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看这些年联通喝下的几杯鸩酒

文 / 宁宇，作者微信公众号：尚儒客栈（CMCC-ningyu）

最近中国联通股票狂涨，原因就是混合所有制。9月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有了新突破；10月初，联通就发布公告称，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看来，联通已经被纳入到国企混改的第一批试点当中。

混改能不能救联通？这个近期热议的话题，让我不由得想起很多往事。作为改革先锋，联通吃的螃蟹真不算少。其中，不少貌似灵丹妙药，最终却被证明是昏招。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联通短期有刺激，长期却有毒的招数，希望以史为鉴。

“中中外”

“中中外”这个词，可能很多年轻人从未听过，但对不少老同志来说，这是个会让心中一紧的词。

1995年，联通正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资金饥渴期。可能有人会说，联通现在也缺钱。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巨大区别。

在20年前，联通才刚起步，完全没有造血能力，尽管有电子部、铁道部和中信等15家大股东撑腰，但对于动辄数百亿、上千亿的通信网络建设投资来说，注册资金那点儿钱，真是杯水车薪。

“中中外”模式应运而生。

为筹集资金用于通信网络建设，联通采取了当时非常创新的特殊融资方式：由联通股东单位所属的一家中方企业（或各级地方政府下属企业），与境外公司设立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后者再与中国联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

合作由合资（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在一定区域内联合投资通信网络，建成后由联通公司经营，双方在一定时间内，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现金流（包括折旧费、入网费和利润）。这一项目的执行期，通常为15年。

这就是“中中外”模式。

据媒体报道出来的统计数据，“中中外”模式在各地的总投资规模，高达618亿元人民币，实际融资约为10亿美元。这笔巨资，让联通的建设资金缺口迎刃而解。

虽然当时邮电部及不少业内同行，都对它保留看法，甚至指责批评，但联通人士一致认为：这都是羡慕嫉妒恨，是在打压我们。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中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

投资主体模糊，产权结构不清晰、不统一，让联通多有掣肘，虽然有了钱建了网，但发展的速度却远不及预期。不但净资产增长慢，资产负债率高，最关键的是：投资分散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一张完整的通信网络。

在此过程中，大批境外投资者借机入局，以跟联通的合作为幌子，绕开政府监管成功进入中国基础通信市场，联通却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应有利益，也无力照此模式继续发展。

最终，在1998年，“中中外”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判为“违规”。

既然是违规，就要清理。联通提出的是“退还本金并适当补偿”，基本是把外方的投资作为理财产品（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理财）来处理；而投资者认为，按国际惯例估值，联通应该为这种违约行为，付出高于本金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赔偿。

其后，是一段艰苦漫长的谈判拉锯，各种台下与台下的对抗博弈。套用网红泳将傅园慧的说法，鬼知道那段时间，谈判人员经历了什么。

最终结果算是喜忧参半。喜是最终所有投资者都签署了协议，所有“中中外”项目都完成了清理；忧的是联通上市工作为此延后了半年多，而本来就“钱紧”的联通，还要在上市融资前完成赔付。

那么这笔钱谁出的，怎么操作的？嘿嘿，很多老同志们都知道，我就不爆料了。

CDMA

当年，第二代移动通信有两大阵营，一个是欧洲的GSM，一个是北美的CDMA。

在专业通信技术人员眼中，CDMA的表现更先进，只是成熟度方面稍差。因此，在中国联通成立之前，原来邮电部是希望等待CDMA成熟之后，以其为标准建设第二代移动通信网。

然而，联通成立后希望大干快上，选择了GSM。这下邮电部急了，推翻了坐等CDMA的策略，按下了GSM的发射按钮，于是31个省热火朝天地和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卡特、意大利意达太尔等厂商交流起来。

这边GSM启动了，那边CDMA也没闲着，只不过，经营主体不仅仅是邮电部门，还有军队参与其中，而且这其中还牵扯到复杂的中美关系。133长城网采用CDMA技术，算是邮电部和军队联合经营，而且双方的合作是区域性的，在组网方面并不完善，因此也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仅仅以“试验网”的名义存活下来。

1998年中国宣布全面禁止军队经商，133长城网自然也不能再这样试验下去，给谁呢？移动自然想接手，联通也有强烈意愿拿到CDMA。

此时，中国联通的一把手已经换成了杨贤足，与他一起到联通的还有石萃明、王建宙等一批老邮电。这些经验丰富的领导让联通在运营方面更专业，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此前积累的知识和信息，对CDMA的技术领先性有充分的认识。

因此，联通的决策者认为：如果能将CDMA网收入囊中主打高端，再利用可比移动价格低10%的政策主打低端，就能形成对中国移动的夹击之势，获得市场上的主动地位。

在联通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CDMA最终花落联通，当时联通上下群情振奋，认为终于有了能和移动掰手腕的武器。

