于1890年，那时美国女性的平权意识才刚刚觉醒。当时的女性被要求端庄、温柔与顺从，就像马拉德夫人在房间里的狂喜被外界误读为悲伤、看到丈夫回来后的悲伤又被误读为狂喜一样，她真正想做的和外界对她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因此你也可以把她的死理解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自由得而复失。

这篇课文我讲了两节课，一共80分钟。最后很多同学会恍然大悟“原来这篇文章是在讲这个啊。”

三、有男生说我在课堂“夹带私货”

在今年这堂班会课之前，我其实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挑战，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之前带的都是普通班有关，我感觉普通班的孩子比较谦虚，更愿意倾听别人在说什么，跟我的互动也比较密切；而我今年带的是文科重点班，班上的孩子普遍成绩优秀，总是一副自己懂最多的样子。

那天的班会课仍然以“妇女”的词源和辨析作为开场，这已经是我这堂班会课的一个套路了。相比于“网络安全”这种主题班会，大家听得还是比较认真的，有几个学生还边听边点头。

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些大公司对管理层里女性的占比有规定，男生A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在用另一种不平等来弥补现有的不平等，最后变成事事都以女性为先。

一个女生反驳了他，她说国家之所以给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就是因为大部分少数民族仍处在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所以才要通过加分来弥补教育资源整体分配的倾斜，这虽然会造成一小部分身处大城市、条件也不错的少数民族获利，但整体而言也是为了促进公平。

我觉得她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但男生A好像不太能听得进解释，还是反复在重申他的观点，班上的其他男生也没有说话（我们班男生只有10个人）。

到了课间，男生A和另外几个女生还在教室里争论。他说他承认现在职场上女性要面对更多的歧视，但他就是不接受这种强制规定人数占比的方式，好像是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是从大家的能力出发。

有个女生说他“只提出问题，不提出解决方案，就是耍流氓”，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

这时我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就赶紧开导他。其实这几个女生对他能承认到职场上存在男女不平等都挺赞赏的。我跟他说，“事事以女性为先”绝不可能发生，顶多未来男女“势均力敌”，这也是女性权益进步的表现。

男生A后面慢慢冷静了下来。但男生B和男生A是好朋友，他可能觉得那天下午是我和几个女生在“围攻”男生A，所以就一直带着情绪。周三下午我去教室回收这堂班会课的作业，他明确表示不愿意写，为什么女性一定要被赞美？他说这是我作为女性在课堂上“夹带私货”，还劝我身为班主任管好份内的事就行，“少挑起性别对立。”

男生B规劝背后所透露出的傲慢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是我当主任的第七年，也即将迈入30岁，但班里的一些男生仍觉得我太年轻，不够“权威”。

到了周五，我约男生B来办公室谈话，他不屑于跟我讨论性别议题，也不说他不认同我的哪些具体观点，只是反复强调这不是我该讲的。最后，我只好绕开这节不愉快的班会课，告诉他，老师也为你做了很多份外的事情，在听到我“循循善诱”后，男生B陷入了沉默，并为他之前的态度向我道歉。在绕开性别议题后，我得到了他的道歉，至于他能否意识到更深的问题，只能看造化了。

四、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这堂班会课后我也在反思，这样一堂课能够激发大家的性别意识吗？会不会适得其反？自己真的是在做徒劳的“份外之事”吗？

“教师”一开始并不在我的职业规划内，虽然本科的时候考了教师资格证，但那会儿就属于大学生嘛，什么证都想考。研究生读的是global communication（全球传播），毕业后发现这个学校在招聘，就去面试了，也拿到了offer。当时也有其他offer，相比之下，觉得这份工作收入还是更高，加上寒暑假确实还挺吸引人的，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一名老师。

当时学校让我选择去小学部、初中部还是高中部，最后我选择当高中老师。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份职业还是有些抱负和期待的，想着高中生能更好地被你的观点和思想所影响，小学生和初中生还是小了些。

但当老师的这些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份职业的局限性，在你试图影响学生的一些观念的同时，更多更大的力量已经预先把他们塑造了一遍又一遍。

