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的呼吁：技术即政治，科学家应捍卫社会公正

虎嗅注：原文来自 The Atlantic，作者 Kaveh Waddel。本文由虎嗅编译。

计算机学家和密码学家是象牙塔的顶层人物，在学术界，他们的著作无疑是受到尊重的。但对普通人来说，许多理论难免晦涩，这一领域的问题也常常因此显得脱离现实。但是，计算机科学又偏偏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今，从业者设计的监控系统已经覆盖到公共或私人计算机应用的各个领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设计出各种用来保护隐私的工具。计算机科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

至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计算机学教授Phillip Rogaway看来，事实就是如此。Rogaway教授本人所设计的一些工具，是奠定了今天互联网安全基础的重要贡献。上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一个会议上，Rogaway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密码学家们指出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误：让政府建立起天罗地网的监控体系，本身就是对公众信任的一种辜负。Rogaway教授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在自身的工作中捍卫社会公正。

Rogaway教授将政府监控力量日益膨胀带来的威胁比作20世纪50年代的核战威胁，他号召科学家们行动起来，像当初反对核武器一样，对政府监控提出挑战。

最近我和Rogaway教授讨论了密码学家忽略道德层面问题的原因，以及密码学与恐怖主义在国家对话层面日益密切的联系。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出于准确和简洁的考虑略有改动：

问：为什么计算机科学与政治有关？而为什么一直以来这种关系在许多人眼里都是不存在的?

答：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就是政治的，这和我们怎样看待没有关系，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作为科学家或工程师所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没有强调我们工作的社会定位，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工作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而且事实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意识也没法一下子教会。我自己这几年也在教一门有关技术与伦理的课程，而我的学生似乎还是不太能接受“技术的就是政治的”这种观点。我们在课堂上倾向于以自我引导的方式来审视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关注技术如何影响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或小群体，但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没那么清晰了。

问：从您自己来说，是什么让您开始关注自身工作的政治意义？

答：我自己是从斯诺登事件后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那一系列曝光让我看到了我们在工作上的集体失误，在互联网发展为一个监视全人类的庞大体系之前，我们没有做任何有效缓冲。

问：您在论文中将上世纪50年代关于核物理的争论与当今关于密码学的争论做类比，核武器显然是当下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您是否认为监控也是这样一种威胁？

答：是的。当然这两种威胁的本质不同，监控带来的威胁更加间接、微秒。说到核战争，蘑菇云升空这种视觉冲击是非常直观的、非常具有震慑力的。而当我们逐步进入被全面监控的状态，民主的丧失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问：除了核物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以外，还有哪些科学家有这种政治责任？

答：我觉得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有这种责任。很少有科学家所做的事情能够神秘到完全与社会福祉无关。如果你非要排除一些人的话，那么纯粹的数学家这类人或许可以不算。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所做的事确实会重塑整个世界的模样。

问：历史上还有什么科学家践行道德原则而不只是一心钻研学术的例子？

答：我在论文中也列举过一些。Rachel Carson（一位科学家与环保主义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人是科学家中的激进分子，他们不是多数人，但确实存在。还有印度物理学家Vandana Shiva，也是一位反转基因的激进分子，说实话也是激进派物理学家中最出名的一位。激进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在物理学领域，是由来已久的。但是计算机科学家似乎不太容易在政治领域有激进的表现。在“星球大战（即战略防御倡议，是美国在1980年代研议的一个军事战略计划）”的讨论中或许有一些，当时有些计算机科学家认为里根总统提出要建造的防御系统并不具有可行性，因为超出了当时计算机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说科学家在政治领域发声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问：那为什么物理学家尤其容易卷入到政治事件中？

答：我觉得还是因为“曼哈顿计划”带来的历史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活在历史的延续中，而对物理学家来说，这种传统也早已内化了。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大学，在辣椒水事件（指2011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发生的警察向抗议学生喷洒辣椒水的事件）后，物理系是文科院系以外唯一要求学校学监辞职的一个系。不知怎么，我当时一点也不意外。我在物理系的同事说，他们确实会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我想这种讨论在其他理工科院系应该不会有。

问：一个学科频繁参与政治生活，这有什么潜在威胁吗？我想许多人都能接受的是，好奇心驱动了对学术的追问。不过当学术遇上政治，这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答：我的感觉是，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比如有的院系可能表面上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但细究起来，你会发现它有3/4的教职工都从国防部接受了资助，这样，就不是和政治无关了。这和风气大有关系，只是没有引起注意罢了。

问：这跟终身制有关吗？对终身职位的追求会不会让学术界更加关注或更加疏离现实中的重要问题？

答：原则上来说，终身制是可以让那些已经获得终身职位的科研人员更有勇气去挑战权威。但实际上关系不大。当一个教授获得终身职位时，很可能他的世界观已经非常固定了，因此不太可能像他们之前那样关注政治生活。

