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李安

文/ 罗立璇

在李安的家人看来，有两个不同的李安，讲中文那个是他们熟悉的，但是只要他一讲英文，就变成一个陌生的“西方的李安”。这种不同也存在于他的电影世界。

李安今年62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耳顺之年”的人生阶段。但李安的人生经历远比孔子所能想象的更为复杂。

李安所接受的教育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阶段，两种文化都曾对他的世界观留下深刻影响，他的电影也有东方和西方两种题材，当然都要接受两个市场的品评和票房考验。

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李安的电影主题也从人情过渡到人性，东西方文化也逐渐走向平衡。比如他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宿命的探讨。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一个讽刺意味极强的故事。如果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那么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失真的战场。李安用一群毛头小伙子告诉了我们：直面战场，人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无论如何选择。

关于宿命，李安说他一直痴迷于去想“人和老天爷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佛教讲因果循环，印度教讲业报轮回，这是一个内核十分东方的想法。西方思想少有宿命论。马克思·韦伯曾经提过一个说法是，千千万万漂流到新大陆的新教徒奋斗不息积累财富，就是为了去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李安同时又是西方的文化和艺术形式理解运用的佼佼者。好机器（Good Machine）的制片人杰克·夏莫斯（Jack Schamus）从李安的第一部长片《推手》开始就一直和李安合作。杰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觉得李安对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共情，在这之中甚至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

去探讨东方与西方各自给李安带来了什么，可能更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李安的作品究竟想说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总的来说，东方让他的心里郁结了一些东西，他在西方找到了出口，但回过头，其实内核还是东方的。

11月6日的中午一点半，他带着26岁的儿子李淳和25岁的男主角乔·阿尔文准时出席了他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北京柏悦酒店的发布会。李安穿着深蓝色格纹西装、白色西裤，依然是以前微微带笑的样子，只是头发已经全白了。

主角比利在片中面临退役回家还是继续战斗的选择

李安的东方主题：对父权与秩序的叛逆

东方世界观反映在李安的电影中，是从父子关系开始的。这几乎是李安早期电影唯一的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五伦展开。父子相处历来难度极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体系中，“父子有亲”以子对父的绝对认同和服从为基础。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达不到父亲的期望，也就背离了传统道德体系的“好儿子”标准，同理，背离父亲期望的成就算不算成就？恐怕连自己都会心生怀疑。

在开始学电影之前，李安的人生鲜有成就感。作为在家中承载了最多期望的长子，他并没有走家人为他设想的道路。他考上了重点高中台南一中以后，成绩就排在班里二三十名，而他的父亲是在整个台湾都小有名气的教育界的名人。在父亲殷切的期盼下，他踏上了补习的道路。第一年考大学落榜。第二年复读还是落榜。

放榜那天，李安看到成绩，一气之下跑去了海滩，被弟弟找回来以后吓得全家人不敢惹他。现在想来，这件事非常有戏剧感。再以后，他进了艺专的影剧科，从此和父母期待的道路越走越远。他在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是这么说的：“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所谓的升学主义、考大学，除了培训基础知识和纪律外，对我毫无意义。”

在那个时代，这条路不为父亲所认同，包括成就。李安的父亲在他的第二部电影《喜宴》拿了金熊奖之后，还问他能不能改行。“就像杨德昌得了奖，他妈妈还在说：‘你今年几岁啦，拍了几部电影，可以找些正经事做啦！’”李安在自传里举了这个例子。

“父亲”这个角色对李安的特殊意义被无意识地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拍了《推手》里面父亲面对新世界的无所适从；《喜宴》里面父亲对同性恋儿子的妥协；在《饮食男女》里面，父亲甚至脱离了父亲的角色，转头就和年轻的妻子进入了新生活。他准备拍《饮食男女》，制片人夏莫斯说：“哎，我们可以搞个父亲三部曲！”他才意识到，他连续三部都在诠释父亲这个角色，也在描述儿子的凄惶。

朗雄在《推手》中饰演面对中西文化冲击的父亲

李安在父亲三部曲里面消解了他对父亲的愤怒和困惑，也完成了他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叛逆。

在以三纲五常为纲领的中国文化中，几乎找不到人与组织的关系，具体到每个组织中，规矩以及其背后的秩序几乎都难以言说，这成为李安要在电影中消解的第二个块垒。

李安在台南长大。他从小被两种文化撕扯：外省中原文化以及日式本省文化。身为父辈才从内地迁往台湾的“外省人”，家里管的比较笼统，只要孩子读书好、孝顺，就可以；但是本省教育觉得，“打你才尽责、爱你才管你”，当学生不遵守学校条条框框的规定时就会体罚，让李安从小在学校挨了不少打。

到《卧虎藏龙》，他开始挑衅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用俞秀莲和玉娇龙两个角色所代表的情感与性欲来挑战李慕白的道德感和超然世外。

李安与父亲李昇

西方世界的李安：一个电影人的释放

为了能继续电影之路，李安和父亲达成了一个协议：读完艺专就留学。在1978年至1984年期间，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大学拿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李安的弟弟、当年把他从海滩带回来的李岗曾经在接受台湾记者的采访时提到，李安一讲英文，就有一个他不熟悉的“西方的李安”。

李安曾经就读的纽约大学Tisch学院外景

专业的西方戏剧和电影教育，让李安更加自信。关于电影的一切，他都能说的很干脆利落。比如他说自己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只要是看过的人，没有人会说李安不会拍电影的”。