就拿我带的这几届学生来说，疫情前那几届学生更愿意去讨论公共议题，也更敢于表露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些人在毕业后还跟我保持着联系，现在我们有时还会一起讨论公共话题。最近这两届学生，明显能感觉到有更多的顾虑，在我主动跟他们讨论一些新闻和现象的时候，他们多是沉默不语。我也不确定在他们毕业几年后，还会不会像前几届学生那样跟我一起讨论。

网上能够允许被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小，言论也越来越极端，这明显地影响到学生在现实中看待问题的方式。而这不是一个老师可以左右的。

我一直都属于对外部世界比较关注的那种人，读高中时，整个班级的思想氛围都比较开放，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当时我们有同学就很关注环保议题，我自己嘛，就什么都关注一些，但没有特定的领域。

我的性别意识觉醒来得比较晚了，作为独生女，从小到大比较顺，家里人也很包容，为我这个女儿而骄傲，属于特别幸运的那一小部分女性。更多也是外部越来越多的讨论在倒逼着你去思考。像我一直比较关注好莱坞，从一个女明星被性侵到几乎每一个女性都经历过的“性骚扰”，不是孤立的“运气不好”或是个别坏人作祟，而是一些很底层的东西就根植在文化里。

现在的学生，不像我们那会儿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关注外部世界，所以后来我想了想，对于班会课后的这个反应也没必要太惊讶，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明年妇女节的班会课，我肯定还是要接着跟学生讨论（性别）的。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讲多久。之前有别的老师在课上讲到单身女性生育权，有家长知道后就去跟学校反映，认为在课上不适合说这个。但我觉得，想要当个好老师，就不能只教课本上的东西。

我是教语言的，我一直跟学生强调语言背后是文化，学语言要带着一点使命感——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听上去有些宏大，但也可以落到很具体的地方，比如你出国旅游，能跟当地人流畅地交流，是不是就有可能消除彼此的一点偏见？

我知道，在目前的现实面前跟他们讲这些会很矛盾。这就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地球村”这个概念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然后近几年，突然一下子，大家就发现这东西如梦幻泡影，很难实现。但我觉得还是要抱着希望，说不定以后就有机会了。

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这两年，我陆续收到了毕业的学生发来的反馈，有女生在微博上@我，说每当她看到和性别相关的新闻发生时，她都会想起这门班会课；也有同学到了大学以后，会一直参与宣传过妇女节而不是女生节。这些学生都不是在上完课立马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个毕业生后来告诉我，这门班会课对她来说就像埋在心里的种子，她认为，在性别议题上但凡能影响一个人的思考，都能多少改变TA身边女性的处境——哪怕被以“开始理解”的态度对待。

来自毕业生的安慰 ©️晨曦

前几届带的学生中有一个男生，他现在在学医，就是他告诉我在CPR上男女之间存在着隐性的不平等。但就在一年前，这个男生还在微信里跟我辩论，当时他觉得“唐山事件”和性别没有关系。

今年妇女节，他向我发来了祝福，他说他不再认为“唐山事件”和性别无关了。他发现大学里女老师的职称普遍低于男老师，即使是一些在他看来非常优秀的女老师，也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这让他意识到了什么是“隐形不公”，也会更多去理解女性的处境。

所以“希望”对我来说是很具体的。我把一些想法传递给下一代，能加深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至少思想上有所改变，也许未来的女性就能够受到更加平等的对待。

尽管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已经prepare for the worst——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看不到改变的结果，但这不意味着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

后记

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晨曦说她上这门课也是为了下一代，我有些惊讶于从一个高中老师口中听到这句话，因为在当下的讨论里，老师好像和“下一代”没什么关系了，与之并排出现的是“编制”“职称”“稳定”“安全”。

晨曦说自己是一个“old fashion”的理想主义者。她还保留着书信沟通的习惯，每次出门旅游就会寄出许多的明信片。过去上大学，她自掏腰包把整栋宿舍收发室里乱糟糟的信件，用漂亮的收纳格整理起来并贴上楼层标签。她还把约翰·列侬的Imagine里的一句歌词印在收纳格后面的墙上：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 the only on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