然而没过多久，联通就发现，一边是GSM嗷嗷待哺，一边是CDMA需要建网，需要拉动产业链，自己的资金太过捉襟见肘，要同时发展CDMA和GSM两张网，完全是力不从心。但要它舍弃已经扎稳基础的GSM业务，或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手的CDM，专注一个网络，也难以下定这样的决心。

最终，联通费尽了心机，砸了大把的银子，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所看到的，两边都要顾及，两边都没发展好。

“左右互搏”的说法由此而来。

后来，很多联通人都说CDMA是国家派下来的。这要么是不知情，要么是忘记了当年哭着喊着要长城网，以及拿到后欢欣鼓舞的场景。

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

虽然中国联通在3G时代拿到了最好的牌照，但国内移动通信市场迅速发展到4G时代，让联通好不容易形成的优势被迅速打掉。

在这样的形势下，联通高举创新合作的大旗，积极与互联网公司展开合作。后向流量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比如最近颇受关注的腾讯大王卡。

这个业务的一个核心卖点，是用户只需要花19元，就能获得所有腾讯应用的定向流量包月。低廉的价格，与互联网概念的结合，让它一经推出，就能收获了数不清的赞。

这并不是联通在后向流量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之前，联通与优酷、腾讯两家视频都有合作，用户只需要花15元，就能获得定向视频包月。

但除了这些点赞之外，联通还获得了什么？是增加了客户规模还是增加了业务收入？

目前来看，似乎都没有。

近几年来，后向流量都是业界讨论较多的模式，它指对使用业务的客户免费。或者收取包月功能费，相关费用由提供内容的互联网企业来支付。

付费方的转换，意味着客户有了更好的体验，但互联网企业作为大买家，购买后向流量的费用，就需要有批发优惠。在事实的操作中，后向流量的价格经常是超低折扣，批零之间的利差甚至形成了另一种“流量转售市场”。

因此，这些业务虽然给移动和电信带来了竞争压力时，但也对联通自有客户和收入产生了冲击。而且，由于流量单价的迅速下滑，对行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也有人说，联通已经完成了网络建设，有冗余的资源，因此降价是为了提高网络利用率。但如果这样说来，是不是说明联通的网络建设规划过于超前，投入了过多的资源和资金？

这对于一直缺钱的联通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事实上，联通与互联网公司的“深入合作”，还远不止后向流量。

比如大数据。

运营商手中掌握的，不仅仅是实名的客户资料，还包括用户的通信行为、消费习惯、活动区域，甚至可以从用户的业务使用记录和账单中，分析出客户的价值和偏好。这些，都是互联网企业梦寐以求的海量信息源。

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建设和运营，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都远超于其他行业，是名符其实的“金矿”。

当前，与互联网企业在大数据方面开展合作，已经成了运营商创新的新噱头，很多人高高兴兴地把数据拿出去，看着互联网公司从中挖掘出亮点和新趋势，都非常兴奋：谁还敢说我们没有大数据，你看，我们的大数据产生价值了！

可还是那个问题：运营商从中收获了什么？

也有人说，数据存放在运营商这里，产生不了价值，倒不如开放出去发挥作用。

的确，将数据和信息开放，本身并不一定增加更多的成本，却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是好事。但是不是应该在向社会向外界开放之前，先通过运营商人自己的双手，去开采去发掘这些数据对运营商应有的价值呢？

结语

好的合作，会变成双赢，双方通过努力，把蛋糕做大，使各自的目的均能实现；但如果不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合作中的问题甚至是陷阱，那贸然的合作，更大的可能是以吃亏收场。

利用“中中外”模式，国外投资者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联通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是联通并没有快速成长起来，蛋糕没有做大，反而为化解矛盾付出巨大代价。

CDMA是一张好牌，至少是优劣参半。但当时联通只看到了拿到这张网络的好处，忽视了可能的风险以及资源投入，最终让自己进退两难，两张网一张都没有发展起来。

如今，互联网企业代表先进生产力，对于运营商来说，短期要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壮大自己的客户规模，增加自己的营收；长期是通过合作强身健体，提升运营商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能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出售资源，那必然坐吃山空。

卖了牌照，卖了客户，卖了数据，运营商还能剩什么？更可怕的是：有的运营商人视互联网企业为救星，以为只要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就能继续过躺着数钱的好日子。

我是非常希望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的。但我认为，在合作中运营商要有狼性，有与狼共舞的心态和能力，至少有那么一点点血性，在合作中学习、锻炼、成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指望别人搭救，短期来说是利好，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长期来看，能否通过合作获益和发展，还是要靠自己。

我说的，可不仅仅是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