问：你曾经批评过传统执法系统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ames Comey所说的“隐蔽问题（going-dark problem）”带来的影响。他在本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明，“密码保护正是当今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情报技术的一部分”。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描绘了看待监控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一种是执法角度，一种是监控研究角度。James Corney再三强调的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执法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些观点是经不起认真考量的。这些观点其实又牵出一系列其他观点，首先就是，他认为隐私和安全是互相对立的，而且世界上到处都是“坏人”，加密技术一定会被这些坏人利用，让他们更加如鱼得水。

“我们面临着隐蔽所带来的威胁，”这是James Corney常说的一句话。他把世界描述成一个黑暗、封闭的空间。而我认为这种说法整个就是危言耸听，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类似父亲一样的人物来保护我们，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放弃部分公民自由的权利，但那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我觉得这些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包括隐私与安全对立，包括不让人们使用隐私保护工具就没有危险，包括这样做就能遏制恐怖主义。我不觉得遏制恐怖主义和大范围的监控有什么关系。这种故事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好编造，但国家安全局自己的使命说明书都说了，他们是为“顾客”服务。虽然有些“顾客”对反恐感兴趣，其他“顾客”则有着完全不相干的利益，因此我觉得，监控并不是特意针对反恐而进行的。况且就算是特意为了反恐，效果也不一定明显。

只要是想给信息加密，总会找到办法，不论是不是利用大众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产品进行信息交流都是如此。当加密对普通人来说变得困难时，恐怖分子可不受影响。所以干扰加密的结果，其实只是让大众的在通信中变得更加没有安全感。况且，执法系统也已经有了许多强大的工具。不管是执法系统还是情报机构，如今都有了难以想象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重要信息无法掌握的情况。这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所有人的信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倡导的只是为人们保留那一小部分没有什么威胁的隐私。

问：恐怖分子确实会利用技术作恶，这点无可置疑，那么科学家对此应该怎么做呢？

答：犯罪分子永远会利用技术为非作歹，但是普通人也可能这么做。我觉得这一点谁都没法改变。不过幸运的是，犯罪活动还从来没有能够阻止科技本身的进步。

问：您曾经推举过一些主张抵制大范围监控、也愿意号召其他人这么做的科研人员，那么在您看来道德应该成为科研机构用人的一个标准吗？

答：我觉得一所公立学校招聘教师时，完全可以问一问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怎么看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当然这也要谨慎，比如不能借这些问题来打探政治倾向，测试对方的政治立场是否合自己的口味。不过，公立学校的使命，比如像我们学校这样的州立大学，当然应该包括为社会福祉服务。如果说作为一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不认可这种使命，那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但我还是要强调，考察科研人员是否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一定不能演化成对政治倾向的测试。当一个科学家或者教师还是可以持各种各样政治观点。但有一点决不能有，那就是，“我所做的事对社会没有影响，因此我不需要承担责任”，这话不对。

问：那关于资助的事您怎么看？许多科研经费事实上就是来自负责监控的政府部门，怎么才能避免这一点带来的负面影响？

答：教师本身就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某一笔经费，但打个比方，确实很少有人会说，“我不要国防部的那笔经费”。不过，我确实希望这种情况会多一点，那就是，有人说“我不要那个机构提供的经费，因为我不同意他们的目标”。

问：不过这种情况现实吗？

答：当然现实，前提是你不要国防部的经费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研人员。没有经费，你就没有那么多学生，你也就没法支撑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在计算机科学的某些领域，而且我相信是在大多数领域，绝大多数经费可能还是从国防部来的。我记得我跟一个研究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人交流过，我说你认识的人中有不接受国防部资助的吗，他说没有。而且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不接受国防部经费而能混得很成功的人，因为光靠比如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钱，你根本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在我自己的领域，也就是密码学，如果只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可能也够，但你应该就没法拥有一支有十来个学生的科研队伍了。

问：您的论文和演讲都对您领域内的同行很有批判性，从您的论文发表以来，他们对这样的批评又是怎样反应的呢？

答：我收到了很多反馈，而且几乎所有反馈都是表示支持的。甚至是那些所做研究跟我的观点有直接冲突的人，也很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相信，我在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已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只是不常有人说出来。我收到了大量表示支持的邮件和感谢信，基本上没有表示反对的，不过也可能是那些反对的人没说，谁知道呢！

问：那您觉得媒体在报道这些问题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首先，我认为新闻本身就受到监控的威胁。其实记者没有为自己争取更多保护隐私的渠道和工具，我还觉得挺意外的。

这或许是调查性新闻衰落的一种表现，愿意做深度挖掘的记者越来越少，记者对揭露事实也不再那么有热情，比如许多记者本身就是受到监视的，还有你们的大多数采访对象也都可能没有能力去对抗现代的这种监控技术。

而且在当今世界，记者没有机会采访到敢于直言对政府侵犯个人权益的人，我觉得这极大地妨碍了民主的作用。我觉得没有健康的媒体，就没有健康的民主，而没有保护隐私的能力，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媒体。

隐私不仅包括你说什么，还包括你跟谁说。如果对于记者采访的每个对象，他的重要性、谈话时长、接触频率等等，都能被成百上千的分析员用一个像谷歌一样的搜索工具搜索到，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新闻也就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