《分界线》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学生作品，以至于当时经纪人决定找制片公司投资，让李安能拍成长片。而经纪人失败了。李安等着消息，进入了那段著名的“六年窝居”，期间没有拍任何片子。但是这期间他依然在反复地写剧本、改剧本，甚至到片场卖了一下力气，总之，还是在干电影的事情。

后来，他终于在台湾“电影局”和“中影”的帮助下，在美国成功地拍出了《推手》和《喜宴》，以及在台湾票房不太好，但是在西方很受欢迎的《饮食男女》。

相比其他华语导演，李安的中国故事更容易为西方世界接受。李安在拍《喜宴》的时候，就被英国人被夸过他是“冷面笑匠”，有“Dry sense of humor”，一本正经地把人逗得前仰后合。这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一种幽默感。被英国人这样夸奖，再到后面和好莱坞的六巨头制片公司之一成功拍了一部属于英国的电影《理智与情感》，让李安觉得自己“拍片还算罩得住”，多年以后都还能将夸奖他的原话复述。

他在《比利·林恩》的媒体发布会上说过：“我希望我永远是电影系的学生。我喜欢拍电影，也喜欢学电影。你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了一个窍门，又得到了十个问题。”在解释为什么要用120帧的时候，李安给的一个理由和个人成就感相关：“一个技术如果一两个月就可以研究出来，我就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要研究一两年，我就觉得非做不可了。”完了他还自嘲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种劳碌命。”

他在采访中曾经说过，电影才是他的世界，他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远不及对电影世界的了解。他对自己的电影世界有着极佳的掌控。比如，在早期，他很清楚他的电影属于中国的主流院线、西方的艺术院线。所以他去参加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一样，他也通过拿奖，让自己的电影终于能成功被华语市场注意。

他了解西方的标准是什么，在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再变花样。当年《卧虎藏龙》演员的普通话有口音，被台湾观众批评。他们认为这部片子是为西方观众服务的，因此才没有在口音上下功夫。

李安认为公平的说法是，他的片子需要西方眼光的检验，西方戏剧教育是他的本行，他知道什么能通过西方艺术院线的标准、提升华语片的品质。作为一名东方导演，他从未背离西方戏剧的严格要求。

李安不愿意被定型。于是在拍完了父亲三部曲以后，他转过头就接了风马牛不相及的《理智与情感》。再接下来一共也只拍了两部华语片。他总是想拍些新东西，不管是题材上的，还是技术上的。

李安在内容上没有多少禁忌。可能因为度过了一个受限的成长历程和艰难的职业开端，让他对个人面对命运的挑战的议题更加着迷。2005年的《断背山》是一部真正拍同性恋人之间动人真挚故事的电影。要知道，美国正式承认同性婚姻是在2015年，可以说，自从李安成功地拍出《断背山》，并拿了奥斯卡奖，对同志话题进入中美媒体的主流议题功不可没。

西方教育，给了李安明确的技巧和标准；而西方人，也是最早承认他才华的群体；西方的电影奖项，让李安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成名，从而开启电影事业。西方为李安提供了真正成为一名电影人的所有条件。

电影《断背山》

宿命以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多时候，李安镜头里的角色对自己的命运似乎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是《断背山》里杰克和恩尼斯苦恋的20年；还是《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为了向俞秀莲告白，放弃了用来飞升得道的那口气；或者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主角派与老虎的斗争（一说是理性与野性之争），都有着某种不可避免和无可奈何。

对李安而言，命运可能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刚从电影中获得了在青少年中鲜有的成就感，毕业以后就这么停滞了6年。于是当他好不容易能拍电影了，就一口气拍了“父亲三部曲”，紧接着就下定决心拍完全不同题材的片子转型。当命运不顺的时候，他也彷徨过，但最后还是扛了下来；以后电影的路走得相对顺了，反正也挣扎惯了，他就真心去做自己喜好的事情。

他自己经常说，他对电影以外的事物都不太灵光，甚至不会用智能手机，但是如果是和电影相关，“那么我马上就学会了”。而且他平时“一拍片就精神了，没片拍就陷入忧郁”，老是长吁短叹，连太太都让他赶紧出门找片子拍。这可能也是对自己天赋的认命：这辈子，就干这么一件事了。

李安经常被问选角有什么标准。他总是说：“主角要像我。”《比利·林恩》里的比利像他，《少年派》里面的小男孩也像他，玉娇龙、王佳芝，在某个层面上都像李安。这些角色都有着自己的情和义，在面对宿命的时候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少年派》里表达了对人性与宿命的思考

在《少年派》的开头，派想给老虎喂吃的。派的父亲看到后，就给派上了一课，让派亲眼看到被关在笼子里饿了三天的老虎是怎么吃掉一只山羊的。父亲用这种血淋淋的方式祛除了派的幻想，告诉他现实是残酷的。在派遭遇海难以后，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让老虎先吃饱，他才能活下来。李安说他想在《少年派》里面展现男孩子怎么失去纯真、成长为男人。

他在东方习惯了妥协。但到了西方，又产生了对抗争和梦境的渴望。李安在接受柴静采访的时候说，在日常生活中，他是隐忍的俞秀莲，但玉娇龙在结尾的一跃而下才是他梦中那份让人心惊的浪漫情怀。

李安对宿命的体验都体现在了他的电影里，他给我们展示了生活里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命中注定，就像派不得不在海上面对生存的残忍、俞秀莲和李慕白互相倾慕却碍于礼教不能结合。

但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宿命以外人能拥有的东西，好比《色戒》里王佳芝对爱情的心软、让比利选择回到战场的兄弟情；而对于李安而言，大概就是艰辛地制作他心里最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