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雄安还躺在文件里，顺丰已经改变了这座小城

文| 波波夫

清明回乡期间，一大波新闻滚滚而来：先是涉及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成立，当晚一位朋友驱车南下，扫遍白洋淀环湖楼盘，最终空手而归，只博得朋友圈点赞满屏。接着，北京披露未来五年供地计划，给楼市的炉火又泼了一勺凉水，「京沪永远涨」的绝对真理降级为「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相对论。

在我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家乡，房子依然是绕不过的话题。

顺丰机场项目落地后，不过两个多月光景，小城房价在春节前后，就从三四千跳涨到五六千元。关于顺丰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投资一千亿、创造三十万就业岗位、货运枢纽、国际航空港。顺丰就像暴雨之后的彩虹，挂在小城的天空，美丽得让人难以置信。乡亲们比顺丰创始人王卫还期盼着飞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

遗憾的是，机场征地拆迁并未催生一波千万级富豪，毕竟每平方米一两千元的补偿价格，只够在市区再买一两套普通商品房。但这足以让开发商喜上眉梢，数万村民即将告别村庄，变身城里人的第一步，毫无例外的就是买套房子。

房子成为最合时宜的聊天话题。亲戚朋友见面，都在问买了没、涨了多少。靠近机场规划用地方向的城东，滞销多年的商品房被抢购一空，年前差点跑路的开发商又生龙活虎起来，带着三五保镖出门的老板们，安然检阅着路人艳羡的目光。甚至还有销售期房的开发商公然撕毁合同，要求客户补缴上涨的房价。这让本地人更加不敢买期房，尤其是本地开发商的期房。

早在这轮房价大涨的两三年前，席卷全国的房地产潮流便已奔腾至小城，低矮的建筑被密集高层住宅取代，城西的山丘原本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如今被一圈高楼围住，不复往日雄伟，反倒像一座盆景。

过去，本地最高的建筑都是政府部门或银行所有，如今统统让位于商业住宅。虽然公务员和央企职工仍然是本地最诱人的工作机会，但一如私人住宅垄断着小城的天际线，去顺丰工作成为当下最火的小城梦。

顺丰之外，临水概念依然是开发商第一大卖点：沿长江一线和环市中心湖泊的楼盘，正是本地的黄金地段，高端住宅扎堆，所谓「有权的住湖边、有钱的住江边，什么都没有的住中间。」学区房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围绕着省重点中学一带的小区，房价傲视全城。拥有一套学区房成为许多小城居民一生的奋斗目标。知名开发商依然享有品牌溢价的红利。恒大在城东新区某项目开盘七千多，比周围的项目贵了两三千，申购者依然趋之若鹜。

当一线城市都在忙着出台房产限购政策时，许多地方三四线城市政府还在为如何去库存、如何拉高房价而苦恼，毕竟，房价就跟GDP一样，已是许多地方经济的门脸，衡量一地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房价也是许多家庭多年积蓄的蓄水池，对抗M2、通胀利刃的盾牌。在这座小城，绝大部分家庭都拥有至少一套住宅，房价大涨固然让人苦不堪言，但大跌却是决然不能接受。

雄安新区宣布成立当晚G4高速一片拥堵，顺丰机场落地满城翘首以盼，这并不是这个国家丧失斗志的折射，相反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自由化结下的果实。

当北上广的瑞秋、麦克们感叹三十多年前深圳建特区大家都是奔着创业南下，而如今雄安建新区大家都是冲炒房而来时，他们其实忽略了二者的一个重大区别：当下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民间也形成了可观的财富规模。胡润财富报告统计，早在2015年，中国10亿身家的富豪人数即超过美国，日益强劲的海外旅游热和海淘热也反映出中产阶层的壮大。

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成熟的一系列重要标志正是，经济结构在稳定，创业机会在减少，人们变得各安其分。当整个国家都在从打工者向投资者转变时，对个体而言，房子无疑是最为便利的投资工具，而炒房顺理成章成为一门人人都必须掌握的经济学。这里既有中国人对不动产的特殊偏好，同时也有投资渠道狭窄的现实因素。

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正考验着每一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创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挤破脑袋上湖畔大学；并不是每一个领域都需要互联网去颠覆。偶像终究要面对黄昏，成功学的疗效不用三个疗程便知真假，当年兜售打鸡血的如今又叫卖鸡汤。买房的、没买的，谁都无需傲娇，谁也无需懊恼，崔健说过：只要天安门上还挂著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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