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热钱来了，青年导演的处境更差了

作者：黄周颖

上海电影节行程过半，影业大佬、媒体记者们穿梭在各种论坛、“XX之夜”上，人人都在谈论如何利用互联网改造电影业，怎么能买到更好的IP以及IP如何变现，“资本”“热钱”“泡沫“成为关键词，在一个名为票房如何“超美”的论坛上，李安导演用一句“我们能活这么长，急什么？” 给正在”大跃进“的中国电影人泼了把冷水。

在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创投环节中，宁浩导演背后的的坏猴子影业新星导项目拿出了15万奖金给获奖的青年导演牛涵。

娱乐资本论找到宁浩导演聊了聊，他穿着蓝色的T恤衫，一改媒体圈传说中“很难聊”的状态，谈兴正浓。我们从洋务运动聊到海洋文明，从宇宙大爆炸聊到正在筹备拍摄的刘慈欣科幻作品《乡村教师》，他称之为“疯狂外星人”项目。

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我们同样谈到了热钱、资本和IP，宁浩对此非常清醒，他说他的坏猴子工作室永远不会买IP，而相比自己出来拍电影时的市场，现在的青年导演在看似热闹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可能反而处境更差了。我们还谈论了一百年的历史里中国人如何时时刻刻准备“超英赶美”，而现在的中国电影真的只剩学习好莱坞一条路吗？

以下为宁浩自述

可以吃西餐，没必要做西餐

大家都知道，我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受惠于刘德华先生最开始的300万基金，所以我一直对青年导演有一种想要帮助他们的原动力。6月底，我们坏猴子工作室会推出一个青年导演计划，这个计划我们筹备了一整年，也是坏猴子从导演工作室向平台化转型的开始。

对坏猴子成立的意义，我摸索得越来越清楚。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拍电影其实只是手段，拍电影不是目的，比如我不拍电影了，我可以去画画，去写东西，做生意，但我发现到最后做的所有东西，背后都是需要富含价值观的。作为一个有价值观的产品，在我看来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产品，这是我区分娱乐产品和文化产品之间的差别。

坏猴子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叫做创造，因为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刻，我觉得往往是创造，创造和破坏这两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推进世界发展的方式。

中国在一个巨变之下，我觉得多谈一些创造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一直认为这一百年来，中国历代的伟人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一种强烈的自新和要加入世界先进行列，摆脱落后形态的进程中。

一百年来，我们所有的伟人干的都是这一件事情，都是这一件事情让这艘大船掉头然后走向现代化，最初从器物上改变，到逐渐地深入到生产力结构，再到现代的思潮和民主意识觉醒，变成今天，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叫生产力转型，我们摆脱了从农业控制生产力然后进入到工业化的现代城市文明，这是创造的力量。

第二是本土性，我一直坚持要做本土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中的任何一个类型都是与他本土有紧密联系的，而不是我们，由于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不同的土地属性，其实会导致故事有不同的形态，而类型也不会与别的土地上的类型相同，所以本土性是特别重要的。

有人问我这是因为害怕美国的文化输出吗？我并没有这样的文化焦虑症，就像我会买进口的东西一样，看好莱坞大片能填充我的娱乐时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我可以吃西餐，没有必要做西餐，做本土类型原创需要勇敢，需要尝试，需要向死而生，需要抱着必输的决心去做“创作”这个事情。

第三我觉得当代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不迷信经典。我以前是学画画的，不断地受到“经典”压迫，受到“过去”的压迫。当成为经典的一部分，它就已经变成标本，它是一个失去活性的东西，我尊重“标本”的价值但是我不能拿它来指导和反映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我反对照搬传统经典。

核心的来说，我觉得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输出和表达，表达者要了解自己表达的是什么，而且你可以不仅仅通过这一种渠道去表达，我希望永远在表达我的价值观。

热钱飞来飞去，对青年导演是个考验

2012年，我与程耳导演合作了电影《边境风云》，这是我第一次做监制，有所收获，加上我之前得到刘德华先生的资助，这两件事都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继续这种力量去帮助其他的年轻导演，产生新的血液，虽然不是说他一定需要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类似品味的作者可以团聚起来。就能够更大面积和范围去表达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坏猴子的平台化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平台只是说吸引来大家有类似见解的人，有差不多大家能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伙伴，但是这个仍然是平台，平台也鼓励大家都去表达，每一个人都去表达。然后来把我们类似的这种声音扩散出去，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我这样类似价值观的导演不仅仅是我。

坏猴子的愿景希望是做亚文化的第一品牌，我们并不想做主流文化的大品牌，我觉得亚文化是一种保持先进性的方式。你处在一种就是说亚文化的状态之下，你其实是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我特别喜欢传奇影业，我会觉得他们会很有个性，特别精准地定位于它的亚文化群体，在这个亚文化群体当中把它的美学做到极致。

很多时候，我是让自己再变得不主流一点。我从来不在乎最广泛的市场，也不受到他们的诱惑，如果我有诱惑，早年就去做生意了。

我们现在很繁荣，有很多热钱，这一方面对产业是有帮助的，如果都没有市场，没人看电影，也就没那么多电影，没有钱就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产业，也就不会提高质量；但另一方面热钱太多的时候对于工匠精神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你太难考验这个人的定力了，那么多的钱飞来飞去，明天就让你做，后天就怎么拍大片，然后怎么怎么样，拼命地给你加码，我觉得东西还没做好就上市，武功还没练好就上擂台。有的武功真的是要在小片里面练的，某些武功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能练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长远发展和看待这个事情的眼光才行。

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一点蛮复杂的，有一种诱惑。这种外界的诱惑和乱可能是所有这些青年导演最大的问题，容易在方向上迷茫和受到诱惑影响。因为困难好过于迷茫。虽然有阻力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好过乱七八糟地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的迷茫。

买IP的人更焦虑

在这个“乱时代”，我一点都不乱，我很清楚我自己还是要去哪里，我的思路很清楚，我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公司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公司和我个人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都分得非常清楚。我只做我会做的事情。他们有人跟我说，“你现在做得也够晚的”，我说不晚，我只是想清楚了再做。因为对我来说，慢就是快。

任何一个事情的培养，它都有一个长线的考虑，就像我们说对于新导演，我们并没有说，新导演来你就来赚钱，我说那你要来拍电影，第一重点是你可以做一部电影。我现在跟我合作的新导演都说，“兄弟们第一部不要赔太多了，控制好你的成本。”可以赔一点。没有关系，我是有这个心态的。

任何一颗树要长成，是需要时间、精力和周期的，如果你没有一点它可以不挣钱的心态，我不觉得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任何东西的养成，学会和慢慢成熟都是有一个发展阶段的。

对未来的新导演，我的态度也是不用着急，没有要求你们一定要挣钱，挣钱是操作者的事情，而不是创作者的事情，就像我今天颁奖的时候，看到获奖的新导演，我感觉到一种这个导演很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最有价值，卖不卖钱不用考虑它。那个最有价值，把你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就好了。

在创作上我一如既往地焦虑，一直都在焦虑，因为创作就是一个不停的，是一个探险的过程，不停地在试水和试险。

但创作的东西跟这个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给你十个亿你写出一个好剧本来？你买都买不回来。很多人和公司很有钱，但是也不见得能写出好东西来，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更焦虑，比如说刘慈欣我特别尊敬他，《乡村教师》的拍摄我筹备了很久，最近才算想清楚了到底怎么拍，我会更愿意跟刘慈欣合作，而不是买他的IP，或者我不视为说买他的作品叫做买IP，坏猴子永远不会买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